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兵分两路北上——曾中生之死——毛儿盖会议确定行动方针——右路军过草地——艰苦的行军——包座之战打开北上通道
根据沙窝会议决议和夏洮战役计划，从1935年8月13日起，红军兵分两路开始行动。左路军向阿坝，右路军向班佑。
从分开的那天起，左路军的命运就显得多灾多难。青海军阀马步芳害怕红军由阿坝进军青海，委任阿坝土官杨俊扎西为西北“剿匪”第一路第五纵队麦桑支队司令，命令他组织部落藏民，自备马匹武器，在阿坝地区阻击红军。杨俊扎西已经与红军多次交战，阿坝是他的老巢，自然要拼死抵抗。
8月中旬，左路军先头部队31军93师由康猫寺经龙日坝向阿坝进发。当93师到达党格哈里玛山西南30里地方，同杨俊扎西率领的2000藏族骑兵相遇。红军初战不利，被迫后撤。待后续部队赶到，火力密集展开，猛打一通，才将藏骑击退。但是红军也没去追击，转移到四寨宿营。这时，另一路的9军25师和5军从马尔康、大藏寺出发，翻过安得山。山高路险，9军行军途中摔死了30多匹马，损失了许多物资。他们在四寨与93师会合后继续前进。8月19日，25师击溃藏族土兵，占领查理寺。同日，5军军长董振堂率部由查理寺向班佑探路前进。
马步芳获悉杨俊扎西败讯，深为不安，命令他的主力马彪骑兵旅火速增援。但是杨俊扎西屡遭红军打击，无心恋战。不等马家军到来，就收拾金银细软，带着家人和部分兵丁，焚毁官寨逃往青海果洛。红军于8月21日占领阿坝。
阿坝是川西北藏民比较集中的地方。上阿坝、中阿坝、下阿坝三个镇子沿若河、阿河一线分布，附近还有一些小小的村庄聚落。在荒凉的川西北就算繁华地区了。一个镇上不过千户居民，最壮观的建筑是喇嘛寺。张国焘来到阿坝，感觉良好。他回忆说：“这里是这一带藏族的中心，西部草原南边的一个名城，有‘藏族成都’之称。阿坝的大喇嘛庙建筑雄伟精致，极为壮观。这个大喇嘛庙的两侧，还有几个较小的喇嘛庙，四周有千数的喇嘛住宅和上百户的店铺，结成一个长方形的城市，大小等于内地的一个普通县城。这里附近是一片平坦地，平静的大金川穿流其间，河边有大片的青稞地，周围有更广阔的美丽草原。我们到达这里时，喇嘛大多已逃亡了，留下的粮食却能供我军几个月之用。”
总参谋长刘伯承心情可没那么好，他不愿意离开中央到阿坝这里来。当张国焘高兴地说：“阿坝这个地方多好哇。”他冷冷地说：“这里哪有人？把部队都弄来，粮食不够吃一顿的。”后来刘伯承元帅回忆他当时的心情说：“如果张国焘有决心，无保留的执行（沙窝）决议，还回阿坝做什么？但他要回去，当时朱德同志是总司令，张国焘是总政委，他们都去了，我也只得去。我当时是不愿意去的，既然要执行决议，到那个角落去干什么？我一去就是准备受罪的呀。”
“这样，”刘伯承说，“我就和张国焘一起回到阿坝。同行的还有刘绍文同志，他是总司令部的秘书长，带有与国际联络的电报密码。”
沙窝会议结束后，根据中央的安排，朱德总司令与多年来一起并肩战斗的毛泽东、周恩来等告别，带着刘伯承和司令部工作人员来到左路军的红军总部，与张国焘共事。朱德是遵守纪律的模范，但他从心里不愿离开中央。从张国焘这一段时期的所作所为，他已经预感到今后的工作将是很困难的。朱老总后来回忆说：
张国焘这个人，在中央苏区的时候，一般的还不知道他究竟是怎样的人。有些老同志对他印象都不好，但也没有谁说过他的坏话，因为他那时还是一个党的负责同志。也听说他是一个“机会主义”，但到什么程度也不知道。
两河口会合后，在那儿革命军事委员会、党及苏维埃政府代表们都开了会议，讨论了几天，作下决议要继续北上。当面张国焘他并不提出反对，却在背后去阴谋来反对这个决议，不执行这个决议。当时我们还不了解他素来就是反对中央的这种情形。他开过会回去以后马上鼓动自己部下的队伍来进行反对了。
当时他愿意北上，又不愿意北上的原因，就是想争官作。到了毛儿盖后，他悲观失望了。他感觉革命没有前途，拼命想往西，到西藏、青海，远远的去躲避战争。他却不晓得，在那里人口稀少，地理条件虽好，只想取巧，采用脱离群众的办法。他最错误的观念是想到一个偏僻最落后的地方去建立根据地。中央完全否决了他这些意见，中央决定还是北上。
张国焘领导的四方面军是一贯以个人为出发点的，因此党的组织、军事上的组织也就很薄弱了。总之，一切都从个人出发，凡是反对他的，都会遭到他的征服，或者被赶走了，或者被杀掉了。这种机会主义路线和正确的路线是势不两立的，结果，他搞的党、政、军都集中在他一个人手里，成为一个独裁者。
