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温州，将目光放置于中国乃至世界，大洋之外的德国《商报》正在用惊奇的眼光记录下本年度中国一扫沉闷，而蔚为壮观的惊喜变化： 生活水平明显提高……
紧接着，纽约国际发明展览会上，赵章光“101生发精”荣获金奖。与此同时，黄作兴江南阀门摘取了国际表面技术与防腐技术博览会金奖。随后几年，黄作兴获奖成为常态。
不过，当信河街上排满了手提现金等待提货的外国人时，温州打火机市场疯狂起来了。粗制滥造的事件层出不穷，有人在箱子里放上块砖头就让老外提走。恶性竞争骤然成为常态，周大虎的100多个熟练工人被轻易“挖”个精光。因为，按他的质量标准，工人一天最多只能做150个打火机，生产劣质打火机的厂家可以做到500个。工人薪水按件计算，在周大虎厂里工作，薪水少，没有吸引力。
1993年，深圳推出“买房子送户口”政策。林立人觉得政策对温州人会很有吸引力，于是在《温州日报》刊登“买深圳房子，送深圳户口”的广告。广告登出，买房人络绎不绝。但不久，深圳买房入户政策突然取消，林立人“温州小区”项目没开工就已经结束。
他为人低调，不事张扬。在记者的笔下，书记刘锡荣的家：“一套三间单元房，住着5口人。水泥地、白灰墙面，床边贴墙处糊着报纸。没有录像机、电冰箱、洗衣机，唯一家电是台日本松下彩电……窗外阵阵刺鼻药味，胡同之隔的对面，正好是医院病房，窗户对着窗户。”记者感叹说：“这样的摆设，这样的环境，难道就是一位省委常委的家？难道这就是一个‘富名满天下’的温州市委书记的家？不必与温州那些耗资10万元、20万元营造的华丽私人住宅相比，即使与冰箱、彩电、录像机、新式家具满堂灿然的温州中等水平的居室相较，刘锡荣的家也实在差得太远。”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温州民营草根经济波澜壮阔，但与外界的交流却仅靠一条公路维系。于是，张碎唐购置四辆大货车成立运输社。几年间，运输队不断壮大，成为温州地区五大运输公司之一。期间，一位旅居巴西的朋友回乡探亲。酒席间，两人聊“合计想搞信用社”。可信用社的批条迟迟不下，朋友不得已返回巴西，临行前建议张碎唐“出国看看，两三万美元就可开一个店，干脆在国外开创事业”。
1991年6月下旬，飞行了36个小时，张家四口踏上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土地。朋友把他们安顿在一个家庭旅馆，每天50美金的住宿费让有点“小钱”的张碎唐心疼不已。六天后，他干脆把家搬进市郊的一所道教庙宇。家人一时不能适应，妻子竟流泪抱怨：“家里四层楼房不住，来这鬼地方！”
熊彼特的经济史价值谱系里，企业家是世界的英雄。然而在中国，商业在社会习惯的压力下仰人鼻息，并未获得真正的主动。于这样的氛围下，经商本就不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因此，当“觉得人生总要做点什么”的永嘉上塘镇党委书记叶康松提交辞呈，搭上一辆手扶拖拉机回家，并用政府发放的910元退职金承包零星荒山、兴办水果试验场后，他理所当然地成为镁光灯下的焦点。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万念俱灰的林立人“心都在滴血”。
阿根廷曾为西班牙殖民地，居民多是西班牙后裔，保有互赠礼品的传统。张碎唐选中礼品街上的门面，打出“温州礼品行”招牌，经营温州小商品。
1991年，30出头的陈九松终究也没能耐住寂寞，告别家人，远赴13000多公里外的西班牙，开始一段天马行空的人生旅程。
这群年轻人还是被抓回了温州。带头同乡以“黑包工头”的罪名被枪决，周大虎也进了监狱一个月。关押结束，他开始到处流浪，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顶替母亲进入邮电局。流浪的经历让他分外在意工作，即使扛邮包，“也要扛得比别人多，比别人好”。所以，若不是妻子意外下岗，他极有可能在邮局工作一辈子。
