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的轰轰烈烈以一种极端的方式终结，萧索落寞的气息氤氲在中国内地，经济的萎靡不振已经进入第二年，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一直在5%上下。
国务院仍旧忙着“治理整顿”，物价逐步平稳，但社会需求被抑制，仓库积压到了惊人的程度。市场疲软到那些永远有理的经济学家都不知道如何出来打圆场。那些在上个10年风光无限的企业家们终于回过神来，那个物资紧缺，卖什么赚什么、愁买不愁卖的年代结束，曾经井喷式释放出来的民众消费热情已经荡然无存。现在，把产品卖出去是最难的环节。下岗成为描述工业现状的流行语，也是消费抑制的一个前兆。邓小平指出：“和世界上特别是同东亚、东南亚国家地区比，这叫滑坡。”而一位西方经济学家则说：“没有必要继续将经济压制到完全死亡的境地。”
波动
一家颇有影响的杂志——《当代思潮》，在第一期发表《用四项基本原则指导和规范改革开放》的文章说： 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任其自由发展，就会冲击社会主义经济”。《人民日报》《谁说社会主义“讲不清”》的文章，矛头竟然直接对准颇为流行的邓小平语录——“摸着石头过河”和“黑猫白猫”。一篇署名“闻迪”的《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文章，洋洋洒洒地在《人民日报》上连续转载。
这类文章铺天盖地，表面上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实际阻碍改革开放，阻碍民营经济的发展。这个时候，世界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柏林墙倒塌。有人说中国应该挑头充当世界革命中心。改革开放没人提了，谁要是提，就有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嫌。政治的天平看不清该向何处摇摆，局面让人心寒。就这样，姓“社”姓“资”的争论上，“左”倾势力甚嚣尘上。思想上的混乱必然带来生产上的停滞和经济上的下滑。
春节过后的几周内，坏消息接踵而至。国内，农业部部长说，粮食减产，形势严峻。外经贸部官员为出口下降愤愤不平。统计局公告写着，工业产值再创新低，全中国经济都在疲软。据说，一位退休的原高级将领指着刊登统计局公告的报纸骂娘，说：“疲软？什么疲软？就是完蛋。”
国外，西方人经过1989年的分崩离析，一夜之间空前团结，至少20个国家联合起来“经济制裁”、排斥中国。钱其琛用一句诗形容说是“黑云压城城欲摧”。
大环境，黑云压城，小环境却不是暗无天日。
斯威夫特说过：“如果某人能使只长一根草的地方长出两根草，他就有理由成为比沉思默想的哲学家或形而上学体系的缔造者更为有用的人。”
社会不只是“左与右”的争论和“社与资”的争吵。当政治家们为路线方针殚精竭虑的时候，普普通通的温州人没有放弃，与那些在方寸纸片上争得面红耳赤的评论家相比，他们的生活显得更为实际。温州的氛围反而要比1989年更加轻松。
潘挺宇从欧洲归来，当选为浙江省政协委员。叶子建敢下血本，花6万元买来自动切割镜片的设备，大张旗鼓地扩展眼镜厂规模。
下海的官员逐渐有了规模。在市委任职的王建辉组织圣诞礼品出国销售，只可惜运输延期错过圣诞节，大大亏本。王建辉气得胃出血住进医院。
娱乐方式是精神状态嬗变的具体表达形式。
