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这么弄也不是个事儿，文彦博再次做了两方面的部署。
文彦博、富弼、王尧臣、刘沆等宰执在大庆殿为皇帝昼夜焚香祈祷，并在大庆殿西庑搭两个帐篷，增派人手值班。以祈福为名搬进了皇宫内院，能够更加准确地获得皇帝的信息。内侍省见了不同意，因为文彦博的做法不符合规矩。中书省、枢密院合称两府，其高级官员称为宰执。两府官员没有在宫中留宿的规矩，史志聪要求撤掉帐篷，诸位大人请回吧！虽说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全国各种政务由他们处理，但皇宫内院属于内侍省的一亩三分地，文相公的手伸得太长了吧！
文彦博只说了一句话，现在是特殊时期，还谈什么规矩？
特殊时期任何人都是宰相应该防备的对象，内侍尤甚。从这件事上能够看出文彦博从政多年，政治经验非常丰富。为此他又做了安排，不仅在大庆殿设了值班房，并下令各级官员在皇宫附近的寺院、诸祠为皇帝祈福。文彦博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以祈福的名义在皇宫周围布下信息网。皇帝一旦有不测，能够最大程度上降低政权交接过程中的风险，同时防备有人趁机起事。这种暗流涌动、没有硝烟的战场，更加考验领导者掌控全局的能力。往最坏处打算，向最好处努力，文彦博做好了各种准备，可是还是有人出来闹事。
晚上有人叩宫门，知开封府王素有重要情况向在皇宫内院值班的宰相文彦博请示。文彦博以“此际宫门何可夜开”为由，拒绝了王素的请求。首都市长王素只好站在宫门外等到天亮后汇报，有禁军士兵状告都虞候某某欲为变。文彦博下令，召殿前司殿前都指挥使许怀德问话。
宋代军事制度规定，由皇帝直接掌握军队的建置、调动和指挥大权。《宋史·职官志》载，将兵权三分为“枢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诸军，率臣主兵柄，各有分守”。战时，枢密院直接秉承皇帝旨意，负责调动军队。从管理全国军队的三衙（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调动，然后把统军权力交给武将，由宦官监军，文官指挥，开赴前线作战，这就造成了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外行指挥内行的局面。宋军对外作战连连失利，很大原因在于制度缺陷。
许怀德是主管军队的，某某都虞候他比较清楚，他敢以立军令状的形式力保那位都虞候。这么一分析，事情原因出在诬告的士兵身上，于是迅速地将作乱的士兵等人抓了起来。文彦博提议斩首示众，大家没意见就下令了。文彦博刚要下达命令，坐在他旁边的参知政事王尧臣捏了他一把。小动作旨在给文彦博提个醒儿，文彦博一下子明白了，就差那么一丁点儿踩到了地雷。论资排辈来看文彦博属于晚辈，与他同时拜相的刘沆长他十一岁。这一阶段文彦博已经够拉风的了，总得照顾下同事的心理感受。不能因为你才华出众，手就可以伸得那么长。直接越权与间接越权是官场中很多官员爱犯的毛病，有时候可能是无意识的，不知不觉的，最后被人家阴了，还不清楚为什么。
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去南直隶工作时，当地有一位教育口官员学道王纯甫，他觉得“上下多不相能”，自己在单位里的人际关系紧张，问王阳明如何解决。王阳明给他写了三封信，指出单位里办公室关系紧张的原因无非有二，其一是越权，其二是个人能力突出。越权，是你的工作内容超出了你的工作范围。王纯甫很可能一不小心触角伸到别人工作范围内或者其他部门，人家自然不高兴，表现出来的就是“上下多不相能”。如果领导大包大揽，下属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自然大家无法开心。众所周知，有才遭妒，假如大家在一个水平线上，必然相安无事，平时喝喝酒、打打牌。突然单位里有一个人的成绩让其他人自惭形秽，按照我们的文化，落后者不会从自己角度出发拼命追赶，反而会背地里搞小动作，力争把出头那位拉到同一个水平线上，以此维持中庸之道。王阳明的解决方案是，首先明确自己的工作范围及内容，不插手其他人的工作，尤其是上级的，下属的也不要插手。很多人明白这一点，但就是无法做到。其次，待人谦恭，保持良好心态。发自内心，别做得太假即可。放弃铅笔刀、圆珠笔等微小利益，保持与人无争之态度。实际上，与人无争才是最大的竞争。最后，“明善者，诚身之道也；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用功学习基本技能，韬光养晦，见龙在田，为有朝一日飞龙在天做资本积累。