彼时的深圳，吸引着大批心比天高的人蜂拥而至。房屋中介无疑是个一本万利、以小搏大的买卖。生意火暴的林立人“一不小心，就成了民营租房中介公司的祖师爷”。而“祖师爷”林立人又发现楼花比房产中介更赚钱——一套楼花能赚5000~10000元。
这其中，李中坚和周大虎风头最劲。
只是命运捉摸不透。明明都是同样的努力付出，有人一帆风顺，有人则苦苦挣扎；有人翻云覆雨，有人却需要长久忍耐孤独。
过颊即空。在一个被无限拉伸的经济变革背后，其丰富的底蕴远远不是经济与政治的裂变乃至突变那么简单。而周大虎所经历的种种看似荒诞不经的事实，其实都有时代的痕迹。
一年内，林立人资产翻倍上涨。钱挣得太容易，他的心态开始膨胀起来。
次年春天，邓小平视察浦东，在杨高路上走了几步。这条路身价马上见涨。上海市将其改造列为重点工程，市政府一掷千金。数月之间，陈氏兄弟选中的地块变为黄金地段，店铺租金直线攀升。五年时间，他俩净赚300万元。
在新华社记者眼中，“这种新型企业组织形式继承了家庭工业产权明确、利益直接等优点”，同时，在家庭作坊基础上，“拥有明显的规模效益，为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青春细节与个人遭遇两相重叠，难解难分，李中坚这边的风景独好，却衬托出周大虎的苦闷不堪——熟练工遭遇“挖墙脚”，公司面临停产困境。更蹊跷的是，一个星期内，周大虎骑摩托车出了三次车祸。事后，他解释说，“当时压力真的很大”。最终，周大虎决定招聘一批新的普通工进行培训。而他似乎又重新回到了创业的起点。
如同海德格尔那句：“人人各奔前程，却又都在林中。”中国经济的态势虽然参差不齐，但毕竟已是五彩缤纷。假如《经济学家》杂志的编辑稍微大胆一点： 和往后中国的10多年相比，1991年的光彩又能算得了什么？
早开张、晚打烊，节假日不休息，“温州礼品行”很快搏出位： 一家四人忙不过来，“雇来一对台湾夫妇帮忙”。一年后，张碎唐把礼品店交给孩子打理，自己则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最繁华的地段筹备餐馆，取名“金州餐厅”，经营中、西自助餐。依托礼品店名气，餐馆开业后，客人往往排队等候才有座位。再后来，他和朋友投入30万美金，同样于布市黄金地段开了一家可同时容纳300人就餐的“大世界酒家”。充满东方情调的酒家吸引了大批客流，甚至连阿根廷国家政要、各界名流也经常慕名光顾。
“阿诗玛什么价？”
初中毕业，黄作兴应征入伍，在铁道兵某部做机械兵。
几乎在林秋兰到达法国的同时，比她小17岁的陈钱康选择去了美国。他先在一家服装厂打工，利用业余时间到语言学校学英语。一年后，他通过语言关，开办了自己的第一家服装厂。随后，生意越做越大，在香港地区以及法国、意大利等国家都设立了分公司。
这一年，把公司开到美国的叶康松再次成为温州城的名人。距离他的上一次声名鹊起，已然五年。
国家工商总局统计，仅一季度，温州共有企业44757户，股份合作企业占41.17%。
寓言
随后，一个署名皇甫平的文章皇甫平，从1991年2月15日开始，《解放日报》评论部主任凌河、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处长施芝鸿、《解放日报》记者周瑞金三人以“皇甫平”为笔名，先后发表《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等四篇文章，呼吁加深改革开放，引起广泛讨论和热烈反响。对辛未羊年前溯后瞻，提出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新的交替与转折点上。
细节与洪流
……
《温州日报》头版报道叶康松辞官下海的事迹。
于是，他们在政策转变的时空交错的幻觉中，体验痛苦，也感受刺激。为了生存，他们学会了不文明的商业手段，并乐在其中。可是，政策日趋完善，市场日益成熟，消费者需求日渐理性，新商业文明需要约束野蛮生长甚至为发展不惜越轨的企业行为，使其逐渐步入有序生长的轨迹。而同时，层出不穷的假货曾经让温州人颜面尽失。清醒过来的温州人已然明了： 质量，才是商品世界的主宰。