似乎是命运的安排，与中央分开行动后，左路军的日子就没有太平过。行军前进到处受阻，内部也不断出乱子。
8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卓克基镇子失火。被张国焘软禁在那里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曾中生突然神秘地失踪了。
曾中生，原名曾钟圣。1925年入党，黄埔四期生，后留苏学习，1930年任鄂豫皖苏区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是鄂豫皖苏区的开创者之一。他在军事上有过人之才，善于从实际情况出发，总结经验，克敌制胜。他的一整套游击战理论和战术，无论是避实就虚、声东击西，还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在许多方面都与毛泽东不谋而合。在他的领导下，鄂豫皖红军很快发展壮大起来。曾中生本人在苏区享有崇高的威信。张国焘到鄂豫皖后，借着中央代表的身份，在白雀园肃反中大开杀戒，目的就是要搞垮曾中生和鄂豫皖的干部，确立他和陈昌浩的地位。曾中生虽然屡遭打击，仍不屈服，不断与张国焘斗争。在向川陕地区撤退时，曾中生在小河口会议上批评了张国焘的逃跑路线，张国焘不得不服气，任命曾为西北军委的参谋长。到通南巴苏区站住了脚，张国焘立即下手把支持曾中生的同志杀的杀、抓的抓，曾中生也被张国焘软禁。在囚徒生活中，曾中生以他对革命的忠诚，日以继夜地写作，先后完成了《与川军作战要点》、《游击战争要诀》、《与“剿赤”军作战要诀》三部著作。张国焘阅后，也不得不表示佩服。批示：“本书甚有价值，红军干部应人人手执一本。”把它们当作教材在红四方面军中广为流传。曾中生本人则由保卫局看守，一直没有恢复自由。
袁克服的独立1师当时随保卫局行动。8月的一天，他正带领部队由马尔康向阿坝行进，路上遇见了保卫局局长曾传六。他对袁说：“曾中生跑了，开了小差。”袁克服觉得好奇怪，他知道曾中生在鄂豫皖时一条腿受伤残废了，当西北军委参谋长时脚还一跛一拐的，怎么会跑了呢？他又遇见保卫局的丁武选，打听曾中生的事，丁武选支吾着说：“大概是有人帮他跑的吧。”到了阿坝，袁见到了周纯全，周严厉呵斥他说：“你还是那个老毛病，你要小心！”袁克服知道是自己多嘴，不该问的事不能问。
曾中生究竟是怎么死的，很多人都不清楚。听张国焘说曾中生想逃跑，半路掉到河里淹死了。保卫局派人到处找，也没见尸首。徐以新就不相信，他回忆说：“一、四方面军会合时，中生同志说，‘这一下我可死不了了。’这话传到张国焘耳朵里，把张吓了一跳。因为中生对张国焘从头到尾的情况都知道，他向中央一告状，张国焘就被动了。那时张国焘正准备分裂党分裂红军，所以张国焘听到曾中生讲了那句话，就把他搞掉了。”
徐以新的看法是有道理的，曾中生是张国焘最头痛的对手，张国焘不会给他东山再起的机会。党史界几乎一致认为曾中生是被张国焘暗害的。有一篇文章很肯定地写道：“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与一方面军在懋功会师。曾中生得知后，直接向张国焘提出要求释放并允许他向中央汇报、写信。中央知道曾中生被非法监禁后，指名要见曾中生。张国焘害怕揭露真相，扣压曾中生给中央的信，不许他与中央领导见面。1935年8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在川西北卓克基以北的森林里，将曾中生用绳索活活勒死，杀人灭口。他们却造谣说曾中生通敌，掉进河里淹死了。手段毒辣、卑鄙之极。”
