红军毛儿盖筹粮——一、四方面军解决粮食纠纷——一方面军干部警惕张国焘的拉拢——夏洮战役计划的制订——沙窝会议——决议强调团结——政治路线之争——张国焘向中央摊牌——中央政治局和红军总部的人事调整——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北上——毛泽东的担忧
1935年7月，除了前方的红一军团和后卫的五军团有些战事，红军大部分处于休息状态。据童小鹏日记的统计，本月行军9天，休息了22天。对一支连续行军一万多里疲劳不堪的大军来说，确是难得的喘息机会。
休整期间的主要任务是筹粮。田野里的青稞已到收获季节，7月18日，红军总政治部下令收割藏民田里的麦子。并作下列规定：
（一）各部队只有在用其他办法不能得到粮食的时候，才许派人到番人田中去收割已熟的麦子。
（二）收割麦子时，首先收割土司头人，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去收割普通番人的麦子。
（三）收割普通番人的麦子，必须将所收数量，为什么收割麦子的原因等（照总政所发条子）用墨笔写在木牌上，插在田中。番人回来可拿这木牌向红军部队领回价钱。
（四）只割已成熟的麦子及其粮食，严格禁止去收割未成熟的麦子及洋芋等。
命令一下，各部队纷纷行动起来。田野里一片繁忙景象。由于上级规定每人要完成三十斤的任务，也就顾不得是谁家的麦子，麦子成熟与否，只管先收了再说。为此林伯渠部长特别规定：“湿麦三斤抵一斤。”第一阶段筹粮（7月5日—8月15日），收麦连同搜索，共得73万斤。这已是尽力而为，但对十万大军来说，仍是杯水车薪，不够几天吃的。
聂荣臻元帅回忆说：“在饥饿中，能吃到一点正经粮食就不错了。蔬菜简直谈不上，能吃到一点豌豆苗那就美极了。我还记得有这么一件事，警卫员弄来一些从一面破鼓上剪下来的牛皮煮着吃，还开玩笑说，颇有点象海参的味道哩！部队到了毛儿盖，粮食情况才比较缓和了。因为毛儿盖周围是个农牧区，土地肥沃，青稞比较多，蚕豆长得很高，藏民养的牛羊也不少。当然，对当时那么多部队来说，仍然只能救一时之急。”
原红四方面军战士宗国治回忆：“毛儿盖本来是一个很小的番区，数百人家，地方很小，拥挤了无数的部队，当时准备干粮是我们全军的中心紧急工作。但该地粮食缺少的很，又值春禾未熟之期，任务是这样的艰巨迫切，怎么办呢？后来就决定采集未熟的青稞麦穗，每天早上八点钟部队全体出动，到麦地里采集麦穗。我们没有任何工具，只得用手指甲将麦穗掐下来，用火将麦芒烧掉，用手搓出少得可怜的麦粒来，再用锅炒干，作行军的唯一食粮。采来的麦穗是作为行军用的，所以我们当时不敢吃，只有采能吃的野菜充饥。记得我连在马塘山担任警戒时，打了一只野牛。全连每人都分了几两牛肉，我们班分了有一方尺大小，大家围了一堆火烤着吃。我那时13岁，未吃到牛肉，和班长争闹起来。（在采集干粮时这样的纠纷很多）后经指导员把班长和我都叫去，解释了一下，问题解决了。”
部队闲的时间久了，难免要生出些是非来。一、四方面军之间为粮食问题发生争执，成为当时的主要矛盾。例如7月18日，红一军团因驻地转移，1师在毛儿盖存的一批粮食由30军88师接管。后来一军团政治部主任刘晓去要粮食，遭到拒绝。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立即发电报向总部反映：
在毛儿盖附近所收集之粮食，截至15日止，除各部队带足十日外，得储约在十万斤以上。最多为1师驻地。当1师出发时，仅一部成仓。88师政治部及直属队驻在该地区，并要其看守该地区粮食。我于昨日派地方工作部长前去88师政治部，要其协同办理该地粮食，以便报告军委，但被其拒绝。告之此地粮食均应供给前线。今日没去信，去人说明统筹分配，仍要清理亦被拒绝，并给刘晓同志得以难堪。我以其组织上不清楚，与之解释亦不了解，故将刘晓同志撤回，勿与争执。现已清理存储约五万斤左右，连日前线运去粮食不少，请先念同志查明。30军各团现有粮食若干，照规定现差若干，如已进足，望通知88师政治部主任将驻地之粮食清理成仓。以便计划继续供给前线和后续部队。并须尊重军委统筹分配原则。否则各自为政，先头部队觅食易，后续部队则困难。
朱德、张国焘接到电报，非常重视。第二天立即致电30军政委李先念，要他处理此事。电报指示：“望先念令88师政治部依照军委筹粮与分配的电令执行，在毛儿盖暂由一军团政治部统筹检查分配，其他不应拒绝。”发报时间是19日14时。但在此之前，李先念已于早晨8时致电聂荣臻，解释了误会。说明因30军各团仅有二三日粮，所以与一军团同志发生争执。他已对部下进行批评，一场风波就这样解决了。
上述事情说明，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是顾大局、识大体的。但是一方面军的领导人对张国焘和四方面军的人，却保持着相当的警觉。
