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er">日本欺负我们，自私是它的宣言，是的，抵制所有日货，是每个人永远的责任。
center"> ——《新闻报》刊登的诗歌1915年4月1日
民国初立，人人期盼国家重建。但是，政治家们却不做如是想，他们算计的是自己的权力，不同的治国理念很快让脆弱的结盟分崩瓦解。在南方，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才一个多月，就被迫把职位让给了北京的袁世凯，他承诺去修铁路，可是，国民党不可能改组成“铁路党”，热血沸腾的青年革命党人又怎么甘心集体去当铁路工人。军阀出身的袁世凯更不愿意让人分享权力，在1913年举行的众议院选举中，国民党赢得压倒性胜利，盛传将出任内阁总理的国民党领袖宋教仁却被暗杀了，很快，国民党在江西宣布“二次革命”，袁世凯的北洋军在战争中获胜。1915年，利令智昏的袁世凯居然想当皇帝，12月，云南首举义帜，南方各省群起响应，这次，北洋军吃了败仗，不得民心的袁不得不于第二年3月宣布取消帝制，很快在郁郁中去世。
接下来的四年，中国陷入军阀割据，北洋军分裂为皖、直、奉三大派系，分别控制了北方、长江中下游和东北地区，另外，山西、西南又有晋系和滇系、桂系。1917年，还有一个拥护帝制的军阀带着三千名“辫子军”冲入北京城，搞了一出短暂的恢复帝制的闹剧。这年8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结果被皖系军阀段祺瑞打败，在后来的十年时间里，国民党偏据在广东一地，卧薪尝胆，一直到1927年才恢复元气，再次宣誓北伐。
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的改朝换代便意味着财富积累的推倒重来，唯有那些善于左右逢源者才能够侥幸留存。在民国初年那样的乱世中，企业家要站稳“正确”的政治立场无疑是困难的。逐利和渴望稳定的职业天性让他们总是想跟强者站在一起，但是最严重的问题却是，到底“谁是强者”。
身处这样的风云变幻，就连以“调人”著称、风舵手腕最是高超的虞洽卿也左右盼顾、不知所依。
某次，他在报刊上吹捧袁世凯是“世界上第二个、中国第一个华盛顿”，当夜，虞宅就被炸弹炸掉一角，人畜无伤，却是惊吓一场，一封匿名信插在门环上，信云，“贵宅被炸，乃我辈为部下所逼，不得已下毒手。希以后对我党计划勿再破坏，以释前嫌。”虞洽卿哭笑不得。为了不得罪任何一方，这位“大调人”索性庭门大开，所有下台的政客、没了军队的将军、落难的前朝遗臣、破了产的商人，但凡找上门来一律来者无拒，绝不使之失望结怨。市井甚至有传言，凡是县知事一级，他都贷给300元，凡是道台、师长一级，则贷500元，所立字据，均是贷出有日，回收无期。
政局混乱如此，在很多人想来，民生经济一定低迷不堪。但是，现实却又大大出乎人们的想象。
事实上，自1911年之后的16年间，由于国家一直处在军阀割据及分裂的状况中，这客观上造成了中央集权政府的弱势，是自“五胡乱华”的南北朝以来，1400年间第一次出现“中央真空”。于是，这段时间成了一个绝对自由、而自由又变得十分吓人的时代。
在今后的16年中，中国民营经济迎来了一个“黄金年代”，这也是百年中惟一的“黄金年代”。
在这期间，国营企业体系基本瓦解，民营公司蓬勃发展，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明星企业家层出不穷，企业家阶层在公共事务上的话语权十分强大。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唐力行在《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一书中认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基础，就是在这一时期基本奠定的。从经济增长率的数据上看，尽管有不同的统计结果，但是，高速增长是一个不争的共识，国内学者认为工业增长率在1912年到1920年间达到13.4%，1921到1922年有一短暂萧条，从1923到1926年为8.7%。美国的经济史学者托马斯·罗斯基的计算认为，从1912年到1927年之间的工业平均增长率高达15％，位于世界各国的领先地位。在百年企业史上，这样的高速成长期只出现了三次，其余两次分别是1950年代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和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时期。