曾中生之死留下了一些至今无法解开的疑团。张国焘是杀了不少人，但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他的行动受到了中央的监督，不能像以往那样一手遮天，为所欲为。曾中生死在哪里，尸首始终未找到。张国焘对此事讳莫如深，甚至没有向徐向前、陈昌浩通报。所以中央一直认为曾中生还活着。1936年2月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致电张国焘，要他务必保全曾中生、廖承志二人的生命安全。廖承志还在，至于曾中生，张国焘是无法交代了。1937年3月延安政治局会议清算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严厉追究他的杀人罪行。张国焘语气强烈地否认他杀了曾中生，说：“曾中生问题，逮捕是错误的，但确实没有杀，我不负政治上责任。” 红四方面军保卫局的人也都否认与曾中生之死有关。目击曾中生之死的证人，一直没有找到。可惜这样一位杰出的红军将领，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消失了。如果不是张国焘的打击迫害，曾中生又何以会落到囚犯的地步呢？从这一点说，张国焘就有无法推卸的责任。
与左路军相反，右路军正在积极准备北进。徐向前、陈昌浩的前敌指挥部与中央合作得很融洽。
自从中央8月15日致电张国焘要他“专力北向”，张国焘仍率左路军向阿坝进发。8月18日，徐向前、陈昌浩又致电朱德、张国焘，汇报他们已经开始北上：“四方面军走右路，一方面军走左路，平行进，兵力颇集结。拟主力走洮、岷一带。”劝告张国焘“如阿坝已为我占，则左路军大部不应深入阿坝，应从速靠紧右路，速齐并进，以免力分”。但是，不管谁劝，张国焘就认准了阿坝，哪里也不想去。
是以主力经阿坝向青海，还是北上经班佑入甘南向东发展？中央再次面临抉择。于是，1935年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索花寺再次召开会议，研究讨论行动方针。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以及徐向前、李富春、聂荣臻、李先念、林彪。朱德、张国焘在左路军，周恩来因患重病，没有出席会议。
会议首先由毛泽东作关于夏洮战役计划的报告。他说：根据创造川陕甘苏区的方针，到达夏洮地域后，我们的行动有两个方向：一个向陕西，一个向西（即新疆、青海、宁夏）。我的意见，红军主力应该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不应向黄河以西。理由是，如果我们向黄河以西，敌人则在黄河东岸筑封锁线，把我们限制在黄河以西的地区。这地区虽大，但除去草地、沙漠就很小，人口也很少，我们将会很困难。我们要打破敌人封锁，一定要占领洮河上游及中游。
毛泽东分析了为什么不能向西去的理由：从经济条件说，西北气候寒冷，给养困难；从民族条件说，西北汉族很少，大部分是回民。如果我们现在到那里去，会把回民迫反。我们在那里无法扩大红军，所以，我们只有向东去。他强调说：目前夏洮战役的作战，极大地关系到将来的行动。
毛泽东最后说：我们的根据地在哪个地区比较巩固？我觉得应以洮河流域为基础。这一地区背靠草地，四川军阀很难来；青海回民也不大可能来打我们。同时这里有西边的退路，应该派一个支队向西去，向河西走廊那边去，而且可以向新疆发展。
陈昌浩发言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报告。接着谈了三点意见：
一是要创造后方根据地，避免没有后方的到处乱走。我们在通南巴的经验，没有根据地，群众不敢加入红军。有了根据地，群众便大批参军。因此，我们要有创造根据地的决心，然后才能扩大红军，创造苏区。
二是应该去占领岷州一带。
三是与左路军的配合问题。我们现在要集中最大力量前进，因此，假如左路军不能与我们很好配合，我们向岷州前进是困难的。所以，左路军一定要向我们靠拢，要他来援我，我们不能援他。
陈昌浩最后说：我的意见，右路军一定要集中在一起。四方面军两个军，一方面军两个军一定不能分散。要集结行动，集中兵力于决战方向。
王稼祥、凯丰、林彪发言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徐向前也表示拥护中央的决策，他补充说：我们应坚决从洮河右岸前进，从岷州方向突破向东。如果不能走，再从河左岸向东突击。战略方针当然是向东。
毛泽东对大家意见的一致感到很高兴，在最后作结论时强调了两点：
一、北上洮河流域，然后坚决向东发展。
二、左路军应迅速向右路军靠拢，一同北上。