当时彭德怀带领三军团驻在黑水境内的亦念。他回忆：“张国焘派秘书黄超来亦念，住在我处。说此地给养条件艰难，特来慰劳。送来几斤牛肉干和几升大米，还送来二、三百元银洋。我想这是干吗？黄往下就问会理会议情形。我说，仗没打好，有点右倾情绪，这也没有什么。他们为什么知道会理会议？是不是中央同他们谈的呢？如果是中央谈的，又问我干什么？他又说，张主席（国焘）很知道你。我说，没见过面。他又说到当前的战略方针，什么‘欲北征必先南征’。我说，那是孔明巩固蜀国后方。他又说西北马家骑兵如何厉害。把上面这些综合起来，知来意非善，黄是来当说客的。不同意中央北上的方针，挑拨一方面军内部关系，阴谋破坏党内团结。把全国形势看成黑漆一团，这是明显的。把王明路线造成的恶果，同客观形势新的发展混为一谈，否认遵义会议纠正王明路线的伟大胜利。送了一点点吃的这倒不稀奇，送二、三百元银洋引起我很高警惕。完全是旧军阀卑鄙的手法。”
聂荣臻对陈昌浩也很警惕。他回忆：“有一天，我和林彪在右路军总指挥部开过会留下来吃晚饭，吃了很多蚕豆。右路军的政治委员是陈昌浩，他是代表张国焘的。吃完了晚饭还没有天黑，陈昌浩说：‘林彪同志你可以先走，荣臻同志你留下来，我们还要谈一谈。’留下后，他问我，你对遵义会议态度怎样？你对会理会议态度怎样？我说，遵义会议我已经有了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早已有了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我都拥护。看来，他们认为，林彪已经不成问题了，要做我的工作，要动员我出来反对毛泽东同志。谈话时徐向前同志也在场，但他在一边，在地图上划标号，正在计划作战方面的事，他没有作声，就是陈昌浩一个人在那里高谈阔论。谈到晚上十点钟了，我说：昌浩同志，我要回去了，明天还要行军。他才说：好吧，你走吧。我就带了两个警卫员，牵着一匹骡子，离开了。骡子我也不敢骑，让一个警卫员牵着走在前面，我走中间，一个警卫员殿后。我过去在不作战时，从来没有将手枪里顶上子弹的，这次我将手枪子弹上了膛，也叫警卫员将枪里顶上子弹。老实说，我是怕陈昌浩整我，也怕遇上藏在藏民中的坏分子打我的冷枪。我走了半夜多，才摸回一军团军团部。”
红军休息了近一个月，但局势却不容乐观。进攻松潘失利后，红军想由大路去陕甘的计划无法实现。敌人估计到了红军的动向，采取了北堵南压的部署。7月下旬，国民党中央军的薛岳、吴奇伟纵队到达江油、平武一带，接替胡宗南部的防务。胡宗南专管松潘和上、下包座的防御，完成了筑垒和简易机场的修建。王均、毛炳文部进驻甘肃的临洮、天水和静宁、会宁一线，构成两道封锁线。川军从南面步步进逼，缩小对红军的包围。李家玉部占领威州，王瓒绪部占领茂县，杨森部占领懋功。他们企图把红军围困和消灭在岷江以西、懋功以北的地区。
面对日益严重的局势，中央领导人十分焦急。松潘计划不成功，必须尽快寻求新的出路。毛泽东恨不得迅速北上，离开这个地方。8月3日，中革军委在朱德主持下，又拟订了《夏洮战役计划》。其要点是：“我松潘战役由于预先估计不周，番反阻碍及粮食困难，颇失时机。现特改为攻占阿坝，迅速北进夏河流域，突击敌包围线之右侧背，向东压迫敌人，以期于洮河流域消灭遭遇之蒋敌主力，形成在甘南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其军事部署是：以红一方面军的一军团、三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4军、30军组成右路军，由中央直接领导，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以红一方面军五军团、32军（原九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9军、31军、33军组成左路军，由朱德总司令和张国焘总政委率领，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开进。
新的计划拟订后，本应迅速执行。但是张国焘不着急，他还要与中央把政治路线问题搞清楚。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中央机构和军事首脑部门旋即北移毛儿盖，但北进的路线仍未查明，还须等待一些时间。我于是主张利用毛儿盖停留的几天来澄清党内的歧见。我所建议的要点是：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检讨党的全盘工作和当前军事问题。由政治局召集两军高级干部会议，统一意志并遴选一些新人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工作。政治局果然不得不定期举行会议。这是我们会师后中央政治局唯一的一次正式会议，后来中共称之为毛儿盖会议。”