“黄金年代”的出现，除了中央集权“真空”的内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外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动荡的欧洲终于需要一场大战来解决所有的恩怨。1914年6月28日，一位19岁的塞尔维亚青年在萨拉热窝刺杀主张吞并塞尔维亚的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夫妇。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德、俄、法、意和英国很快都卷了进去。战争无比惨烈地打了整整四年，一直持续到1918年11月，6500万人参战，1000万人丧生，最终以奥匈帝国解体、德国和意大利战败结束。
第一次世界大战彻底地改变了世界政治和经济的版图。在政治上，1917年10月，俄国爆发布尔什维克革命，世界上诞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远在战火彼岸的美国成了新的世界统治者。在过去二百年中，一直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大英帝国在战争泥潭中耗尽了所有资源，它不得不靠向美国借贷才能支付战争费用，1916年10月，正在英国财政部服务的梅纳德·凯恩斯——他日后因凯恩斯主义而成为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忧心忡忡地向内阁汇报说，“英国每个月要向美国借贷2亿美元”。而一位叫尤斯·泰斯的勋爵大人则写道，“我们的工作是设法让美国人感到心情舒畅，这样他们就能不加限制地向我们贷款。”
在亚洲地区，世界大战的重要结局是，欧洲列强陷入混战，无暇东顾，日本乘机扩大势力，而对于中国来说，中国民族企业家获得了喘息和崛起的机会。（也有学者对这一结论持有异议，如杨小凯在《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中认为，“使中国民族工业在第一次大战期间有机会发展的看法是武断而没有根据的，实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外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下降，使很多工业专案因缺乏所急需的设备不得不延缓，外国投资阻碍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之命题并没有实证资料支援。”他的结论，亟待论证。）
从1912年到1917年，无锡的荣家兄弟一口气开出了九家工厂。
茂新面粉厂办了八年之后，终于站稳脚跟，到1910年，工厂产量比初建时大了十倍，已经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大厂了，这时候，两兄弟兵分两路，老二荣德生留守无锡，老大荣宗敬去了上海。1912年，荣宗敬在上海新闸桥开出第二家面粉厂，起名福新。他在股东会上提出，为了扩大再生产，三年内不提红利，所有的钱全部拿出来“滚雪球”。
为了加快“雪球”的滚动速度，以冒险为乐事的荣宗敬采取了新建、租办和收购等多种手段，在上海滩上，他放出风声，“只要有人愿意把厂子卖出来，我就敢买。”1913年夏天，他租下陷入困境的中兴面粉厂（两年后全资收买，改名为福新四厂），到了冬天，在中兴厂东面，新建福新二厂。1914年6月，又在福新一厂的旁边吃进土地，建起福新三厂。
至此，在上海闸北的光复路上，沿苏州河，一字排开四家荣家面粉厂，其高耸的烟囱日日浓烟滚滚，机器的轧轧声昼夜不绝，苏州河里运麦装面的船只更是川流不息，景象已是十分壮观。1916年，荣宗敬又远赴汉口，建福新五厂，第二年，租办上海老牌的华资面粉厂华兴，改名为福新六厂。从此，无锡荣氏兄弟的名声轰响于中国商界。
荣宗敬是一个疯狂的扩张主义者，他办厂有两大手段，一是求多，一是求新。他的经营哲学在下面这段话中透露无遗：“造厂力求其快，设备力求其新，开工力求其足，扩展力求其多。因之无月不添新机，无时不在运转。人弃我取，将旧变新，以一文钱做三文钱的事，薄利多做，竞胜于市场，庶必其能成功。”在讲求规模效应的同时，他在质量上也是不惜血本，工厂购置的制面设备都是当时最先进的美制机磨和600筒面粉机，他又根据中国小麦的特点，对打麦机、荞子机和圆筛等设备进行了技术改进，使得面粉的质量和产量都高于同时的外国工厂。