先创音响总经理陈良春在1990年，正当朝气蓬勃。作为乐队一名鼓手的他和温州大部分痴迷音乐的年轻人一样，实践着自己“卑微”的音乐梦。温州华联商厦的开业则给众多温州人带来了无限惊喜，当天以至于街头巷尾都在谈论这件盛事。
然而，轰动一时的温州华联最终昙花一现。
但是，商厦虽失败，却培养了温州人一种崭新的商业理念： 百货公司可以由个人经营，买东西可以自选商品而不是由售货员递到手里。20世纪90年代初，温州零售市场出现本质性的变化，以人本、民丰、木子为代表的民营连锁超市迅速崛起。
跌入谷底的民营经济正在复苏，温州呈现一片欣欣向荣之景象。唯独柳市例外，其正经历着一场切肤之痛。
1990年5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史无前例地为柳市一个镇“单独发文”——《关于温州乐清县生产和销售无证伪劣产品的调查情况及处理建议的通知》。国家七部委（局）、省市县三级政府联合组织了近200人的工作组、督查队开进柳市，进行了温州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对假冒伪劣的围剿。
中国的版图上，柳市这个背山面海的东南古镇难以寻觅，然其声名早已远播。据称，寄往柳市的信件，即使忘了邮编，漏写“温州乐清市”，照样不会寄丢。柳市名声在外就靠低压电器。不足50平方公里的旮旯之地，聚集着2000多家上规模的工业电器企业、数千家加工企业，密度之大在全国屈指可数。此时的柳市，恰是经济学家钟朋荣笔下的“小狗经济”的雏形，出现了用市场交易关系代替企业内部的产权合作关系和内部管理关系的端倪。不起眼的“小狗经济”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力量，不过这些单个群体组织的经济实体必然难以接受市场与道德的考量。
一份报纸曾如此描述柳市的繁荣： 人潮车流，南腔北调，数不清的电器商店和地摊一家挨一家，各式电闸电表、开关应有尽有，大街小巷涌动着商流，慕名前来的客商扔进票子，带走电器，柳市扮演着“电器大都会”的角色。在这个大都会里，南存辉、胡成中、高天乐、郑元豹、郑元孟、陈成曼等一批温州民营大佬崛起其间，风云际会。
亚当·斯密在《道德的情操论》中认为：“追求金钱名利超出对智慧和道德的追求，整个社会便会产生道德和情操的堕落，结果便是公正性原则被践踏，市场经济趋于混乱。”市场混沌初开，经济主体的趋利行为没有法制的规范和道德的约束。不健全的经济机制下，产生了不健康的利益导向，最初的柳市沦丧为“假冒伪劣品”的泛滥之地。
事实上，柳市原本是一批收起农具的农民创造的奇迹，一开始就面临着资金、技术与道德的挑战。新华社记者在当地采访时目睹： 刚放下锄把的庄稼汉在斑驳陆离的机床前，肢解废旧交流接触器。他们用稻糠换下熔断器的石英砂，用砂纸和鞋油将锈迹斑斑的电器擦得发光发亮。锅灶旁，太婆们一边煮饭，一边慢悠悠地摇着漆包线。河边挤满了村妇，她们清洗着一筐筐电器，然后分别铺开晾干。
低压电器触头必须用白银，柳市人以白铜相代。两者产品质量、寿命和安全性能相差甚远。国家规定低压电器必须凭证生产，柳市上千家企业中有证企业不到1%，有证产品不到0.1%。明明是本地产品，出厂地却全部标着北京、上海，制作相当精致，不明底细难辨真假。这一切无怪乎都是为了追逐那30%~50%的暴利。
“假名远扬”的柳市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困境。乐清市供销员协会副会长黄忠平见客户只能假冒上海人。对方说口音不对，黄忠平就谎称自己是插队到上海的，“把自己的人格都卖了”。周海雷的包里也会装上七八个单位的假证件，一会打上海的牌子，一会打杭州的牌子，“说来自柳市，人家连门都不让进”。