时隔多年之后，张国焘的回忆显然不准确了。两河口、芦花会议都是政治局会议。他之所以对这次会议特别强调，是因为他准备同中央摊牌——让四方面军领导干部进中央政治局，和现在的中央分享权力。
获悉张国焘的建议后，中央没有丝毫迟疑，立即发出开会的通知：
请准于明日四小时到达沙窝开政治局会议。并请通知傅钟、博古、邓发、凯丰、富春赶来到会。
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南的沙窝寨子召开会议。历史称这次会议为“沙窝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陈昌浩、刘伯承、傅钟、凯丰、邓发、博古。会议有两项议程：讨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案；解决组织问题。
会议还未开始，就显露出一种紧张的气氛。沙窝是红四方面军12师陈锡联的防区，张国焘回忆：“这里四面皆山，山上树林茂密，山沟中有一个藏人的小村庄，自成天地。”当张闻天迎接张国焘进村开会时，张国焘发觉他们“沿途通过好几道岗哨，哨兵使用特殊口令，显得戒备森严。当时中央机关另设了一个中央纵队司令部，负责保卫中央机关的安全。当晚全村周围警卫密布，如临大敌”。中央防谁呢？防的就是张国焘。因为中央已经知道张国焘开会的目的是要权，用毛泽东的话，张国焘要开“督军团会议”，仗着人多枪多来压迫中央。张国焘心里也明白，这是一轮新的较量。
会议开始后，张闻天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决议草案报告第一个问题。主要内容是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强调创造陕甘根据地和加强一、四方面军之间的团结。报告后，大家进行讨论。
毛泽东首先发言。关于在陕甘创造根据地的问题，他说：西北是统治阶级最薄弱的一环，是帝国主义势力最弱的地方，是少数民族集中的地方。因靠近苏联，政治上物质上能得到帮助。我们应做好准备，特别是到了甘肃、青海、宁夏，派一个支队去新疆。我们基本上是靠自己，得到国际的帮助。我们的困难是这里人口稀少，物质条件缺乏，气候差，但均能克服。因此要用全力实现在西北首先是甘肃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有了总的方向，我们会合后，要在这里领导全国革命，把党中央放在这里。
毛泽东还谈到一、四方面军的关系。他说：我们的第一个任务是要使一、四方面军和兄弟一样。有些不好的现象难免，过去我与朱德在井冈山会合时，也闹了不少乱子，这些经验今天还有用。两个部队一下合起来，是要经过一个时期耐心的工作，差异能克服的。两个方面军要互相了解，以诚相待。
朱德发言说：两个红军主力会合后力量增强了，创造川陕甘苏区是有把握的。要提高自信心，克服各种困难去战胜敌人。对一、四方面军不能轻率地说谁好谁坏，存在的缺点是可以改进的。
张国焘发言说：一方面军应检查自己的缺点错误，四方面军也是如此，这才是布尔什维克的态度，各种问题才能解决。这方面据我看没什么了不得的问题，但从自我批评来讲，有些问题未注意到。一方面军有过光荣的历史，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后，是打掩护战，受了很多损失。这教训是值得研究的。四方面军一路打了很多胜仗，开展苏区，英勇善战。四方面军西征是运动战，怎么说成是逃跑？退出通南巴是否轻视根据地？这些提法都是不对的。到了少数民族区域一定要组织政府，不管叫不叫联邦。西北特委所领导的少数民族工作原则上是正确的。
张国焘口气强硬地说：不管哪个部队，一定有失败情绪、疲劳现象、纪律松懈，如果政治部把这些看轻了，就会影响整顿。要抓紧整顿，不是要向负责人来解释的问题。四方面军不能估计它落后，它是工农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军队。纪律问题，党与军队的纪律有什么分别？我们并不赞成肉刑，就是有打骂，性质一定要弄清，不然会放松纪律。政治局的同志对一方面军了解清楚些，同四方面军会合有些地方或许不融洽，但不能说四方面军干部是反党。这些同志是党的柱石，应当吸收到中央工作。