荣宗敬在上海等地拳打脚踢，弟弟荣德生在老家也没有闲着，当时无锡有五家面粉厂，1914年，他收购惠元面粉厂，改为茂新二厂，不久又租办了泰隆、宝新两厂，于是，五家工厂有四家归入荣氏囊中。
短短五年中，荣家手握十家面粉厂（其中八家自有，两家租办），每日夜可出面粉4.2万袋，已是无人可敌的“面粉大王”。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欧洲工业停滞，面粉军需却暴增，中国面粉以价格低廉、产量可观而一跃成为全球新出现的采购市场，荣家的“兵船”牌面粉远销到欧洲和南洋各国，因质量稳定，它成了中国面粉的“标准面”。
在面粉上陡成霸业的同时，荣家的棉纱工厂竟也同步急进。
创办于1905年的振新纱厂到1912年的时候，已经很赚钱了，每年可得利润20余万元。1915年，荣宗敬在上海郊外的周家桥开建申新纱厂，购英制纺机36台，第二年投产开工，正赶上欧战期间的需求饥渴，上海的棉纱价格大涨，从每件90余两狂涨到200两，出现了“一件棉纱赚一个元宝”的暴利景象，申新在开工后的三年里，棉纱产量从3584件增加到9811件，棉布产量从2.9万匹增加到12.8万匹，盈利更是惊人，从开办当年的2.06万元增加到22.2万元，三年增长十余倍。
荣宗敬还干了一件让中国商界很长脸的事情，1917年，他出40万元买下上海一家原本由日本商人经营的纱厂，改名为申新二厂。自1884年，“红顶商人”胡雪岩斗丝惨败后，上海棉纱业先为英美商人控制，后成日本公司天下，如今，中国企业竟有气魄和能力收购日本企业，一时成了埠上让人津津乐道的新闻。
荣家兄弟在这些年所取得的成就，是新一轮工业化浪潮的缩影。
仍以棉纱业为例，在1914年之前，中国每年需从国外进口棉布1900万匹、棉纱250万担，到一战结束时已分别锐减到1400万匹、130万担，仅英国的进口棉织品，就减少了48％。而在亚洲地区，日本棉纱以细纱为主，中国市场则以粗纱为主，这就造成了巨大的需求空间，使得民族棉纱厂的盈利大增，据严中平等人编著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显示，在1916年，每生产16支纱一包可获利7.61元，到1917年盈利就猛升到36.93元，到1919年，竟达70.65元。
当时在江南一带，除了凶猛新进的荣家产业之外，张謇的大生纱厂是最重要的棉纱制造集团，在1918年，大生两家工厂的利润率都超过了100％，1919年的两厂盈利高达380多万两，创下最高记录，拥有纱锭数达13.7万枚，为国内第一。当时，上海报纸天天刊登大生的股票行情，是最抢手的股票。据时人回忆，“一股一百两银子，红利最高的时候分红可以达到一股20两，一些股金多的投资者，得到利息银子甚至无法靠人力搬动，要用车子推。这就让那些开始时不愿意投资的人们后悔不及。”从1914年到1921年的八年间，大生两厂的利润累积超过1000万两，这是张謇作为企业家的巅峰时刻。
纺织业的暴利让所有人都垂涎三尺，投资者纷涌而入，专门从事纺织设备引进的慎昌洋行在一份报告中记录当时的热烈景象：“对于纺织设备材料来说，其需求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那些购买者所关注的只是如何迅速地提货，而不是价格问题。”尤为突出的是，纺织业的暴利甚至把政客、军阀也纷纷吸引了进来，这又以天津最为突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天津还只有一家拥有5000锭的小型纱厂，到1918年前后竟冒出6家纱厂，投资总额达到199万元，纱锭总数22.3万枚，成为当时中国棉纺织工业的第二大中心。
而细研天津纱厂的资本结构则非常之有趣，以规模最大的四家纱厂华新、恒源、裕元和裕大为例，其25个大股东竟有23个是民国政府的重量级要员，其中，有三个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徐世昌和曹琨，两个政府总理段祺瑞和龚心湛，五个内阁总长和次长鲍贵卿、曹汝霖、王克敏、王楫唐和徐世章，四个省长或省督军张作霖、陈光远、倪嗣冲和田中玉，其余不是部长就是次长。这些人以官僚或军阀之身，组成一群错综复杂的利益集团，投注实业，攫取暴利，实在已难分公私。这些纱厂在经济高涨期当然顺风顺水，成长迅猛，而到了经济危机关口却毫无竞争力，到30年代初，四大纱厂已有三家落入日本商人之手。