生产力
过完春节，邓小平在浦东发表讲话，“闭关自守不行，开放不坚决不行”，“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当时，布宜诺斯艾利斯华人做的都是苦差事，开超市的台湾同胞就算混得不错。张碎唐把孩子送到台湾人的超市，“两个孩子白替你干，不要工钱，吃也自己带”。他则带个面包和一瓶矿泉水，每天步行出去考察市场。半年时间，张碎唐做出决定，从事礼品业。
诸如此类的插曲总是挥之不去，沉淀于严肃冗长的温州私营经济浩荡的历史岁月中，勾起人们关于财富和人生的种种遐想。许多人听完后，心潮澎湃，似乎置身其中，自己倒成了故事的主角。
这年岁末，破落不堪的上海浦东杨高路，温州陈氏兄弟在此已游荡五天。
辞职回家的黄作兴把房间一角收拾成工作间，买了工具，研究阀门。一年后，阀门生产出来，他背着一麻袋阀门去了上海。白天跑供销，晚上做改进。他几乎跑遍上海大街小巷，画图纸用掉的草稿纸足有三尺厚。花光积蓄，生意无太大进展。黄作兴只能把家里唯一的店面卖了3万元，继续投入研究。反复试验，他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高性能中压调节型蝶阀，获得世界科技发明最高奖尤里卡金奖。
经济变幻莫测，有时需要左右回环于多重政策之间，甚至背道而驰。而个体命运与经济改革两个层面跌宕起伏。那么，有多少官员甘愿冒着丢乌纱帽的风险，去尝试这种激活经济的实验？除非他们知道参与其中将会缔造出伟大的成果。这么做，牺牲个人之利；可不做，背上的或许就是历史的罪名。所以说，史上所有人物都是侥幸留名。这句话洞悉了世事的一半真相。
1991年6月28日，市委书记刘锡荣的照片登上了《经济日报》。
人人皆知“温州模式”，温州人自己并不认为“模式”万古不朽。他们试图不断延伸温州的商业轨迹，幸运的是其间并没有政府行政的预先设计。1991年2月，一批农民个体工商业主，以资金、实物、技术等自愿投股组合，建立农民股份合作企业。
曾经一位新华社记者撰写张碎唐报道时说，“看名字就知道他是平民出身的温州人”。张碎唐确实“平民出身”。张氏兄弟三个，全靠父亲卖柴养大。因为经济拮据，小学毕业后张碎唐成了“瓯江上的挖沙人”。
其后，黄作兴再次背上编织袋去寻求合作。又逢温州货“声名狼藉”，降到谷底。他四处碰壁，了然无希望。最后，江南造船厂看上了黄的这项发明。双方合作创办上海江南造船阀门有限公司，他的事业才从此走上了正轨。1997年秋天，黄作兴发明的防火型三合一多功能阀再次荣获尤里卡金奖。此时的温州经济业正在逐步摆脱粗放型的发展模式，高附加值的科技企业正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如黄作兴所言：“以前，一火车皮的阀门拉出去才卖100万元，现在我们卖出去两个阀门就值100万元。”
……还是温州人，仿佛总能在宏大的“社会叙事”中，通过细枝末节而嗅到新商业的价值。尽管有人把这叫做投机，有人也称之为眼光。总之，他们穿插于城市变化的每一个故事中，成为众人嫉妒且羡慕的对象。
那时候，他一天能收到接近10万只打火机的订单。而若干年后，由于李中坚、周大虎为代表的先行者的领跑效应，温州打火机已发展为“小商品，大市场”的产业集群。有位温州老板这样自豪地说：“我想做德隆那么大，177个子公司，搞几十个产业，可几百万不够。我就做打火机弹簧，有300万足矣，我一点都不小。”在市场上单枪匹马难以生存的中小企业，正是在这个被市场经济催生的草根模式的庇护下，有了披荆斩棘的韧性与力量。
看到一张温州三轮车牌照被炒到五六万，惠阳一带没有动静，他借钱购进100多辆三轮车，准备在惠阳申请牌照，然后“坐地分钱”。希望仍旧没有来得及实现。三轮车刚到惠阳就遭没收，身在深圳的林立人被告知，“拿10万元赎车”。
“三块二一包，多要可便宜一点。”