陈昌浩配合张国焘的发言说：大家都是站在党的立场上，关于党的领导问题，不应当说哪个反党，使下面怀疑不好工作。四方面军并没有人说党的路线不正确，只有我个人与泽东谈过话，说遵义会议前是单纯防御，遵义会议后又是决战防御，我以为只有进攻才是对的。后来经过与同志们谈话，我现在没有怀疑了。下面的干部有的凭本身经验来评价一方面军，但我可以担保他们没有反党思想，只是对一方面军有些批评（如说纪律松）。估计一方面军，好的应指出。主要的危险是右倾，干部不负责任。应专门进行整顿。四方面军到通南巴，张主席就说要建立根据地，坚决打敌人。出通南巴是由于战略决定向西发展，与敌情有关，与中央军委指示有关。我们主观上没有想要放弃通南巴，退出通南巴没有错。
周恩来说：当前敌我力量的变化，我们的力量增强了。我们可以依靠这个力量来消灭敌人，建立苏区。要相信自己的力量。关于路线问题，我们的整个路线是正确的。我们在政治上是进攻的，在战略上有时是防御，现在则是进入反攻了。对四方面军的估价，我想我们都看得清楚。对鄂豫皖已有估价，对通南巴还未有结论。对一方面军，虽然国焘、昌浩的估计过火一些，出发点是要整顿我们的部队，但应注意对下面的影响。国焘讲，一切问题要在原则上来解决，这是对的。现在我们的最高原则是作战胜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持一致。
在会议上发言的还有刘伯承、傅钟、博古、凯丰、邓发。会议由张闻天作了结论，大家原则上通过了决议草案。第一项议程结束了。
今天重读沙窝会议的记录，我们不难体会到当年与会者微妙复杂的心情。双方都知道，他们之间有巨大的分歧与隔阂，但谁都不愿，也不敢把它摆到桌面上来辩出个是非曲直，而是谨慎地字斟句酌，说些对方能够接受的不刺激人的话，半吞半吐，闪烁其词。
张闻天起草的沙窝会议决议《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洋洋万言。我们仔细地研究一下决议的文字，可以看出中央与四方面军领导人的分歧所在和双方表达的基本立场观点。
决议指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基本任务是“创造川陕甘的苏区根据地”。“彻底的击破蒋介石国民党的包围与封锁，大量的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是创造这个根据地的先决条件。”为此，必须加强党在红军中的领导，维护党中央的威信。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红军中个别的同志因为看到“中央苏区的变为游击区，看到一方面军的减员，看到党在某些工作中的错误与弱点，而认为党中央政治路线的不正确，这种意见是完全错误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了党中央在军事上所犯的错误，此后在军事领导上无疑义的是完全正确的，因此一方面军在遵义会议后得到了许多伟大胜利，完成了中央预定的战略方针”。针对张国焘对中央路线的指责，决议解释说：“把党的部分的错误，误解为全部的错误，把党在实际工作中的某些弱点误解为路线的错误而对于党所成就的空前的伟大的事业不给应有的估计是不正确的。因此对于这种误解，党必须给以及时的解释与纠正，使全体党员与红色指战员象一个人一样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这是以后胜利的保障。”
决议强调加强一、四方面军的团结：“目前在一、四方面军内部产生的某些个别问题主要的是由于相互了解的不够，缺乏对于一、四方面军的正确的估计。”决议肯定“四方面军的党的领导在基本路线上是正确的，是执行了四中全会后国际与中央的路线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创造了壮大的与坚强的红四方面军，取得了许多次战争的伟大胜利，创造了鄂豫皖与通南巴赤区。四方面军英勇善战，不怕困难，刻苦耐劳，服从命令，遵守纪律等许多特长，特别是部队中旺盛的攻击精神与战斗情绪，是现在一方面军应该学习的。但四方面军决不应以此自满而应更加发扬自己的特长，应该吸收一方面军在战略战术方面与红军建设方面所有丰富的经验，以求得自己更大的进步，成为铁的工农红军”。“必须使一、四方面军的每一个同志了解一、四方面军都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一部分，都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所领导的。在我们中间只有阶级的友爱与互助而没有分歧和对立。只有这样，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一致才是坚固的与永久的。才能溶成一片的去消灭阶级敌人。”