苍白的信誉大大增加了柳市产品在市场中实现价值的成本。然而，精明的温州人巧妙地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对策。只用国营企业20%的费用，就可生产出同样的低压电器产品。所以，柳市出售的劣质电器，一般会给买方高达20%~30%的回扣。
北京一家国营企业买了大批质量不合格的柳市低压电器，堆放仓库。之后，柳市人主动找上门用废品的价格买回堆积品，然后擦得光亮，以正品价格再卖给这家国营企业。哈尔滨一家生产低压电器的国营企业，生产成本高，效益不佳。后来该厂有了降低成本的“诀窍”——从柳市低价买进低压电器，贴上自己的商标高价销出去，企业利润猛增。此类现象不胜枚举。尽管有行业专门下文件禁止购买柳市伪劣电器；有的地方贴出告示： 谁买柳市假货，谁自负其责。可是，文件和告示形同废纸，采购人员疯了似地涌往柳市。即使在国务院工作组前往温州的同一架飞机上，都有不少来催货的采购人员。
人命关天，伪劣电器产品带来的事故隐患势必将这场疯狂的假冒行动导入灭亡。河南某钢厂建成剪彩时一包钢水吊在空中正要倾倒时突然卡壳，解放军某重要国防建设因电器是废品而受影响，新疆一名电工因劣质空气开关起火被严重烧伤致残……年初，黑龙江一煤矿发生瓦斯爆炸多人死亡，惊动高层。而最具黑色幽默的一幕则是，打假中工作组的一位成员病了，在乐清人民医院看病。医院院长得知此人来查处低压电器问题，便诉起苦来： 医院从哈尔滨买回一台X光机，在一次连续透视时机器突然失灵，低压开关出了问题。没想到开关正产自乐清柳市。劣质产品转了一圈，又回到产地。
不赚钱的企业是不道德的，为了赚钱而超越道德底线、在产品质量上做手脚更是不人道的，必将受到惩罚。打假治劣，刻不容缓，史无前例的举措预示着山雨欲来。工商、财税、银行、边防、技术监督部门联合行动，沿路沿海处处设防。
迅即之间，许多昔日门庭若市的电器商店和地摊门面被贴上封条。公开的报道披露： 1267家低压电器门市部关闭，1544家家庭生产工业户歇业，359个旧货电器经营执照被吊销。当时的浙江省工作组组长翁礼华将治理整顿形容为“风雷激荡”。柳市确实元气大伤。
大浪淘沙
激荡之后，柳市街上行人稀少，经济发展速度一落千丈。有人开始担心： 柳市会不会从此一蹶不振，衰落萧条？
整顿就是一次改革，沉浮期间无论有多少阴霾，也总有暖风吹过。整顿过程中，政府当时有言在先： 无证企业全部取缔，但只要产品达标，就能申领许可证。所以，如此轰轰烈烈的治理，从结果上看，并没有让柳市的低压电器走上毁灭之路。相反，家庭小作坊乱世纷起的时代一去不返，而一批有实力的企业显山露水，开始脱颖而出。因为，允许申领许可证，无异于给个私企业打开一条门缝。
最先挤进“门缝”的有郑元孟与陈成曼。前者是“八大王”郑元忠的哥哥，曾经是一名赤脚医生。1986年，郑元孟放弃在杭州年盈利300多万元的企业，应邀到亏损32万元的乐清新华开关厂担任厂长，进行了第一次产权制度改革，企业当年即扭亏为盈。而后者，为了拿到许可证，从上海请来专家。验收之前，陈成曼偏偏发生了车祸。但他顾不上可能残疾的危险，躺在担架上赶回了公司。市场变得纯净，无良的竞争对手被清理出局，此两人都成为打假后理所当然的受益者。
拿到许可证的企业中，有一家叫求精开关厂。开关厂的两位创始人南存辉与胡成中此时正经历着轮流坐庄的七年之“痒”。
求精开关厂建立时，南存辉与胡成中最初的合作，无疑是有益的互补。南存辉合作之前对企业的内部管理、生产调配等比较熟悉；胡成中以跑码头、搞推销起家，对外销很有一套。