付款，点上一支，吸两口，不对劲，这烟怎么不是个味，再抽出一支看看，烟丝也不对，黄烟丝中不但夹有焦黄的硬梗，还掺杂一些黄绿色的烟丝，怎么回事？转身问摊主：“你的烟不对劲啊，不是阿诗玛吧！”
8月，一项温州史上规模最大的旧城改造计划全面铺开，整个工程投资3.6亿元。市政府通过房地产业开发，筹措资金。国务院清理基本建设小组到温州考察后结论基调是：“不依赖国家投资，靠吸收社会资金改造旧城，路子对头，政策合理，做法新鲜。”
命运着实奥妙无穷。明明到了绝境，小小的打火机却帮助叶康松找到了回旋的余地。
未来充满变数，被动地等待曙光乍现，是最省力也是最颓废的生存方式。命运怎么扭转？走出去，成为该年度温州人给出的答案。
1991年4月，市民集资，政府配套服务，18万温州人搬进新房。中国房屋建设开发公司提供的房价统计资料表明，温州商品房价格仅为全国42个大中城市商品房平均售价的一半左右。
……最后，这位吃了温州人“亏”的记者感慨地说： 像这种产品在温州还不仅是香烟。
那段时间，价廉的温州鞋在市场上表现得相当“剽悍”，陈九松们的生意自然风生水起。然而，因为过低的价格，破坏了当地的商业生态，不知不觉中，隐患悄然埋下。多年后一个秋天，矛盾终于爆发，西班牙埃尔切市一把大火把价值百万欧元的温州鞋毁于一旦。
1991年春天开始，电视剧《渴望》风靡大江南北。黄金时间，全国观众聚在电视机前收看这档写实色彩浓重的电视片。
温州请客送礼之风盛行。然而刘锡荣任职多年，收礼仅破戒一次： 泰顺一位革命前辈临终留下两只瓷瓶，嘱托老伴一定要交给刘锡荣。瓶中盛满泰顺氡泉水，愿党的干部廉洁为民，像泉水纯洁温暖。
海风裹挟着大洋彼岸的气息在瓯江口激荡，让人徒生向往。
一位浙江籍记者外出开会。会议闭幕后东道主招待就餐，奉上56度高粱酒助兴。不胜酒力的记者以“雪碧”代替。一位客人多次询问记者籍贯，记者答曰绍兴。有人接话说，“以为你是温州人”。记者不解，另一人解释：“君之府上既然不在温州，又不在温州谋事，何以如此善于搞假冒骗。”
文章中，叶辞职的几个细节被描述得栩栩如生： 永嘉县委书记提议系个“保险带”——编制、户粮关系保留在县农科所，不成功也有后路。“但叶康松坚决要求要下就下得彻底，不留尾巴”；辞职前他发现患糖尿病，治病的医生特地来劝说“叶书记，下海后再没有公费医疗”，那天医生开够了一个月的中草药。随后，《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相继跟进。一系列媒体的视角中，叶康松被刻画为“弃官下海第一人”和“改革开放的弄潮儿”。
这年5月，周大虎妻子失去工作。一个人的收入显然不够维持一家三口的生计。他腾出儿子的房间，置办一些工具，招来三五个工人，制作技术含量显然不高的打火机。9元的配件，装配好10元钱卖出去，赚取差价。
然而，事态的发展并非如意。下半年，洛杉矶白人警察殴打黑人事件导致十几万黑人抗议暴动。社会动乱、市面萧条，康龙公司处于停业状态。再后来，先是养鱼，失败；空运香菇，失败；合股办种菇场，再次失败……难以接受重重打击的叶康松萌生自杀的念头，“甚至想到采取什么方式自杀”。
钱，挣得相当辛苦，可毕竟是一份稳定的收入。思虑再三，周大虎辞去邮电局劳务公司经理职务，专门去工商局注册“虎”牌商标，“全心全意地要干出个名堂”。
这种穿透时空、令人激越的事件不是小说，而是温州人带来的真实撼动。1991年，有太多类似于季岳仁的温州人走出国门，在“自我救赎”中寻找“脱胎换骨的更新”。
这样鱼龙混杂、光怪陆离的市场里，不谙规则的人得道升天，而坚守信念的周大虎却濒临破产。幸运的是，市场规律总会主持正义。随着时间的沉淀，3000多家打火机生产厂家只剩数十几家。品质最终还是让“退到创业起点”的周大虎赢回市场。
一个新的商人阶层正在形成，他们像东京或香港的同行一样穿深色西服。而象征这个阶层的地位的是便携电话。
年终的一天，有感于温州以及整个国家较之头年的日新月异，英国权威的财经杂志《经济学家》称，这是“中国大放光彩的一年”。