在这个决议中，中央领导人对张国焘作了很大的让步。说了很多赞扬四方面军的话，原来指责四方面军放弃通南巴的话都收回了。并且承认了一方面军的失败和挫折，进行了有限的自我批评。但是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双方的差距和分歧并未消除。
首先，中央的政治路线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决议》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认为错误只是局部的、个别的。而张国焘认为中央的路线是错误的。他在回忆录中说：“我也许不宜贸然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或是错误的，但苏维埃运动不是胜利了，而是失败了，却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现在所有的苏区都丧失了，红军遭受重大的损失，我们退到了藏族地区，这些失败的事实是无法否定的。至于苏维埃运动遭受挫折的原因，既不能说成是敌人飞机大炮的厉害，也不能当作只是我们军事上的失算，我认为，主要还是这一运动不合时宜，没有为广大群众所接受。遵义会议肯定中央政治路线正确，却说军事路线错了，这似乎有些倒果为因。”
对于张国焘的见解，张闻天、博古、凯丰等人是坚决反对的。但毛泽东的心情却是复杂的。毛泽东对王明、博古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领导是深恶痛绝的，但是遵义会议前中央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毛泽东的策略是首先把领导权从博古手中夺过来，挽救中央红军。形势的危急和战事的紧迫使大家没时间详细讨论政治路线问题，而是首先解决军事问题，解决领导权的问题。后来周恩来在党内的一次会议讲话，解释了遵义会议的内幕：
“毛主席的办法是采取逐步的改正，先从军事路线解决，批判了反五次‘围剿’以来的作战的错误：开始是冒险主义，然后是保守主义，然后是逃跑主义。这样就容易说服人。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比如‘左’倾的土地政策和经济政策，肃反扩大化，攻打大城市。那些都不说，先解决军事路线，这就容易通，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如果当时说整个都是路线问题，有很多人暂时会要保留，反而阻碍党的进步。这就是毛主席的辩证唯物主义，解决矛盾首先解决主要的矛盾，其次的放后一点嘛。”
“实际上次要矛盾跟着解决了，组织路线也是勉强解决了。当时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本来理所当然归毛主席领导，没有问题。洛甫（张闻天）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人总要帮嘛。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主席总是采取这样的办法来教育人，使大家逐步地觉悟起来。所以，组织路线并没有完全解决。但是，这样比较自然，便于集中力量取得胜利，减少阻力。至于政治路线，当时不提。”
张闻天在延安整风时谈到了遵义会议：“遵义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有决定转变的意义。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在李德、博古领导下会被打散，党中央的领导及大批干部会遭受严重的损失。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一。第二，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义会议克服了‘左’倾机会主义，首先在革命战争的领导上。第四，教条宗派开始了政治上组织上的分裂。这个会议的功绩，当然属于毛泽东同志，我个人不过是一个配角而已。”