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毛儿盖会议决议对两河口会议决议作了若干调整。红军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进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决定》强调：“当前的战役应力争控制洮河，首先是其东岸地区，粉碎敌人兰州、松潘封锁线之计划，以处于有利的机动地位，而便利于继续战胜敌人。集结最大限度的主力于主要方向，坚决与果敢作战，灵活与巧妙的机动，是这个战役胜利之保证。”
《决定》又说：“政治局认为在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海）宁（夏）新（疆）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但政治局并不拒绝并认为必须派遣一个支队到这个地区去活动）。”理由是“汉族红军之全部的与长期的深入这个地区，必然地会引起这些民族之误解、嫌隙，甚至敌视的态度……这在粮食给养困难的条件下，更加容易尖锐”。“这个行动，客观上正适合敌人的要求，敌人正以全力压迫我们向着不利地区，而他可以沿着黄河构筑重叠的封锁线与堡垒，阻止我们以后向中国本部之发展，切断我们与其他苏区与红军及全国革命运动之联系。”“自然与物质条件之不利，假如红军大部队长时期在这个区域行动，将遭遇到极大困难。”鉴于上述理由，“政治局认为目前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的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的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
毛儿盖会议看起来是一次研究红军行动的工作会议，但是如果仔细地探讨一下会议的决定，我们可以从中体会毛泽东的策略和良苦用心。
这次会议只谈如何走的问题，完全改变了沙窝会议中央与张国焘之间在以往的历史和路线问题上互相指责、纠缠不休的局面。毛泽东懂得：与张国焘的争论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争论的结果一来加剧了红军内部的矛盾，二来丧失了宝贵的时间。这么多红军在这个荒凉的地方耗费了两个月时间，粮食眼看告罄，北上的通路也即将被国民党军队堵死，再耽搁下去无异于自取灭亡。所以，毛泽东再次运用遵义会议的策略，将政治问题和历史老账先搁置一边，集中精力解决走的问题，只有北上才会有出路。这个办法果然有效，陈昌浩很痛快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
其次，毛泽东要在领导权上争取主动。左、右路军分开行动后，实际上把红军指挥机关一分为二：中共中央是一头，红军总司令部是一头。按理说，中央管方针路线，总司令部管具体指挥。但是张国焘明摆着和中央不是一条心，他有自己的打算，要不然去阿坝做什么？毛泽东当然不会坐等张国焘来摆布他，毛儿盖会议的目的就是定下行动计划，以中央决定的名义让张国焘来执行。要让左路军来靠拢右路军，而不是相反。
再次，《决定》中严厉指责并否定了要将红军引向青海等西部偏僻地区的意向。这些话显然是警告张国焘的。左路军去了阿坝，如果北上陕甘，走阿坝是绕弯路，从阿坝去青海倒是最近便的。毛泽东极为担心张国焘会把几万红军带到青海去，所以在《决定》中把话讲在前面。
夏洮战役方针既定，从哪里北上呢？松潘大路被胡宗南堵住了，红军只有向北行军，经过松潘草地到班佑、巴西地区。胡宗南从藏族土司那里得知：草地是一片魔沼，连鸟儿也飞不过去。红军走草地是自取灭亡。所以草地的北面都没有设防。然而，红军就是要从这人迹罕至的荒野走过去。
松潘草地在今天四川省的松潘、若尔盖县境内。其范围大致包括烈尔郎山（今若尔盖县北）以南，浪架岭（今松潘西）以西，查针梁子（今红原县南）以北，纵横600里，面积约15万平方公里，海拔在3500米以上。地势平坦，一望无际。白河（即噶曲河）和黑河（墨曲河）由南向北注入黄河，天然河道迂回摆荡，水流滞缓，汊河、曲流横布，由于排水不畅，潴水形成了大片沼泽。水草盘根错节，结络而成的片片草甸，覆于沼泽之上。草地气候恶劣，年平均温度在摄氏零度以下，夏季平均气温为摄氏10度，且温差很大。时而晴空万里，烈日炎炎；时而电闪雷鸣，雨雪交加。除了夏季有牧民在边缘地带放牧，草地深处极少有人前去冒险。半个世纪后，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探访长征路来到若尔盖，亲身体验了草地变幻无常的天气。他写道：