除了棉纱之外，几乎所有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都在战争中需求大增，以有色金属钨为例，1913年每磅价格为7.42美元，到1916年就涨到25.33美元，用于军备的皮革、羊毛、面粉以及英国军人大量消费的红茶等等，都是战时紧俏品，中国成了原料的大供应商。还有一个有利的事情是，战争加速了各国的货币铸造量，白银需求大增，在1914年，每一盎司白银为0.56美元，到1919年就上升到了1.12美元，作为一个传统的“白银帝国”，中国因此大受其利，据美国商业部的一份报告，1917年的7000万中国银元就足够偿付上一年所要付的一亿元债款，这大大增强了中国货币在国际市场上的购买力。
在大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下，各种企业立法工作也得到了推进。
1913年10月到1915年12月期间，张謇担任袁世凯政府的农商部总长，在他的主导下，中央政府推出了商业注册和公司注册规则，颁布了《合股企业法》，这个法律比清政府的《公司律》有了更细致的规范，他还计划使度量衡制标准化。1914年2月，在他和梁士诒等人推动下，铸造了民国统一的银币，这是中国走向币制统一的第一步，这款银元采用的是袁世凯的大人头，因此被民间称为是“袁大头”。由于铸造质量好、含银量较高，“袁大头”在1949年之前一直是最受欢迎的硬通货币，甚至到了遥远的1978年前后，东南沿海的渔民仍然在用它跟境外走私集团交换紧俏的手表、牛仔裤和双喇叭收音机。
开始于1914年的这一轮实业投资热，被史家认为是中国第二次工业化浪潮，它将一直持续到1924年（也有学者认为持续到了1926年）。与上一轮的洋务运动时期相比，它有明显不同的特征。
洋务运动是一次自上而下、由处于衰落期的清政府发动的，它的主角是洋务派大臣以及附庸于他们的官商，其工业化的特点是对军事工业的关注，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国营资本为主力，创办大型企业为主轴，到后期则把重点投注到铁路、矿务和钢铁等资源性领域。洋务运动奠定了中国近代重工业的基础。
这一轮工业化则是一次民营资本集体崛起的盛宴，它的主角是以盈利为主要动力的新兴企业家，他们投资的产业主要集中于民生领域，以提供消费类商品为主，面大量广的中小企业是最有活力的主流力量。在这期间，中国完成了轻工业的布局。其中，上海是纺织、食品和机械制造的中心，在1912年到1924年，上海地区出现了202家机器工厂，主要是生产针织机、小型车床和马达、农产品加工设备等等，广东地区则是烟草、造纸和火柴工业的集散地。
这些产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进口替代型”，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外国公司已经在众多民生领域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并引发了消费的空间，民族资本正是在这一前提下，靠生产成本的低廉以及对本土市场的熟悉而逐步发展起来的。这一特征与1978年之后的中国民营公司的成长路径惊人地类似。正如我们在之前的章节中已经发现的，在百年企业史上，国营资本能够依赖政策优势在上游资源性领域形成优势，民间资本则靠灵活的机制和竞争能力，在下游民生领域获得生存空间，这样的格局从来未变。
除了实业界的成功之外，民营企业家们还在金融领域夺回了主动权，其领导者竟是一个只有27岁的青年银行家。
袁世凯政府的财政极为匮乏，他为了对付南方的革命军，拼命扩大军备，增加军费，而各地的督军大多自立为王，不向中央政府纳税，其财政始终是一个“破落户的财政”。在袁世凯看来，银行有的是钱，开动机器印钞票就是，所以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这两个他控制的官方银行都不得不印发巨额钞票，为此垫付了巨额资金。（中国银行的前身就是1905年成立的户部银行，1908年改为大清银行，行使中央银行权利，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2月，更名为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成立于1908年，设立之初是辅佐路、电、邮、航四大要政的资金调度，长期被袁世凯的财政大管家梁士诒所控制。）中国银行发行钞票，1913年只有502万元，1915年猛增到3844万元。交通银行更多，1914年钞票发行为893万元，1915年增到3729万元。为政府财政的垫款，中国银行达1000多万元，交通银行竟达4000万元。钞票发行过多，这就不能不引起银行的信誉动摇。交通银行总办梁士诒是袁世凯的总统府秘书长，这时出谋划策，主张将中国、交通两行合并，以集中现金，为政府所用。那时，北方早已人心浮动，这一消息传开后，立即引起了市民恐慌，北京和天津地区的两行钞票持有者，纷纷前往银行要求兑现。交通银行的情况尤为严重。在这种情况下，眼看银行库存危急，北洋政府国务院为稳住金融盘子，于1916年5月10日突然下令中、交两行，停止兑现，一切存款止付。