有民营企业家说： 民营企业难过但必须过的三关是分银饷、排座次、轮荣辱。“求精厂”逐渐有了知名度，地方政府常给企业领导人评先进。荣誉到底给谁？南存辉和胡成中想出折中的办法——“厂长轮流做”。但当开关厂产值做到1000多万元，双方各有亲戚、朋友进入管理层时，两人在经营决策上就有了争议。分家成为必然。
关于两人的分家细节，《走近南存辉》一书的记载依稀可辨当时的情景： 乐清县委书记和南存辉、胡成中关系都很好。他很关心求精厂的发展，对企业情况了如指掌。有一天，书记打电话告诉南存辉“晚上我到你家吃饭”。晚上，书记来了，和他一起来的还有胡成中。席间，书记说：“你们既然谈不到一起，不如分开试试。让我做‘娘舅’，分家！”
南存辉和胡成中分道扬镳，“正泰”与“德力西”由此问世。
处在十字路口的南存辉和美商黄李益合资，弟弟南存飞、外甥朱信敏、妹夫吴炳池相继加入，他100%的股权被稀释到60%。
不过，南存辉个人命运的真正转折还是政治小环境的使然。
1991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李瑞环来到柳市考察，南存辉被安排在电器总厂接见。李瑞环说了很多勉励的话，忽然问南存辉：“你一年的收入有多少？”对问题没有准备的他犹豫了好久，才吞吞吐吐地回答：“几万块吧。”李瑞环听后哈哈一笑：“你不要怕露富嘛。”
在民营企业主南存辉看来，那几年民营企业的大气候远不如今天乐观。争议、冲突与社会对这一群体所持的复杂心理，南存辉的犹豫和担心可以理解。李瑞环视察后，南存辉的底气陡然增强。在李瑞环走后一个月，他投入1000万元，更新原求精厂全部生产和检测设备，开通生产、销售、财务和人事等方面19个终端微机管理网络。他注册了正泰。关于正泰的由来，那是一次偶然机会南存辉发现一张从香港购买设备时开的发票，商店名字叫“丰泰”。南存辉觉得“做人要正直，处事要泰然，把两个字合起来就叫‘正泰’”。
南存辉作为一个典型温商的魅力将在正泰注册两年后散发出来。某日，正泰定好船期，准备出口一批产品到希腊。这是正泰产品第一次出口欧洲，发货前南存辉最后一次到仓库查看。
一切如常，大部分产品装箱上车，正准备运往港口。南存辉让质检员随机打开包装箱，拿出产品细细察看，果然发现了产品的瑕疵。他厉声质问在场的质量工程师。后者解释：“根据惯例，产品是合格的。”南存辉没有了平常的笑容，口气强硬地一声令下：“这批货不能发，全部开箱重验。”
一箱箱产品重新卸下运回仓库。负责运输的经理跑过来提醒南存辉： 这样会延误船期，如不能按时交货，对方会提出索赔。南存辉面不改色地说了两个字：“空运。”海运改空运，运输费需要增加80万元。在场的正泰职员全都觉得不可思议。南存辉则坚定地说：“正泰的牌子和信誉不只值80万。今天损失80万，但保住了公司的信誉。有了信誉，我们能赚回十个80万，一百个80万，一千个80万。”这是一个“鲁冠球把40万次品当废品卖”的温州版故事，也与“张瑞敏砸冰箱”如出一辙，细细品味，三者意蕴一以贯之，无不表明民营企业家自我蜕变和质量意识的觉醒。
南存辉的品牌保卫战为很多陷入品牌缺失之殇的企业敲醒了警钟。有些企业却把品牌的早期积累视为浪费，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只看到眼前利益，疏于为企业品牌镀金甚至贴牌生产，即使企业在不断做大仍是籍籍无名。一旦天气突变，此类不知名企业往往难以找到金刚罩。对于南存辉来说，品牌才是正泰做强的通行证。
正泰的规模与现代化引起欧洲一家跨国电器公司的注意。这家公司开出很有诱惑力的条件，征询南存辉是否愿意成为其在中国的子公司。
跨国企业在中国快速扩张的策略一般不外乎有两种方式： 其一，以合资的名义招安本土企业；其二，“如果不能打败它，那就收购它”这是国际跨国公司在中国面临本土公司激烈竞争时所奉行的经典策略。