凌志军说：“温州繁荣所给予中国的启示，不在于它企业所独有的组织形式和所有制关系，在于它在自己发展中真正把生产力放在第一的和支配的位置。前者因地因时变化，后者成为温州千变万化的经济背后不变的线索。”而我们则能肯定，当这些温州农民、个体工商户懵懵懂懂地“把生产力放在第一的和支配的位置”时，他们根本上升不到记者们高屋建瓴的高度。但股份合作的确成为日后风云一时的温州企业家们在初生年代的催生剂：
周大虎出身温州一个干部家庭。“文化大革命”中，父亲被打成反革命，母亲下放到乡邮电所，初中毕业的他不得已插队农村。“乡下生活根本没有办法维持”，在同乡带领下，他悄悄去了西安郊区一个工厂做钣金工。
军旅生涯，他熟练掌握了一套车、刨、铣、切的钳工技术。四年后，带着技术退伍回家的黄作兴，被安置进温州市永中制冰厂。黄天生性格内敛，搞供销不是他的特长。没过几年，黄作兴放弃了这个人们都“十分羡慕的好工作”。
一遍遍观看中，人们好像从剧中人身上能看到自己的影子——大环境的变化始终让人无奈，从而催生出酸甜苦辣的诸种情绪。倘若将错综复杂的情绪带到1991年的温州，用心挖掘，稀奇古怪的事情总也不断。
许多城市中房子翻修一新……美发店到处都是。俱乐部、迪斯科舞厅和卡拉OK酒吧，使原来单调无聊的夜生活活跃了起来。
政策如一道壁垒，横亘在所有人面前。它能制造失败，同样也能造就成功。
这些属于温州人的花絮，倒相当让人百感交集。
而试图通过“走出去”改变命运的温州人中有一个叫林秋兰的女人。反复几次考虑终于下决心后，她只身飞往巴黎。在那里，她租了一间小阁楼，买来缝纫机，昼夜加工皮包。
挖沙既辛苦又不挣钱，张碎唐努力挖掘新的商机。
下海后的第一次沉重打击让叶康松感到寻找新路的紧迫性。一位负责外贸的官员建议他到国外搞农产品经营，于是，叶康松产生了赴美的念头。
当然，所有出去的人中，张碎唐的决心则似乎更大一些。他把四层楼和一份殷实的家业交给亲戚看管，带着妻子孩子去了尚且少有华人，其父亲甚至怀疑“地球上没有这个地方，担心儿子被骗”的阿根廷。
5月，鹿城印刷机械厂受到港商的青睐，香港汉强公司、立信公司订购了多种包装机械。厂长郑胜涛表示，到年底“与港商合资兴办一家印刷机械公司”。
房地产开发蔚然成风，林立人显然赶对了时机。他用做房屋中介赚的钱，“按揭”买下东乐花园的30多套商品房，拉开职业炒楼序幕。“潘多拉魔盒”就此打开。今后数年，一个以温州人为代表的炒房团将掀起波澜，其间引发喧嚣争议无数。
林立人涉水房地产的两年，正值中国第一次房地产泡沫时期。但世界并没有跌入深渊。假若他能冷静一点分析政策，断然不会经历那么多失败。
走出去，这些林林总总的温州人某种程度上看就像是身不由己、可顽强地寻找自己轨迹的小石子。他们是经济大潮下芸芸众生的缩影——人生充满挫折却自强不息，出身卑微但敢于追求财富。他们重构、建构甚至解构着中国传统的精神世界，正仿佛叶康松，不断地挑战着世俗的神经。
作为一名商人，大都走不出这样的轮回： 可以战胜强大，可以战胜弱小；可以战胜成功，却少能战胜“失败”的宿命。
端倪若隐若现，事态的变化微妙而明确。尽管在这一年还只是私下百转千回。然而，民营经济却呈沉浮逆转之势，豁然涌出而成大潮，且已然定势。
当然，人无完人，在温州的发展中也有不少“插曲”，但这些“插曲”并非主调。也不是所有的温州人都热衷于投机取巧：
异国谋生免不了五味杂陈。刚开始，语言不畅的陈久松只能在一家餐馆的后厨做帮工。为攒钱，六年没有回家探亲。之后，他辗转波兰，摆地摊卖服装。小有积蓄后，重回西班牙，和一群温州老乡抱团做鞋类生意。
1989年1月18日，全国私营经济系列研讨会在温州召开，温州市人大常委叶康松发表讲话。当时，温州之外的安徽，“傻子瓜子”创始人年广久雇佣工人数突破八人限制，引发全国一片喧嚣。叶康松却在发言中干脆地认为，“雇工越多贡献越大！”两个月后，《报刊文摘》把叶的话延伸成了头版标题： 一个共产党员说，雇工越多贡献越大。
故事的开头毫不起眼，可结局的确豪迈得震撼人心。辗转腾挪15年，这位温州人已为里约热内卢四大华商之一。故事主角的名字叫季岳仁。