五十年后的1984年6月，草地依然如故。夜间，大地结满了银霜，气温在摄氏零下六七度；黎明时，天气还是好好的，红艳艳的太阳钻出地平线照耀着草地；可是，早上8时，天色突然变暗，乌云聚积起来，开始下起了蒙蒙细雨，一切都在雾气中变得朦胧灰暗。接着大雨和着狂风倾盆而下，瞬间又是雨雪交加。没过多久，纷飞的鹅毛大雪遮盖了道路，草地和山峦，到处茫茫一片，赶路的马帮躲避在背风的地方，一群群的牦牛和绵羊变成了缓缓移动的雪堆。大雪下了两个多小时之后减弱了下来。旷野上又刮起了大风，风中的太阳变得苍白、黯淡，颤颤发抖。风没有停，又下起了雨。到了后半晌，天空露出了湛蓝，阳光普照，白雪融化了，使人感到一丝春意；但当太阳的光辉沉落到黄河彼岸的时候，春意便在冰霜中消逝了。
今天，这片土地经过治理，到处开沟排水，草地的面貌已是今非昔比。绿色的草原上到处可见白色的绵羊和黑色的牦牛，一批批的旅游者来到松潘、红原，沉醉在美丽的景色中。但是当年毛泽东可没有这种闲情逸致，他把红一军团2师4团政委杨成武召来，命令4团作为先头部队，在草地中趟出一条路来。
1935年8月18日，右路军先头部队——红30军的264团、265团在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率领下，最先踏上了草地行军的征程，向班佑进发。在他们的左翼，红一军团4团于21日从毛儿盖出发，走另一条路线进入草地。中央军委纵队与前敌总指挥部随一军团大部队行动，病中的周恩来与三军团走在最后。
过草地在红军长征的历史中一直被称为最艰苦的经历，一些著作和回忆录叙述，过草地犹如一场死亡行军。《红军长征在四川》中写道：
八月的草地，对刚刚踏上这片土地的红军指战员来说，真是别有一番景象：牧草肥美，繁花似锦，然而随着前进步伐而来的，是大自然残酷的折磨和死神的威胁。这里无路可循，部队只有在藏族向导的指引下，踏着草甸缓慢行进。软绵绵的草甸，随着战士脚步的移动，发出嘁嚓嘁嚓的声音。稍有不慎，将草甸踩穿，整个人便陷入沼泽，抢救不及，少顷没顶。部队进入草地后，几乎无日不雨，雨水不仅淋透了战士们的衣衫，也淹没了部队前进的路线。有些地段，连续几十里水深没膝，使向导也难以寻找过去游牧留下的痕迹。有的战士因此而偏离了行军路线，陷身淤泥，被沼泽吞噬。八月也正是草地冰雹逞凶的季节，有时面对着铺天盖地而来的冰雹，战士们连藏身之地也找不到。茫茫草原之上，除偶有几米或几十米高的浅山隆起外，见不着一株较为高大的树木，常常使人方向莫辩，有时部队艰难地行进了几个小时，却仍旧回到了原地。
今天重读当年亲历者的记录，实际情况并不全是如此。一般说来，先头部队的情况要比后续部队好些。分头行进的部队，有的选择了比较好走的路线。红一军团的记录最完整，他们基本上是沿着草地与森林的边界行军，没有深入草地的腹地。我们来看看红一军团韦国清团长当年的记录：
1937年5月在上海出版的《逸经》杂志第33期，刊登了一篇董健吾牧师化名“幽谷”的文章《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首次在国民党统治区介绍红军长征经过。文后引用了的“红军第一军团西引中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更为详尽地记录了过草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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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军团直属队的童小鹏在他的长征日记中，详细记录了他们过草地的经过，摘录于下：
8月23日：很久以前就准备要过的草地，今天要开始向它前进了，大家都很想早点到达，尝尝草地究竟是一个什么味道，巴不得一跨就过。
早饭后就戎装出发了，从通哈龙道上二十里便分路了，仍沿河而上，沿途仍见着高山树林，天的确可恶得很，出发后不久即下雨了，未免知道我们要过草地而故意捣乱不成？因下雨气候很冷，有些同志又没有雨具来抵抗，所以因体弱而冻毙在路旁的倒有几个。