当时，中国低压电器市场，能够撑门面的几家国有企业都与外商合资，换了洋牌子。与胡成中迥异，南存辉是一个有血性的温州商人。他精明、现实且又极具理想主义。与一些打着“民族主义”与“实业报国”的商人不同，在正泰创立的17年间，尤其是在与法国电气巨头施耐德的较量中，他的决心与果敢表达得淋漓尽致。
总之，南存辉放弃了合资的机会，再次“孤单的忍耐”。他说：“正泰要多跟外商合作，但决不会抛弃属于中国的民族品牌。”这些话今天读来平淡无奇，17年前却让人眼球一亮。南存辉更加“变本加厉”，召集30家企业成员，组织企业联盟。结果发现自己做了冤大头。抓了五年管理，联盟下属仍有成员将不是指定的产品贴上“正泰”标签以次充好，有的干脆做假账骗利润。
危急中，南存辉找到吴敬琏和周其仁。两位德高望重的经济学家建议他把多级法人消灭在萌芽状态。他把成员企业主拉到雁荡山开会，讨论“合好还是不合好”。吵吵闹闹了三天三夜，南存辉拍板“统统合并”。
动荡与奇迹
柳市风云激荡的时候，也是高天乐思想斗争最激烈的时刻。
香港九龙永安大厦的一间写字楼里，高天乐心中隐隐作痛。他久伫窗前，思考着是否重回温州。他的想法遭到朋友的极力劝阻。但就在一群群人从柳市搬往温州之外试图苟延残喘时，高天乐出其不意地选择了回归。
投资5万元钱，雇佣6个工人，高天乐迈出了创业第一步。他买了一本《电工手册》，把别的企业产品买过来，拆了装，装了拆，分析每个产品的外表、性能，最后生产自认为性价比最高的低压电器。但要与已经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正泰和德力西抢占市场，如此规模的企业无疑是蝼蚁撼树。于是，错开犬牙交错的城市，高天乐将产品目标市场集中在了农村。刚创办企业不久的他做起了广告。
他把产品广告刷到农村各个农宅的墙面上，专挑那些在公路上能看到的农宅，最贵的不过200元钱，花了不到1万元钱就把柳市附近几十个村子涂满了广告。后来，人们津津乐道于高天乐的神奇崛起，最关注的正是其独辟新径的营销策略。后来者纷纷仿效，但往往难以望其项背。高天乐在典型的“农村包围城市”模式下，奉行“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的前进原则，从农村向城市突进，步步为“赢”。
他要求厂里工人上班时全部穿白大褂，戴白帽子。当时，别人的产品包装大多用马粪纸，高天乐则加了一层铜版纸；别人用铜版纸时，他套红印刷；别人用两色印刷时，他已经开始采用四色印刷，“我们产品的外表一定要比别人漂亮”。
当大家一再抱怨市场行为是大企业的霸权主义，小企业根本没有话语权时，不妨考虑高天乐“麻雀变凤凰”的神话。差异化成为他把企业做大的最畅销手段。他的企业掀起一阵旋风，第一年实现销售收入30多万元；第二年，销售收入猛然增长到500多万元；到了1994年，销售收入突破1亿元。
高天乐的奇迹只是动荡中的故事一角，还有很多小厂办大事的案例，值得思索。
“柳市假货”，这一边倒的呼声，事实上对柳市人而言并不够公平。质量并不像传言的那么可怕，有些产品其实相当不错。润滑设备厂试制成功的JRB脚踏润滑泵被冶金部在全国推广，且能取代从德国进口的同类型产品。铭东开关厂生产的空气熔断器，开国内生产先河，为数百家企业使用。相似的企业在柳市不乏其例，可惜大多名不见经传。毕竟像乐清铜管件厂，因为助力卫星发射上天，登上国家级报刊（1990年8月9日《经济日报》《小厂办大事——乐清铜管件厂艰苦创业记》）的民营小厂少之又少。
1990年2月20日，乐清铜管件厂厂长柳知春忽然接到通知，“600只卫星空调净化器系统配套用的铜管接头必须在当月底运达北京”。除去送货时间，从工艺论证、模具设计开制到产品出厂只有五天时间。
