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彦博拜相不久发生了一件事，谏官群起攻之，口诛笔伐。张贵妃的亲伯父张尧佐，本来职位低微，名不见经传，突然几天内连升了好几级，被任命为宣徽使、节度使、景灵宫使、群牧制置使。张贵妃“扶正”了实干家文彦博，想着借机给亲伯父搞点儿福利，反正国家的待遇给谁不是给？张贵妃枕头风一吹，宋仁宗稀里糊涂地同意了，任命一出，群情激奋。
率先发难的是殿中侍御史唐介，他属于爆破筒脾气，逮着谁跟谁死磕。谏官这活不好干，赶上撮盐入火的很容易被气死，后来唐介因阻止王安石变法活活被气死了，临终前还让家人抬着上殿进言。唐介明白人单势孤的道理，但凡谏官遇到什么事很少单挑，通常群殴。唐介一挑头，一帮谏官跟着冲锋，诸如吴奎、陈旭等人，强烈谴责宋仁宗。朝廷顿时成了菜市场，嚷嚷个没完没了。
宋仁宗假意安抚几句，谁还没有几门穷亲戚呢！接济接济，人之常情，这算个事儿吗？在御史谏官眼里这件事有违政体，因张尧佐是皇亲国戚而加官晋爵，那么深入基层政绩斐然的官员朝廷为什么没有表示？很不公平。辩说最为激动的御史当属包拯，《曲洧旧闻》记载：“包拯乞对，大陈其不可，反复数百言，音吐愤激，唾溅帝面。”包拯扯开嗓门与皇帝对喷，宋仁宗步步后退，无奈包拯太过犀利，此事遂罢。张贵妃听说包拯犯颜切直，以为这事儿成功了，就去拜谢官家。哪知宋仁宗拿衣袖擦脸说，包拯唾沫星子喷我一脸，你就知道宣徽使宣徽使的，岂不知道包拯是御史吗？
当时，宋仁宗被包拯喷得没辙了，左顾右盼向群臣发出了求救的信号，一帮大臣持笏不言，低着头假装没看见。关键时刻，文彦博挺身而出帮着说了两句话力挺宋仁宗。挺皇帝就是挺张贵妃，挺张贵妃也就是挺自己。这条利益链文彦博再清楚不过了，然而他毕竟初来乍到，尚未摸清中央官场大环境，于是吃了亏。
宋代监察官员有谏官和御史，谏官如给事中、谏议大夫、正言、补阙、司谏等，专门给皇帝提意见的。御史是纠察百官的，原来的纠察对象是皇帝，因为有了谏官，纠察对象转为了宰相。文彦博不吱声也就那么样了，他这一说话，得嘞，您也一起来吧！唐介拿出子弹劾文彦博，指责他姑息养奸，对张尧佐事件熟视无睹，并且严重怀疑他拜相动机不轨。经过严密的推理和猜测，唐介认定文彦博通过宦官给张贵妃送了礼，靠走后门当上宰相的，所以，面对张尧佐事件文彦博才出言袒护，其目的极不单纯，想借机拉拢张贵妃以此巩固自己在朝中的地位。建议免去文彦博宰相职务，由富弼担任。
宋仁宗本以为此事做得严密，没想到下面人都知道了。唐介分明是无理取闹，张尧佐事件已经依了你们，怎么顺便把文彦博拽了进来？宋仁宗当机立断，唐介贬官。唐介理直气壮地说，说贬就贬，何惧之有？似乎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唐介因此声名鹊起，人称“真御史”。文彦博挺了一把官家，结果闹得沸沸扬扬，官场皆知。面对巨大的舆论压力文彦博提出了辞职，张尧佐的福利待遇全部作废，唐介贬英州通判，这件事才算圆满结束，朝廷各方利益又回到了平衡点上。
文彦博经过几年经营，建立的利益链条瞬间被谏官毁灭了。此次事件中他损失最为惨重，不但丢了相位，花边新闻大家都知道了，背后指不定说什么难听的话。文彦博吃亏在不熟悉朝廷官场的大环境，迅速晋升把他摆在了众矢之的的位置。身为百官之首，如何平衡各方利益，此时的文彦博似乎没有想好。对环境的陌生造就了悲剧的产生，深一脚浅一脚地，说不定哪一脚就踩到了官场地雷。
柏杨先生在中谈到宋代是士大夫乐园，写道：“这对于以写文章为主要学问的士大夫，诚是一个好制度，使他们舞文弄墨的英雄伎俩有了用武之地。他们随时随地都会对任何进步改革和他们所不知道的事物发出反对的言论。目的并不在于把自己的意见付诸实行，只是希望他的文章能在皇帝心目中留下良好的印象。于是，再小再无聊的事，都会引起激烈争论。”论断可谓见血封喉，直抵人心。这种无聊的斗嘴，最著名的当属发生在英宗朝的“濮议”之争。
宋仁宗无子，就把濮王赵允让的儿子赵宗实（赵曙）寄养在宫中。赵曙登基是为宋英宗，他该如何称呼他的生父呢？韩琦、欧阳修等按照人伦秩序主张称为父亲。司马光、吕诲、范纯仁等按照宗法制度，帝王由非嫡系旁支入承大统，为了确定皇位的合法性，应称生父为“皇伯”。前后争吵了18个月。后世明代嘉靖时期的大礼仪之争，与之差不多，那个历时更久、影响更大，可见道德名分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濮议”之争暴露出了宋代文官士大夫的执政通病，大致归纳为五个特点，这五点文官通病贯穿两宋319年，也是宋代的官场大环境：
一、讲原则，无方法；
二、重面子，轻务实；
三、不调查，乱议论；
四、好功名，不作为；
五、善诽谤，少证据。
不过文彦博不必郁闷，王夫之《宋论》评价宋仁宗“无定志”，说他少了些魄力，但是个好人。文彦博给皇帝背了一次黑锅，皇帝心中有数，没过多久他将再度登上相位。因你给上级争了面子，上级一定会找机会给你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