“但因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使我当时对于我自己过去的一套错误，还很少反省。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为了党与革命的利益，而这个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毛泽东同志当时做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这个例子，可以作为党内斗争的一个示范来看。”
周恩来和张闻天的讲话都承认遵义会议只是部分地解决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虽然在中央最高领导层占据了一席之地，但左倾路线还有相当的势力，他们受到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和共产国际的支持。直到1943年延安整风，毛泽东才使全党的思想统一到正确的路线上来。
其次，革命形势究竟是高潮还是低潮？是在胜利进攻还是在退却？《决议》反复强调一、四方面军会合后，革命的力量大大增强了。敌人的力量则是“绝对的削弱”，“国民党的统治是在削弱和崩溃中”。张国焘认为这是吹牛。在与中央分裂后，他在红四方面军的一次讲话中批判张闻天、博古等：“他们惯吹牛皮，口口声声说敌人失败了，敌人削弱了，甚至在离开中央苏区后还不断说我们胜利了，丝毫也不加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这不是自欺欺人是什么呢？可是列宁曾告诉我们，这种政治家是没有用的，当他们应该利用时机休息整理的时候，反失却战胜敌人的信心，而继续逃跑。”张国焘轻蔑地说：“我们和机会主义者有所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我们准备在最艰苦困难的环境中进行革命战争，争取革命的胜利。而不仅在有篮球打，有馆子进，有香烟抽的时候才来革命。”
张国焘认为：当时的革命形势毫无疑问是处于低潮。他后来在四方面军中的一次讲话中阐述了他的观点。他说：“中国苏维埃运动与民族革命新高潮的联系究竟是怎样呢？没有粉碎五次‘围剿’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有什么影响呢？现在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五次战役是敌人的主力与我们的主力红军残酷决战的一幕。结果主力红军退出了中央苏区。当时左翼的红四方面军，右翼的二、六军虽然不断的取得了胜利，但不能决定一切，不能补偿于主力红军的损失，结果主力红军不能不退出了中央苏区。这是划时期的一个关键，我们没有粉碎五次‘围剿’，在相当意义上说苏维埃运动是遭受了一些挫折，苏维埃运动从胜利的向上发展而转为相当的停滞与降低。”
“主力红军退出中央苏区后，经过八个月的长途行军，经过一、四方面军的会合，一直到现在民族革命新的高潮的来临。这一时期我们是否可以说中国苏维埃运动已经得到极大的发展？同志们，如果我们用冷静的头脑来结合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来分析，那么，在今天我们还不能有这种过分的估计。我们要正确的认识，我们得到了一些发展，然而还不是一些具有决定意义的发展；我们取得了一些发展，还不能使我们有能力去和敌人进行决定胜负的决战。”
“另一方面，我们能否说中国苏维埃运动还是继续低落下去，没有前途呢？不！决不能如此说。事实上也不是如此，相反的，是要得到了一些发展，而且苏维埃运动是在与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结合的过程中。五次战役中苏维埃运动受到一些打击，比较低落了一些，但现在是处在两个高潮的中间，新的苏维埃运动的高潮不可避免的快要到来。”
对张国焘的这些论断，毛泽东是半赞成，半反对。长征是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的表现，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这种退却不应看成是绝对的，否则就会对革命的前途丧失信心。长征是战略转移，转移到一个合适的新地区再图发展。在1937年3月延安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批判了张国焘“两个高潮之间”的理论，指出这是张国焘向少数民族偏僻地区退却逃跑的指导思想，是把四方面军引向失败的错误路线。但是张国焘叛逃之后，在1943年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对沙窝决议和张国焘的观点又重新作了评价：“估计苏维埃运动是退却，今天来看过去形势、当时形势的确是敌人迫使我退却，不过形势是转移。实质上也可说是地区的退却，退到新的阵地来创造新的苏区，组织新的力量来支持革命，迎接新的革命斗争形势，当然不是说全局都是退却，因为全局也不是普遍发展着进攻。假如认为是全局低落及退却，那就会取消自己的存在。这不符合现实，也不了解中国革命斗争的特点。”