行约七十里到腊子塘，河边搭棚露营。
8月24日：开始进入草地了，渐渐的不见了森林，地面也渐渐的开阔了，两边虽然是山，但比较低了，且满山是青草而不是旁的东西，路上尽长的青草，若不是向导领路的话，的确连方向都找不到，最讨厌的是天仍连绵下雨，淌得满身透湿，路上尽是水泥更使两腿难走。
沿途都没见有什么树林，最后见着树林了，便开始露营（分水岭，约七十里）。这树林系先头部队驻过的，故还有旧的用树枝搭的棚子，我是分到一个旧棚，加上油布虽不漏，然而地湿又不平，棚小又过矮，的确转身都转不得，但在这个环境下说来还是一个上等货呢。
因没有锅灶，只得自己吃干粮，大家都用自己的瓷缸当铜锅烧开水，煮稀饭，任我所欲，倒觉有点趣味。
8月25日：早饭后继续出发，这一路的确是纯粹的草地了，山不高，但全是青草，真的是连一根小棒棒也找不到。路大部是在山间的平坝，最后也爬了一些小山坡，约行六十里，到后河露营。
此地虽有地名但等于零，只是一块长满青草的山麓而已。山脚下虽然有一块大草坪，然而因为中间有一不规则的小河，左湾右湾东转西转，都把这块地盘占据去了。只得就在山麓住下，又因无树林，大家都用带来的木棍撑起。上搭油布或毯子，倒也不错。只因为无柴，大家过的“寒食节”而已。这小河水有毒，色带赤，吃多了即肚子疼。
8月26日：行约二十里，即到一极大平坝，右边一条极大的路来会合，据说是右路军从哈龙来的，河边小树林中还有火烟、棚子，大概昨晚在此露营。到这里路大且干燥，一望平原，数万战士蠕蠕道上，均可一瞥而见。行二十余里转右，又是这样的大块草地，接着再行约二十里，即在山麓露营。途中过河五、六次，相当讨厌，最后一次水急且深，我几乎被水冲倒，惊得相当。
此地又是没柴，同志们均回去三、四里河边拾柴，晚上才没有过“寒食节”。
8月27日：原来据地图所示，走五天草地可到班佑，此地仍为草地无粮食，但有百余间牛房。今天大家都高兴得很，一路走都两眼直前，恨不得牛房就在面前显露。但是调查不确，走了约七十里，天将黑暗仍未见有牛房，只见山间河边有些连绵的小森林，有些前面部队露营过的痕迹——火堆、棚子，结果还未到，只得在河边树林内露营，于是今天大家都大失所望。天仍下雨真是可恶！因之天气很冷，脚因终日沾着水，的确很难过。
8月28日：大家都肯定的说：“今天无论如何可到班佑了。”一路走仍两眼直前的瞭着，巴不得就在面前，沿山旁走约二十里进入平坝。好了，见着前面山边火烟绕越，于是大家都高兴得很了，都估计前面一定是班佑，不然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团的火烟呢？再大踏步的前进，更证明了，于是盼望几天的班佑的确到了。
休息时听得走前面的同志说，右进二十五里便有很大的村落，且不是草地。听后大家都喜出望外！竟料想不到草地就这样轻便的过了。再走十五里草坪完了，这时，的确是两个世界了：回头看，后面是一块荡荡的大草坪，所有的只是零乱的百余间牛房在陈列着，上面笼罩着一团青烟，路是稀溶酱烂，走在上面连草鞋都差不多拔不起来；这一边是一个山坑，山上都长着树林，路大而干，走起来煞是有劲！的确没有想到就这样不知不觉，忽地里结束了草地的生活。
走二十余里，看到了草地未见过的麦地、菜圃、木房，均显露在眼帘内，巴西到了，于是即布置宿营。
从童小鹏的日记中可以读出一种革命的英雄主义和乐观的气派，任何困难在他们眼里都是可以克服的。日记的真实性也是无可置疑的，一军团即将走出草地的时候，军团政委聂荣臻26日给后卫的三军团首长彭德怀、李富春和因病随他们行动的周恩来发了一封电报：
一、我率军直、一师及军委纵队、红大等已超过色既坝约四十里处露营，无森林，高地尚干燥，明日可到班佑。
二、由毛（儿盖）第一日到腊子塘约六十里，路不好走，架有树棚可宿。第二日到分水岭，行程约五十里。附近有森林露营。第三日到后河七十里，足株树，可寻我们露营形迹择地露营。昨夜无雨，尚无大苦。
三、此地系小草地，并不如未行时想之严重。只要有相当准备与天气好，无问题。在战士中须正确解释，排除恐惧。不过你们须注意者：在战士中雨具和衣服要有调剂，一军此次因衣服太缺和一部分身体过弱，以致连日来牺牲者约百余人。经过我们目者均负责掩埋，在后面未掩埋的一定还有。你们出动时，请专派一部握具前行，沿途负责掩埋。
四、沿途木牌路标甚少而小，地面铲之路标因雨不易见。你们前进时须注意我们之形迹。
