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与计划的初步较量
如果说邓小平南方谈话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那么，这些谈话决不是邓小平的突发奇想，而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于计划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在实践中不断深化，不断反思和总结经验教训的结果。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孕育，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建国初期，由于各方面因素的作用，中国选择了计划经济的目标模式。直至1978年，尽管中国的经济体制发生过几次变动，也曾经进行过某些改革的尝试，但从总体上来说，始终未跳出计划经济的条条框框。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巾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这种观念在当时似乎是天经地义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重新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理论界人士开始总结和反思中国经济体制存在的缺点和不足，并以此为基础探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取向。
早在1978年7月到9月间，国务院务虚会就曾提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思想。在草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提纲时，邓小平也提出：“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主要从价值法则、供求关系来调节。”以此为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应该坚持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
1979年春，陈云和李先念明确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改革思路。与此同时，理论界围绕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
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在同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副总裁吉布尼等人的谈话中，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断。他指出：说市场经济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他进而提出了“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思路。
1980年9月，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指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这个观点得到了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支持。
但是，由于当时占主流的意见还是强调计划经济，因此，以上观点提出之后不久即受到指责。1981年4月之后，一些报刊上开始出现对商品经济观点的批评。
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出现了“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的提法。相对于只承认计划经济而排斥市场调节的传统观念，这一提法是一大进步，但在当时传统观念仍占主流的历史背景下，它显然刻意回避了使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这些概念。
鸟在笼子里飞
历史的潮流是无法阻挡的。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党内外思想解放的步伐也不断加快。
计划和市场问题上解放思想的阶段性成果，是在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上収得的。十二大正式肯定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以此为基础，对于计划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在此后的改革开放实践中不断深化。
1982年12月2日，在同出席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上海代表团部分代表谈话时，陈云形象地把市场和计划的关系比喻为鸟和笼子的关系。他指出：搞活经济是在计划指导下搞活，不是离开计划的指导搞活。这就像鸟和笼子的关系一样，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如果说鸟是搞活经济的话，那么，“笼子”就是国家计划。当然，“笼子”大小要适当，该多大就多大。经济活动不一定限于一个省、一个地区，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也可以跨省跨地区，甚至不一定限于国内，也可以跨国跨洲。另外，“笼子”本身也要经常调整，比如对五年计划进行修改。
尽管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已经取得了许多成果，但从1982年到1983年，也就是中共十二大前后，对于“商品经济”提法的批评声仍然很高。1982年上半年，刚刚创办的经济特区也受到了“搞资本主义”的严厉指责。尽管1980年中央文件明文规定特区主要是实行市场调节，但有人却认为市场调节为主是想和计划经济脱节。
但在另一方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形势，又要求突破“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框架，进一步进行市场取向的改革。为了促进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邓小平等领导人坚强地顶住了反对和批评的声浪。
1983年2月，邓小平视察苏州，当他看到苏州乡镇企业崛起的良好势头时，明确肯记了市场经济的重要性。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确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提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的过程中，这个决定否定了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的传统观念，是理论上的一个重大突破，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确立打下了基础。
但是，由于十二届三中全会之后，坚持认为社会主义不能搞市场经济的传统观念不仅仍然存在，而且对改革的进步发展已经产生了影响。因此，客观地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提法，实际上是当时条件下政治和理论上折中调和的产物，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这个提法仍未摆脱姓“社”姓“资”的朿缚。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仍然需要理论上的进一步发展和突破。
1985年10月23日，在会见美国时代公司总编辑格隆瓦尔德为团长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邓小平再次强调：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大力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
1987年10月至11月，中共十三大召开。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十三大提出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这样，在中共十二大的基础上，十三大确认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取向，进一步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
“吴市场”们获胜
在十三大方针的指引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但1989年之后，关于姓“社”姓“资”的意识形态争论再次兴起，对计划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又发生了曲折。
一方面，邓小平坚决强调，十三大报告一个字都不能改，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另一方面，在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思想理论界发生了激烈的论争。一些人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反对“和平演变”的名义下，对市场取向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认为把改革的目标定位在市场取向上，会改变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
据经济学家吴敬琏回忆，1990年7月5日，中央政治局邀请一些经济学家座谈，商讨当时的经济形势和对策。在座谈会上，发生了计划取向与市场取向之间的激烈争论。主张计划取向的人认为，市场调节只能在计划的范围内发生作用，而不能喧宾夺主，1988年的通货膨胀就是由于前些年颠倒了这种关系，采収了市场取向的错误路线的结果。主张市场収向的人则强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路线，维护市场取向的改革方向。经济学家薛暮桥在座谈会发言之后，给中央主要领导人写了一封长信，信中指出：东欧剧变的主要原因是未进行彻底的改革，跳不出乱物价、软财政、软信贷的圈子。因此，我们必须认清形势，当机立断，推进以建立奠定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综合改革，才能克服困难，走向繁荣。由于这些学者在而对猛烈批判时坚持自己的观点，许多人在个人名誉上受到攻击。如吴敬琏因为始终坚持搞市场经济的观点，就被反对者称为“吴市场”。
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的理论论争，对于当时的改革开放进程不能不发生影响，承包制、股份制等制度创新的改革试点停了下来。
在农村改革方而，对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认识也出现了动摇。1989年11月24日，有关部门报送中央领导的一份有关农村情况的调查报告，就反映出当时首先在全国实行大包干的安徽省风阳县小岗村农民对农村形势的忧虑。报告指出：农民存在怕变心理。风阳县小岗村村委会主任严俊昌说，农民都担心再搞一大二公那一套，农村的私营企业主、个体户也忧心忡忡。中央一些文件和领导讲话中相继提出“私营企业存在剥削关系”“私营企业主不能入党”等等，使他们感到“前途渺茫”。一些基层干部闻风而动，在加强集体经济的名义下，釆収了一些措施，引起了农民的不安和不满。
在对外开放方而，也受到了很大程度的消极影响。当时的海南决定把洋浦30平方公里的土地租给外商投资开发，租期为70年，虽然邓小平曾经在1989年4月对此举给予批示支持，但由此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划一块地给外国人，被认为是姓“资”。在这种情况下，洋浦出租开发的方案被迫搁浅，直至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以后才得以落实。
在人们的认识出现反复和动摇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再次站到时代的潮头，以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大无畏精神，坚持自己的观点。
1989年6月，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邓小平专门强调：“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相结合，这个不能改。”“绝不能重复回到过去那样，把经济搞得死死的。”
1990年12月24日，在同部分中央领导谈话时，邓小平再次谈到计划和市场关系的问题。他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医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资本主义就没有控制，就那么自山？最惠国待遇也是控制嘛！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卞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巾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
可见，到这时，邓小平己经基本上形成了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关系的系统的理论思想。经过十几年艰难曲折的孕育过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已是呼之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