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按照计划“长征二号”火箭应该在1990年7月把卫星运载上天，但断了铜管接头货源。时间紧迫，计划不可更改。1990年2月，担负发射装置配套设备生产任务的北京冷冻机厂获知柳市一家小厂能够生产这种高质量的接头，当即发出急信：“军工‘长征二号’火箭发射装置配套设备急用，请立即安排生产，以保证任务按时完成。”
用户对产品要求极为严格，时间也没有拖延的余地。铜管件厂38名职工日夜鏖战，1990年2月26日晚制足多于订货量的产品连夜发货，终于在2月28日下午接头送到北京。五个月后，“长征二号”运载火箭发射成功。
1990年8月，铜管件厂事迹被《经济日报》报道。而真正引人关注的消息是： 铜管接头首创者只是3位仅仅上过小学或初中的温州青年。
6年前，低压电器小作坊生产者柳知春在杭州展览会上发现外国造的铜管接头。经过打听，他得知“这样的接头国内居然没人做得出来”。那时的柳市，电器市场已然饱和，模仿者依然耻于人后。柳市早陷入惨烈血腥竞争的“红海”。
开拓思维，不必对旧市场、旧产业紧抱不放，不必再寸土必争，死守固有市场；跳出传统的“红色血腥”竞争，寻找新的商机，大胆开辟新的“蓝海”，才是发展之道。一切伟大的成功者都是优秀的学习者，善于学习和借鉴的温州人柳知春发现了自己的“蓝海”。他跃跃欲试，联合两个要好的朋友，迅速停止低压电器生产，专攻接头成形工艺。
研制接头国内一无工艺参照，二无数据可查，只能凭国外的样品揣摩分析。同伴有了疑虑： 国营大厂工程师都没做成，我们行吗？柳知春却认定：“外国人能搞出来，中国人也一定能。”三个家有老小妻儿的青年孤注一掷，租借祠堂，倾尽几十万积蓄买下3台旧机床，边请教边自学。他们负债一身，失败上百次，历经500多个日夜，接头一次成形。按上海中华造船厂常温液压破坏性试验要求，接头超过实际承受压力4~5倍后破裂才算合格，而柳知春们的接头承压竟大于7~15倍。
之后，柳知春兴冲冲带上接头，闯进上海推销。国营厂推托不要他的产品。柳知春提出： 白送给用。国营厂试用后发现接头壁薄体轻，使用效果赶上进口货。鉴定认为： 这种新型接头“安全系数余量很大，强度足够，货真价实”。
赫尔曼·西蒙在《隐性冠军》里讲：“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群数量庞大的企业，他们的成功总能用卓越或者辉煌来形容，但他们的事迹和经验却鲜为人知——哪怕是那些号称无所不知的商业媒体，无所不通的商学院教授，或者无所不能的咨询专家。这是一群‘隐性冠军’。”未来的时间里，低压电器仍旧吸引着相当多的柳市人趋之若鹜时，“隐性冠军”柳知春们将发展目标锁定铜管接头。
1990年乏善可陈。除了北京亚运会，几乎没有什么能留下深刻印象的事件。
不过，接下来的90年代是另一个世界。而亚运会也带给了中国人更多的自信。它留给这个国家的还有一首叫《亚洲雄风》的主题曲。歌词“亚洲风乍起，亚洲雄风震天吼”唱响整个国家，是为本年度最流行的歌曲。
在20世纪过去的90年里，这个国家的人背负了太多的苦难与悲痛。亚运会的承办的确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与其说它宣告着一个大洲的世界地位，不如说其更多地表达出一个国家与民族对崛起、融入，并被世界接纳的渴望。“雄风震天吼”，这是改革开放的主题，也是温州人乃至中国人自强不息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