1991年，互不认识的李中坚和周大虎不约而同地选择做打火机。承平的岁月，两人既是对手，更是朋友。而11年后，他们将共同面对欧盟打火机生产商联合会提出的反倾销诉讼。但是，这一年，李中坚才刚刚走出高中校门。他先在一家街道企业跑供销，接着开厂生产电磁炉，没多久赶上打火机热潮。这个因饰演邓小平一夜成名的小个子拿出所有积蓄，开了家东方打火机厂。一年后，兄长携21万美元加入，引入进口设备。仅仅两年，李中坚的生意迎来“鼎盛时期”——每三只出口的温州打火机，有一只产自“东方”。
无独有偶。同年，《经济日报》的一篇《温州买烟记》，无疑是给温州人并不算好的口碑雪上加霜： 出差温州，正巧兜里没烟，顺道路过小烟摊旁，摊主热情招呼：“先生要盒烟？中华、云烟、阿诗玛……”
浙江官场长期流传如此的一个段子： 话说，浙江官员向北京领导介绍成功经验，总结一靠“警察”、二靠“妓女”。领导吓了一跳。原来，浙江很多地方的方言，“政策、机遇”的发音很接近“警察、妓女”。在相当的时间里，这个段子成为各路官员宴席上佐餐的佳品。有调侃的成分，却点出事实。一位温州官员不无感慨地说：“改革从违规开始。”谁都听得出话中挥散着的清醒、无奈和决然。不过，必须意识到，温州民营经济走投无路或者面临抉择时，温州政府恰如其分的政策，无疑帮助温州人从条条框框中找到生存的空间，最大程度上使得温州出现“藏富于民”这样的生态。不过，“藏富于民”并不意味着制定或执行利好政策的官员能够“渔翁得利”。市委书记刘锡荣的两袖清风，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三块二，不贵，我心嘀咕了一下，决定：“来一盒阿诗玛。”拿过烟，看看包装，原封未动，装潢也精致，正宗“阿诗玛”。
牛仔服、时装和出口转内销产品在人行道上的“时装店”里都有出售。
年初，某位一无所有的温州人，为了逃票混上了一艘闷热的货轮。整整颠簸了七个月，货轮终于停靠在巴西的一个港口。迈着浮肿的双腿，他抵达这片无亲无故，甚至一无所知的国度。在未来十数年内，这位温州人将扮演一位孤胆英雄，尝尽辛酸冷暖。他尝试了许多当地人眼中很卑微的职业，受了无数的委屈，最终靠着“提包”（用大书包装着赊来的小商品、小礼品挨家挨户推销小商品，巴西华人称为“提包”）生存下来。
没有一板一眼的行走规则，在自发秩序下，温州人以摸索前行的心态，创造着市场经济的实践样板。他们会觉得学院派里的经济理论深不可测，甚至就干脆无暇打听他们的经济形式是否符合他人的经济理论。但他们有着最原始的生存渴望——为简单的生存或创富欲望驱使，不管是自觉的还是为政策提倡的，他们都以最彻底的草根姿态，冲破藩篱。
话是讲给上海听的，300公里外的温州却率先领会了精神。至于其他的地区，要到一年后才能领会话语包含的意义。而事实上，思想早已解放得“过火”的温州人，这一次将玩得更大……
1991年1月，温州电刷镀设备真空包装机厂登上《经济日报》，这个厂推出的不少产品在国内外连续获得金奖。
1991年8月，经过重重审批和多方洽谈，康龙农业在洛杉矶注册成立，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国外开办的首家私营股份合作企业。《温州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了这则新闻。
苍南以塑料生产闻名。几年前，苍南从事塑料编织业的作坊达上万家。规模小，同质竞争，作坊死亡率奇高。11个个体户联合起来，筹股132万元办起塑料六厂，引进先进的全自动圆织机，机械化生产，头半年创产值200多万元，税利22.5万元。
天下瓯商
元旦刚过，一股久违的清新扑面而来。
“你错过了深圳，你还要错过大亚湾吗？”大亚湾很快转移了并未吸取教训的林立人的视线。惠阳一家房地产公司准备和他合作开发房地产，利润七三分。然而，地基刚打好，国家宏观调控开始，银根紧缩，林立人贷不到一分钱，“温州大厦”成了烂尾楼。
出现了数以千计的小饭店。花几块钱就可尝好几种四川的辣味菜肴。在它们的附近有美食殿堂，大多是香港企业搞的合资项目。海鱼、对虾、小虾等从南部空运到内地，供应美食家的殿堂。几年前，不论是地方上的还是北京的国营餐馆，晚上7时30分后就不卖东西了。现在就是凌晨2时，在成都也能毫无问题地在外面吃到饭。