一军团直属队党总支书记萧锋在后面负责收容队的工作，据他的行军日记记载，刚进入草地两天，一些人的粮食就已经吃完。到第四天，大多数单位都已绝粮，靠挖野菜、煮皮带度日了。萧锋向聂荣臻政委汇报说：四天来根据十四个单位统计，掉队250人，牺牲120人。聂指示：没有粮食就拔野菜吃，担子挑不动就丢掉，实在不行，骑的骡马也可以杀掉吃。尽管如此，死亡人数仍然不断增加。走出草地后，聂荣臻收到周恩来9月4日发来的电报说：“据三军团收容及沿途掩埋烈士尸体统计，一军团掉队落伍与牺牲的在400以上。”嘱咐他们要“特别注意改善给养，恢复体力”。
过草地只有五六天时间，怎么会死那么多人呢？主要问题是无粮造成的饥饿。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央与张国焘长达一个多月的争论，使整个红军动弹不得，把这个地区本来就很少的粮食消耗殆尽，就是不走也照样会饿死人。正如《红军长征在四川》中描写的：
过草地之前，部队曾开展了筹粮工作，按要求每人应准备十天所需的十至十五斤干粮。但这一地区物产不丰，许多部队远未达到要求，有的甚至仅筹到两天的干粮。行程未及一半，一些单位即告断炊。草地荒无人烟，根本谈不上沿途补充粮食。由于连日降雨，积水泛滥，淹没草甸，许多地方甚至连野菜也无从寻觅。草原中许多潴淤之水，因陈年衰草腐蚀其中，不仅不能饮用，如若伤口染上，很快肿溃，重者使人致残。有时不慎跌跤，干粮掉进毒水中，即不能食用。有的战士不堪忍受饥渴之苦，不慎喝了有毒的水，吃了有毒的野菜，因而付出了宝贵的生命。有时虽遇溪流小河，却因无柴烧火，连开水也喝不成。一面是艰难的行军，一面却又忍饥受渴，指战员的体质日渐衰弱，不少战士走着走着突然倒下去，便再也起不来了。
高原的气候是第二个致命的原因。在海拔3500米的高原上，缺氧使得健康人尚且行动艰难，体力消耗极大。红军长途行军缺乏给养，体质本来就已极度衰弱，草地绝粮，对他们的生命更是极大的威胁。高原气候多变，昼夜温差大，红军从南方到这里，除了身上的单衣再无御寒之物。草地的8月白天多雨，晚上强劲的寒风夹着雪花向露宿在高地上的红军战士袭来。红军衣单体弱，内无果腹之食，外无御寒之衣，饥寒交迫。每天清晨，宿营地都有身披霜雪的僵硬的红军战士的尸体。
尽管如此艰苦，大多数红军战士在草地行军中都表现出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克服一切困难的决心。从老红军的回忆录中再现了他们互相帮助，互相鼓励，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谱写了一篇篇感人的故事，令今天的人肃然起敬。但是红军过草地时非战斗减员之多，实在是出人意料之外。反思起来，除了上述的主要原因，还有其他多种因素。
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夫妇在长征路采访后认为：由于当年红军急于北上，事先并没有很好地侦察草地行军的路线，藏族向导的能力和可靠性也是令人怀疑的。“这些向导从大平原一看，就简单地沿着一条直线往前走。”红一军团的路线看来是比较好的，但是其他部队可能走了不少沼泽路和绕弯的路，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
老红军戴正启在接受索尔兹伯里的采访时告诉他，在无人区行军，会造成一些人精神的崩溃，失去了信心。他说：“草地上渺无人烟，没有人，一个也没有。你要了解我们中国人的习性，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的生活经历：看不到人的影子，听不到人的声音，也没有可以谈话的人。没有人从这条路上走过，没有房屋，只有我们自己。就好像我们是地球上最后一批人。”他认为，这就是人们死亡的重要原因。
