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到谈判的复杂性及跨部门的特点，中国政府于1986年8月5日成立了国务院关贸总协定部际协调小组，主要任务是研究和协调谈判中的重大政策问题。组长是国务委员张劲夫，副组长是经贸部部长郑拓彬、外交部副部长钱其琛、海关总署署长戴杰。
1987年10月，应郑拓彬之邀，邓克尔携特别助理侯赛因二度访华。他们先由深圳入境，参观了中国南方一些地方。在重庆，这位GAtt总干事早上6点就起床去大街小巷体验生活。当时，山城烟囱林立、码头杂乱，邓克尔深感中国与西方经济的现实差距，中国以发展中国家地位“复关”是有道理的。
此次访华的成果总体上让邓克尔很满意，但在离京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邓克尔于10月31日取道香港返回日内瓦，中方为他预订了班机头等舱并已确认，但在办理登机手续时，邓克尔竟被告知头等舱满员，没有他的座位。负责接待的经贸部交际司工作人员努力与民航交涉，但终无结果。到机场送行的“复关”谈判中国代表团团长沈觉人感到脸上无光，不愿亲自向邓克尔说明，于是未及送邓克尔登机便告辞离开了贵宾室。中方陪同人员十分抱歉地告诉了邓克尔，邓克尔嘴上说坐什么舱位都行，但脸上明显露出不快。这件事使邓克尔至少感受到，中国在管理和服务方面与国际水平存在的距离绝非个别现象。与国际接轨，谈何容易！
“复关”谈判之所以难，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在与缔约方开始实质性谈判之前，需要接受缔约方对中国外贸体制的审议。可以说，中国面临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资格审查，GAtt缔约方进行的也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资格审查。
中国“复关”的体制审议阶段长达5年，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体制弊病太多。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始终是朝向市场化的，但在很长一段时期，甚而到1991年，“市场经济”的概念还被禁用，只是先后使用过“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等概念。美国就曾在审议过程中直截了当地说，他们只知道世界上有两种经济体制，一种是计划经济，一种是市场经济，没听说过还有一种“商品经济”，要求中方明确回答中国到底是哪一种经济体制。
1987年2月13日，钱嘉东大使向邓克尔递交了《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备忘录》。这个文件详细介绍了中国的外贸政策体制，包括外贸管理、海关税收、商品检验、价格、外汇管理和特区政策。向一个国际机构提供如此全面的情况并准备接受审议，由几十个国家在那儿评头论足，这对中国是第一次。
邓克尔看完备忘录非常坦率地说，他觉得写得比较粗糙，阐述不透，难以让人信服。他预计缔约方会提出很多问题，审议工作将非常艰难。
客观地讲，并非这份备忘录写得粗糙，而是当时中国的体制有许多独特的东西，有些与市场经济相去甚远。在一次中国工作组会议上，当中国代表介绍国内的“粮棉油三挂钩”“三提留、五统筹”“议转平”等等只有中国人才懂的政策语汇时，翻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难以把意思准确地传达给缔约方。
在从1988年2月开始的连续几次工作组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就中国的经济体制和外贸制度进行了4次口头答疑，对缔约方提出的数以千计的大小问题一一作答。缔约方承认，“上了一堂史无前例的教学课”。
1989年2月28日至3月1日，中国工作组第六次会议在前几次会议答疑的基础上，开始对中国的外贸制度是否符合关贸总协定做出评估。美国等西方主要国家的结论是：中国正在进行市场导向的改革，但与关贸总协定的体制仍有较大差距。
这一年的春夏之交，北京发生了那场众所周知的政治风波，西方国家以此为由对华实行制裁。“复关”谈判陷入僵局。
对此，邓克尔和吉拉德对中国代表团首任团长沈觉人说：“你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用事实使谈判对手相信，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不会改变。”
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国内关于建立何种形式的经济体制争论得十分厉害。1992年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此言一出，石破天惊，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也明确了方向。同年10月，中共十四大在北京召开。与此同时，GAtt中国工作组第十一次会议在日内瓦举行。
江泽民在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四大的报告被迅速传真到了日内瓦，“复关”谈判审议阶段的核心问题随之迎刃而解。随后，中国代表在日内瓦郑重宣布，社会主义，意味着中国的社会制度是由共产党领导的，除此之外，中国的市场经济就其一般特征来说，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市场经济并没有什么区别。
会议当即作出决定，结束对中国经济贸易体制的审议。从此，“复关”谈判进程不仅重新启动，而且步入了市场准入的实质性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