顺应市场需求横空出世，却未能一路坚持不懈走下来。某种程度，林立人就是一个时代、一群温州人的表征： 张扬与狂放，模糊与混乱，即使山穷水尽，却不死心。
一份聚焦经济的权威大报很少会把地方官员作为采访对象，刘锡荣是个例外。过去几年，温州修铁路、建机场。经济一路扶摇，无数草根享受其中并发家致富，而刘锡荣的家没有多大变化，依旧住在那条不起眼的胡同。
傍晚，灰头土脸的两人拎着蛇皮袋叩开了一个又一个大门。他们相中了路旁闲置不用的破房子，打算改建成铺面来销售温州小商品，愿意把营业额的20%作为地租。精明的上海人这次却没有思考太久，一份五年的合同顺利签订。
1989年到1991年，温州经济发展面临诸多困难，汪洋一片。刘锡荣忍辱负重，试图恢复民营经济。他宣布“市委、市政府三年内不买车、不建房”。为争取海外投资，他了解到国学大师南怀瑾祖籍乐清，其在海内外有不少功成名就的弟子。他以极具人情味的政治智慧，感动了南怀瑾，筹资到约5亿元人民币。
奢华的外表下，每一个暴富者的身后，都有一段灰色、隐忍的故事。夏天，偿清债务，孤独的林立人选择南下深圳。巴丁街2号，朋友简陋的出租屋内，他开始了睡水泥地板的日子。极短的时间内，林立人找准了二次创业的方向，做房屋中介。内地政策限制，他特意到香港注册一家名为“立业”的房地产开发公司。
竞争的激烈和政策的空白，必然造成经营的无序。源自草根的温州民营企业主们，从诞生之日便自觉不自觉地陷入野蛮中生长的状态。他们面临着经济环境的双重性： 政策阴晴不定，政府主管部门冷热不明，伸展拳脚的空间忽大忽小。一切不确定的因素，让许多人成惊弓之鸟，犹豫、观望、徘徊，自始至终心有余悸。
摊主笑一笑，直言不讳。
1991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献词《为进一步稳定发展而奋斗》：“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继续专心致志抓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论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不能放松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一切工作都要为经济建设服务。”
1981年12月，刘锡荣配合的第一任温州一把手是袁芳烈，随后辅佐董朝才。他几乎全程经历温州民营经济的惊心动魄，其间目睹无数大起大落和大悲大喜。对温州人来说，幸运的是，漫天风云中，刘锡荣认定了前两任坚持的路子。
别的地方，有些应该做而很难做的事情，到了温州，却做得出人意料的简单自然。
这位出身革命家庭——抗战中牺牲的中共第一任浙江省委书记刘英的遗腹子——的温州当权者，给温州人留下了太多值得尊敬和追忆的故事。
晚上夜市，类似于香港或台北，用霓虹灯吸引顾客。商贩们手持扩音器推销自己的特价商品。
命悬一线之际，叶康松用残存的希望，从事“中国货美国卖”，经营打火机；和“美国货中国卖”，在温州开设西洋参专卖店。他的事业终于渐现曙光。
当时的奥康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作坊。王振滔说服了一些亲属及小企业主，以股份合作形式开始了第一次生产扩建，当年产值突破100万元。
其实，打火机成就的何止叶康松。自从温州人手工制作出第一只叫“猫眼”的打火机，不到一年，信河街就聚集起500多家厂商。再有几年，来势凶猛的“打火机配件一条街”，以摧枯拉朽之势占领了90%的世界市场，日韩厂家纷纷关门歇业。
藏富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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