法令传到上海，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经理宋汉章（1872—1968）和副经理张公权（1889－1979）居然公开抵制。
张公权出生在上海宝山的中医世家，他天性聪慧，15岁就考中了秀才，两年后赴日本进东京庆应大学攻读经济学，回国后当过北京《国民日报》、《交通官报》的总编辑。他与年长两岁的哥哥张君劢均有强烈的立宪情结，后者更是中国国家社会党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称民盟）的创建人之一，为民国时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才情洋溢的“两张”都很受梁启超的青睐，在梁的举荐下，张公权南下上海就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副经理。上海分行在整个中行系统中居有重要地位，一直是策应总行和各地分行的枢纽。宋、张得到“停兑禁提”的命令后，认为事态非常严重。一个银行若不能兑现，等于卡住自己的脖子，今后就无法开门营业，等于自取灭亡。在张公权的竭力说服下，宋汉章决意与他一起“抗命”。一方面，他们咨询相关的法律依据，做到有理有节，同时联络上海银行同仁和外资银行，请他们在此关键时刻，一定要为中行撑腰。大家深知中国银行是中国金融的支柱，一旦垮台，整个局面不堪收拾，于是都承诺力挺。
张公权计算了一下，中行当时库存有200多万两现银，恐怕不足应付，就与汇丰、德华等10家外国银行订立了200万元的透支契约。他还专程访问了南通张謇，决定成立中国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由张謇任会长，并且登报声明，上海中国银行行务全归商股联合会主持，上海中行的钞票随时可兑现。
5月12日，交通银行服从了北洋政府的命令，停止钞票兑现，老百姓一片怨声。而中国银行因为事先有了充分的准备，来者照样兑现。尽管如此，中行门前还是人山人海，前来兑现的队伍排了几条马路之遥，有数千人之多。张公权在日记中记下了那可怕的局面：“余自寓所到行（汉口路三号），距址三条马路，人已挤满，勉强挤到门口，则挤兑者争先恐后，撞门攀窗，几乎不顾生死。乃手中所持者，不过一元钱或五元纸币数张，或二三百元存单一纸。”第一天兑现者有2000多人，第二天仍不减少，第三天是星期六，下午本来应该休息，银行为了应付兑现，仍然照常开门，来者不拒，并登报公告，人心才稍稍安定，兑现者人数减到400人。第四天是星期日，银行又在报上登广告，宣布仍然开门兑现，而兑现者只有100多人了。到19日，再无挤兑者。
经此一役，宋汉章、张公权声名大振，中外报纸纷纷报道，把两人称许为“有胆识、有谋略的银行家”，是两个“不屈从北洋政府的勇士”。而一家银行的分行经理，居然敢公开抵制政府法令，而后者居然无可奈何，中央政权的赢弱可以相见。
这场风暴过去之后，中行上海分行的声誉骤然提高。有钱人和生意人立即把钱存入中行，吸收的存款反而比挤兑之前大为增加。“抗令”一役大胜后，张公权乘势而进，开始大胆谋求中国银行的民营化。1917年，袁世凯称帝未遂身死，皖系北洋军阀段祺瑞组织新内阁，梁启超被任命为财政总长，在他的全力支持下，张公权着手修改中国银行的“则例”，当时的中行资本额为6000万元，官商股份各占一半，然而，人事任命全由政府决定，商股股东毫无发言权。1917年11月，张公权修订提出新的公司“则例”，主要修正两条，一是成立股东会和董事会，总裁、副总裁必须从选举产生的董事中选拔，这就把银行的领导权从政府手中巧妙转移了出来，二是扩大招募商股，实现股本的民营化。
张公权被推选为中行惟一的副总裁，他拒绝到“权力漩涡”的北京上任，常年驻守上海，使中国银行的业务运作日渐南移，实际成了独立的局面。在其后的几年里，北洋政府由于财政困难，先后通过抽资、变卖和抵押的方式缩小股份，商股则三次扩募，到1922年，民营资本已占股本总额的99.75％，昔日的中央银行竟然就此实现了完全的民营化。在张公权的领导下，中国银行成为全国规模最大、实力最强、信誉最好、资本额最高的银行，其资本额一度占到全国银行总资本的五分之一强。他日后很自豪地说，“一般舆论认为，中国银行、海关、邮政局并驾齐驱，成为中国组织最健全之三大机关，实亦中国资本最巨与最成功之民营股份公司……在上海金融市场，足以与外国银行相抗衡。”（到1922年的6月，另外一家官股银行——交通银行也实现了民营化，新选举出的11个董事均为工商业名流，张謇被选为总理。股东会甚至认定军阀盘踞的北京城“非工商之地”，两年后，将总管理处迁到了天津。）