文彦博很危险，就差那么一点，他急忙请刘沆下达判决书，刘沆也不推辞，下达了判决书，立斩士卒，诛以靖众，平息了这次的风波。宋仁宗的精神病趋于稳定，很快痊愈，对文彦博等人在违豫期间主持大局表示高度赞扬和肯定。宋仁宗询问期间发生过什么事，刘沆出班启奏，陛下违豫时，禁军中有士卒状告某某都虞候欲为变，文彦博私自下达命令斩了告反者。造反这种事历朝历代极为重视，何况是禁军之内。杀了一名告反者，假如今后禁军中有人果然欲为变，谁还敢出来告发？宋仁宗略有不悦，问文彦博怎么个情况。文彦博直接拿出了刘沆代表宰执们签字的判决书，轻松化解了刘沆阴险的进攻。
吃一堑长一智，文彦博对这句话理解得最为透彻，能够在失败和险境中吸取教训，一辈子不再犯这个错误。《邵氏闻见录》记载了文彦博的一则小故事，可资证明。哲宗时，皇帝年幼，洛学创始人程颐为帝师，“每侍讲，色甚庄，继以讽谏”，搞得皇帝怕他。小孩子贪玩折了一根柳树枝，被程颐骂了一通：“方春万物生荣，不可无故摧折。”哲宗色不平，对儒生极为排斥。司马光闻听后大骂程颐，遂使人主不欲亲近儒生，正为此辈。那时候文彦博已致仕，起复任平章军国重事。
宋代官衔前的“同”、“权”、“知”是权力的限制，表示权力不专临时担任的意思。如“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官员担任此职表示与唐代的“中书门下平章事”工作内容差不多，但权力范围不及唐代。宋代的宰相叫法不一，以元丰改制为分水岭，宋神宗元丰以前宰相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副相叫参知政事。元丰改制后，以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行侍中事为首相，以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行中书令事为次相，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丞、尚书右丞为副相。南宋初年又一变，取消了次相，以尚书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副相将门下侍郎和中书侍郎改为参知政事。南宋孝宗时，直接叫左、右丞相，副相还是参知政事。
文彦博起复担任的平章军国重事，其中的“重”字属于权限限制，仅仅过问重要的大事，如外敌入侵、国内造反等等。宋徽宗时宰相蔡京曾任“太师总领三省事”，这个官职的权力范围远远大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总领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的所有政务。
南宋韩胄（韩琦五世孙）也玩过一把文字游戏，担任“平章军国事”，与文彦博起复担任的官职差了一个字，但权力范围天壤之别。文彦博对年幼的宋哲宗恭敬之甚，科举进士唱名时，侍立终日。哲宗就说休息一会儿吧！文彦博顿首谢过，依旧站着，要知道那一年文彦博已九十高龄。历仕仁宗、英宗、神宗的三朝元老文彦博起复后，做官的态度与后生布衣起家的程颐形成了鲜明对比。文彦博能够终老一生，对为官之道的了解远非那些文人酸腐之辈所能想象。皇帝虽然年幼，但毕竟是最高领导，无法改变这个事实，你虽然资历老但只是人家的副手，倚老卖老在官场吃不开，摆正位置才能摆正心态。这件事可能是因为文彦博在刘沆阴他的过程中吸取了足够的经验和营养。
满身文人通病的程颐，仕途之路可以预见。帝师、太子中允等经常与皇帝在一起，官职特殊，就好比守着一座金山，你若不发财那简直令人发指。帝师不仅要教皇帝文化知识，同时充当皇帝秘书顾问的角色，其实真谛只有一个字——哄。利用你的学识“哄”得皇帝开心，仕途必然烟花灿烂。神宗时的太子中允韩维是个成功的例子。宋神宗乃大宋少有的英主，当太子时经常与身边人讨论政事。韩维的建议常常令宋神宗刮目相看，每当这时韩维总是适宜地说，这些观点其实是我哥们儿王安石说的。宋神宗记住了王安石，登基后，王安石从江宁调入中央任参知政事，顺便将韩维提到了同一位置。韩维此举，可谓一举三得，迎合了领导，帮助了朋友，实惠了自己。宋神宗元丰末年，文彦博以八十岁高龄致仕，定居河南府洛阳。宋神宗见他身体康强，问他有什么养生术，文彦博淡淡地说：“无他。臣但能任意自适，不以外物伤和气，不敢做过当事，恰好即止。”（《石林燕语》）这就是一位历经宦海沉浮的四朝宰相的真实心态。
身为帝师的程颐显然不谙此道，真拿自己当老师了，竟然把他教学生那一套安在了皇帝身上，结果可想而知，一生仕途仅仅做到了从八品的秘书省校书郎位置，看着的确令人发指。文人情结较重的官员在官场中本就盲人骑瞎马，再加上无法摆正位置，从而无法摆正心态，使得终生仕途始终处在夜半临深渊的境地。文人做官的瓶颈，总结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