还要提到的是，在因掉队而减员的人中，有一部分是脱离红军逃跑的人。这在长征的全过程中都存在着。逃兵多数是长征途中招募来的农民，他们的革命觉悟远不及江西出来的老战士。行军中也没有机会进行政治教育，到了最艰苦的时刻，这些人就熬不住了。胡宗南在松潘，就收容了一些这样的人。据原国民党第二师补充旅参谋主任李炳藻回忆，他收容过一个红军师长的勤务员，此人“身穿很完整的布军服，图囊内装军用地图一张。该图系用毛笔绘制，图的内容系川、甘、青三省边区部分，图上所绘的山川、道路、河流、村庄的名称，在国民党军军用地图上均没有记载。看了这份地图，对松潘以西草地情形了如指掌，在军事上有很大价值”。李炳藻如获至宝，立即将逃兵和地图转送胡宗南。另外，中共中央毛儿盖会议决定的行动计划，9月初一、四方面军的分裂，国民党方面都很快就得到了消息，当时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主任贺国光致蒋介石的报告，叙述得相当准确。这样的情报也是红军的逃兵提供的。1984年索尔兹伯里夫妇在草地采访时，夏洛特·索尔兹伯里就曾对一个前红军战士的自述表示怀疑。据那个人说，他在1936年负伤，先坐担架，然后被编入收容伤病员和掉队的收容队。过草地时他是被人抬过来的。他说当时曾下令将所有的伤病员留下来，他就同其他一百多名战士一道留下来了。问到当时他们是否有钱，是否有人帮助他们，他不置可否。夏洛特认为：“我们都感觉他一定是个脱离队伍的人，当时这种人相当不少。”
经过四五天的行军，红军各部陆续到达草地北端的班佑、巴西、阿西等地。今天看来，这些地方都是小村庄，上百户藏民在红军到来前都跑光了，小小的圆锥体房子像南方的稻禾堆，由细树枝编成的架子，顶上覆盖毡子，四周的墙壁都是用牛屎抹起来的。红军都叫它们“牛屎房子”。生火用的不是柴禾，而是牛屎抹成的干饼饼。经历了草地露营的痛苦，红军住进牛屎房子感觉像是宫殿，躺在地上兴高采烈地抽烟、聊天。
徐向前到巴西之后，未及休息便出发观察敌情。在班佑的东北三十里是上包座，位于松潘通往甘南的大道上。包座背靠群山，山上是茂盛的原始森林。山下左有求吉寺，右有大戒寺。包座河水流湍急，在寺前流过。胡宗南部一个团分别驻守在两个喇嘛寺内。上包座南数十里是下包座，也有国民党军驻守，与上包座守敌呼应。徐向前带着参谋来到距大戒寺、求吉寺几百米的森林中观察敌情，在地图上标注了敌军的火力点。
8月24日，胡宗南接到前方守军电报，说红军占领了班佑，大吃一惊。原来认为鸟也飞不过的草地，红军竟然过来了！他立即命令在漳腊的49师师长伍诚仁迅速向上包座进军，一定要把红军堵住。49师原属蔡廷锴的十九路军，“福建事变”失败后被蒋介石惩罚性地调到这里。接到命令，伍诚仁于27日率部出发，企图在包座河一线阻挡红军北上。
徐向前获悉49师前来，决心抢在前头拿下上包座，再回过头来消灭49师。看到一方面军的一军团行军疲劳，减员较大，三军团还未上来，他在向毛泽东汇报时，主动提出由红四方面军来打这一仗。一军团作后备队保护中央。毛泽东非常高兴，立即同意。徐向前的部署是：程世才、李先念的30军主攻，以89师264团进攻大戒寺守敌；88师和89师的另外两个团埋伏在上包座西北森林中伏击49师。许世友、王建安的4军助攻；以一部打求吉寺之敌，配合30军行动。
8月29日，264团向上包座守敌发起进攻，很快占领了山头阵地，残敌逃进大戒寺。30日下午，49师先头部队到了大戒寺以南。为了诱敌深入，264团边打边撤，敌人急于前进，根本没发现埋伏在原始森林里的红军主力。31日下午，敌人全部进入红军包围圈内，程世才、李先念发出进攻命令。红军从山上的森林中冲下来，六七里长的战线上杀声震天。49师被红军分割成三块，首尾不能相顾。激烈的战斗一直进行了八个小时，伍诚仁见大势已去，跳河逃跑。红军猛追敌军后勤部队，缴获了几百头牦牛和大批粮食。49师被基本解决，红军歼敌4000余人，俘虏800余人，缴获枪支1500。大戒寺守敌乘夜放火逃跑，红军冲进寺内奋力灭火，有的战士跳到粮仓里，一面灭火，一面抓着烧焦的麦粒大口吞嚼，真是饿坏了！这一战红四方面军也付出了相当大的牺牲，红4军10师攻打下包座的求吉寺，敌军依据坚固的寺院顽固抵抗，由于没有重武器，红军多次进攻都没成功。师长王友钧在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4岁。最后，红军放弃了对求吉寺的攻击，撤出战斗。
包座之战是红军在川西北地区与国民党军打的最大的一仗，这一战打通了红军北上的道路，也打出了红四方面军的威风。在草地行军的饥饿疲劳情况下，还能打这样的大仗，确实了不起。伍诚仁逃回去即被蒋介石撤职，胡宗南领教了红军的厉害，轻易不敢来犯。红军和中央的安全有了保障。现在就等着张国焘、朱德率左路军前来会合，共同北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