在张国焘与张闻天、博古等人的矛盾冲突中，我们既不能肯定哪一方是完全正确的，也不能说哪一方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的看法与他们又有差异，这就形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内错综复杂的局面。凯丰、博古等人把失败硬说成是胜利，把退却说成进攻，当然不能令人信服。但是张国焘对革命前途作了悲观的估计，也不能提高红军的士气，把革命引向胜利。毛泽东是很实际的，他知道以红军目前的实力，不能与国民党硬拼。再沿着“左”的一套走下去，会把红军彻底断送。但是革命必须继续下去，听从张国焘的意见，在这荒凉的少数民族地区长住下去，也是没有前途的。因此他在决议和两次发言中，都坚定地表示一定要北上去开辟西北的陕甘根据地，并派一支部队去新疆或宁夏打通国际路线，背靠苏联坚持革命。毛泽东在会后修改决议草案时，曾对总参谋长刘伯承说：“我总想，这个根据地要在黄河以东，不能在黄河以西，这样才好和群众结合。”这是一个卓越的预见，几十年后，刘伯承元帅回忆说：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毛主席说：唯物主义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彻始彻终，就是领导群众斗争。他说：“我提出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有存在之必要，你不给群众办好事，不领导群众斗争，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嘛。”根据地放在河东，以后抗日东进，就看出主席这个思想来了。
中央领导人都明白：张国焘之所以反复纠缠政治路线问题，是要在党内树立他的权威。特别是他目前处于人多枪多的优势地位，使中央更为担心。虽然双方在决议中都高唱加强一、四方面军兄弟般的团结，但隔阂和矛盾却越来越深，成为两大山头的对立。当沙窝会议讨论第二项议题——组织问题时，一场权力分配的较量就无法回避了。
主持会议的人拿出一个事先准备好的方案，宣布这次会议要吸收四方面军干部参加中央工作。由政治局提议：
补选三个中央委员：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
补选三个中央候补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
中央政治局补选二人：陈昌浩为政治局委员，周纯全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张国焘立即说：“在坚决提拔工农干部上可以多提几个人。”
毛泽东说：“四方面军的干部有很多好的干部，而我们只提出这几个同志，是很慎重的。本来政治局不能决定中央委员，现在是在特别情形下这样做。其他干部更可以吸收到各军事政治领导机关工作。”
张国焘态度强硬地说：“本来要提出（四方面军）九个同志都到政治局，以便提拔工农干部和学习领导工作。”
毛泽东委婉地拒绝他的要求，说：“国焘同志的意见是很好的，将来可以多吸收到中央机关及其他部门来。”
张国焘不好再闹，中央对方案又作了调整，陈昌浩和周纯全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毛泽东又提议：恢复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由周恩来同志负责（因为周将红军总政委让给了张国焘）。四方面军不变，红军仍然分成两个方面军。对红军指挥机关又作了若干调整，经大家一致通过，红军指挥机构和负责人的情况如下：
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
主 席 朱德
副主席 张国焘 周恩来 王稼祥
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
总司令 朱德
总政治委员 张国焘
总参谋长 刘伯承
总政治部主任 陈昌浩
副主任 杨尚昆 周纯全
红军前敌总指挥部
总指挥 徐向前
政治委员 陈昌浩
参谋长 叶剑英
副参谋长 李特
政治部主任 陈昌浩（兼）
副主任 傅钟
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
司令员兼政委 周恩来
参谋长 周昆
政治部主任 朱瑞
副主任 罗荣桓
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
总指挥 徐向前
副总指挥 王树声
政治委员 陈昌浩
参谋长 倪志亮
副参谋长 王宏坤
政治部主任 李卓然
副主任 傅钟 曾传六
张国焘终于摊牌了。他要求将四方面军中九名干部提拔为政治局委员，当时连他本人在内，中央政治局共有八名政治局委员，两名政治局候补委员。如果按张国焘的意志办，四方面军一下有了十名政治局委员，在中央政治局自然形成多数，中共中央就是张国焘的天下了。面对张国焘咄咄逼人的进攻，毛泽东等委婉而坚决地拒绝了他的要求，作了部分的妥协。在中央政治局内张国焘的人虽然还是少数，但在红军指挥机构里四方面军占了明显优势。总政治委员是张国焘的，红军作战指挥，他有决定之权。前敌指挥部是徐、陈的，打仗要靠他们。总之，中共中央已经对张国焘作了最大限度的让步，就是为了团结他。因为眼下中央要靠红四方面军强大的力量打开北上之路。周恩来在会上对张国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一方面军从江西拖出来，确实拖瘦了；象王稼祥同志一样，骨瘦如柴。你（张国焘）胖胖的，还要你帮助帮助，这是兄弟之情。”
好累人的沙窝会议终于结束了，张国焘怒气未消地和陈昌浩一路走一路说。陈昌浩激动地问张国焘：“为什么中央这样顽强的抹煞四方面军一般同志的意见？如果你进一步明确宣布中央政治路线完全错误，中央领导破产，将会发生什么后果？如果这样做，是不是会逼使中央让步？”张国焘还下不了这样的决心，和中央决裂，毕竟不是随便干得的事。
在四方面军总部，徐向前正焦急地等着他们回来。他看到“张国焘满肚子不高兴，脸色阴沉，不愿说话。陈昌浩向我发牢骚，说中央听不进国焘的意见，会上吵的很凶。我对张国焘、陈昌浩说：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这里没有吃的，得赶紧走。我们在前面打仗，找块有粮食吃的地方，你们再吵好不好呀！当时的确到了闹粮荒的地步，我心里急得很。部队天天吃野菜、黄麻，把嘴都吃肿了。供应中央领导机关的粮食，眼看快要吃完。周恩来同志患疟疾，病得起不了床，我去看望他时，带去几斤牛肉，算是头等补养品。我想，这么困难的情况下，要命第一。我一再催促张国焘、陈昌浩早走，原因就在这里”。
在徐向前等人的催促下，张国焘总算答应走了。他也认为毛儿盖地域狭小，不宜久留。但他打算和中央分开，免得在一起吵个没完。毛泽东等也十分赞同。按照夏洮战役计划，红军部署又作了一些调整。8月12日，在中央和前敌总指挥部的领导下，右路军的红一、三军团、4军、30军、军委纵队、红军大学陆续开始行动，向班佑、巴西地区进发。
左路军在红军总司令部率领下，红五军团、9军、31军、32军（原红九军团）、33军及军委纵队一部，本应在卓克基一带集结，向阿坝地区前进。可是张国焘迟迟未动。据他说是因为地形道路不熟，总参谋部刘伯承派出侦察部队，费了几天力气才画出比较准确的行军路线图。出发前，张国焘又担心后方安全，打算分兵回击抚边之敌。8月15日，中央急电张国焘：“不论从地形、气候、敌情、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左路军及一方面军全部应即日开始行动。……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一部，掩护后方前进，5军、32军速开毛（儿盖）。目前应专力北向，万不宜抽兵回击抚边、理番之敌。”
8月19日，张国焘、朱德率左路军开始行动。董振堂的五军团为先头部队，由查理寺探路向班佑前进。大部队和红军总部依次向阿坝进发，没有一支部队来向右路军靠拢。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阿坝仍须取得，一是财粮策源，必要时可助右路；二是可多辟北进路；三是后方根据。……大金川、大藏寺有三、四条平行路向阿坝北进，人粮甚多，比芦花、毛儿盖好多了。”
毛泽东看了张国焘的来电，心里突然闪过一阵忧虑：他的五、九军团都跟张国焘走了，还能再回来吗？早知要分开，当时为什么不叫五、九军团迅速向毛儿盖集中，共同北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