如果说荣家兄弟和张公权的成功令人欣喜的话，那么，范旭东（1883－1945）式的崛起则显得更加的珍贵。
1914年冬天，31岁的青年人范旭东独自一人到了天津塘沽。这里的海滩边盐蛇遍地，如冰雪一般，无边无际。他目睹此景，显得有点激动。日后他对伙伴说，“一个化学家，看到这样丰富的资源，如果还没有雄心，未免太没有志气了。”
这是一个外表温和而内心倔强的湖南人，他兄长范源濂曾任袁世凯政府的教育总长，世家渊源原本可走辽阔的仕途或成为一个轻松的官商，他却甘心以一个科学家的身份投身于艰辛的民族工业。早年，他被家人送到日本读书，一个日本校长对他说：“俟君学成，中国早亡矣。”此言，刺激了他的一生。从京都帝国大学理学院应用化学系毕业后，他随即回国，立志于复兴中国的盐业。自秦汉以来，中央政府就对盐、铁实行专营，中国人虽然守着丰富的海洋资源，食用的盐却仍是土法制作的粗盐，效率低，纯度低，并且含有很多有害物质。当时，西方发达国家已明确规定，氯化钠含量不足85％的盐不许用来做饲料；而在中国许多地方仍用氯化钠含量不足50％的盐供人食用。因此，有西方人讥笑中国是“食土民族”。实际上，制作精盐并不难，成本也不高，只是中国当时缺少化工人才，无人涉足。精盐市场，长期被英商和日商垄断。
1915年，范旭东在天津创办久大精盐公司，股本5万元。他在塘沽的渔村开始研制精盐，很快令纯度达到90％以上，久大以海滩晒盐加工卤水，用钢板制平底锅升温蒸发结晶，生产出中国本国制造的第一批精盐，它品质洁净、均匀、卫生，品种主要有粒盐、粉盐和砖盐等，传统制盐方法生产出来的粗盐根本不能与之相比。范旭东亲笔设计了一个五角形的商标，起名“海王星”。
久大精盐很快遭到国内外盐商的围剿，日商在报纸上散布“海王星”有毒的谣言，英国驻华公使甚至企图用军舰封锁天津港，阻止运盐船出港。国内的盐商更是群起攻伐，数百年间，全国的食盐产销历来由官商合伙垄断，江淮大盐商们左右着盐的价格，他们形成了一个庞大而错综的利益集团，无论是外国还是中国政府都不敢轻言改革。范旭东一出，显然将颠倒现状。久大精盐在很长时间内无法销到长江以南，范旭东甚至还被军阀绑架，靠他的总长哥哥四处斡旋才被放了回来。1917年，久大精盐销出1万担，1923年增加到4万多担，1936年达到顶峰，约50万担。
在精盐上取得突破后，范旭东马上又转战制碱业。
当时国人最常见的装束是粗布长袍，色彩单调，并且不耐磨。印染的布料是一种奢侈品，因为印染需要用碱，而碱十分昂贵。在制碱业，以氯化钠与石灰石为原料的“苏尔维法”是最先进的技术，西方国家在这方面已经形成专利垄断，对外绝不公开。当时在中国垄断纯碱市场的是英国卜内门公司。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远洋运输困难。英商乘机将纯碱价钱抬高七八倍，甚至捂住不卖，使许多民族布业工厂陷于停顿。范旭东曾到卜内门的英国本部参观，英国人嘲弄地说，你们看不懂制碱工艺，还是看看锅炉房就好了。
范旭东决意雪耻制碱，一群跟他意气相投的青年科学家围拢在了他的周围，其中有苏州东吴大学化学硕士陈调甫、上海大效机器厂的厂长兼总工程师王小徐、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电气化学专业毕业生李烛尘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化学博士侯德榜，这是企业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家团队，李烛尘日后出任共和国的食品工业部部长，侯德榜因独创的“侯氏制碱法”而闻名世界。
1918年，永利制碱公司在塘沽成立。陈调甫和王小徐在范旭东的家中建起了一座3米高的石灰窑，制成一套制碱设备，进行了3个多月的试验之后，打通了工艺流程，制出9公斤合格的纯碱。
永利经历的磨难更甚于久大，其前后竟长达八年之久。在工厂的筹备中，垄断制碱技术的几大国际公司严格保密，几乎无法采购到成套的机器设备，一切都需重新设计、钻研自制。
英国人知道这个范旭东不可轻视，便想方设法将永利扼杀在摇篮之中。卜内门公司游说北洋政府财政部，试图通过《工业用盐征税条例》，规定“工业用盐每担纳税2角”，这将使每吨碱的成本凭空提高8元，让试验中的永利难以承担。时任财政部盐务稽核所的会办是英国人丁恩爵士，他当然竭力促成此案。范旭东忿而上告北洋政府行政院，起诉财政部盐务署违反政府颁布的准予工业用盐免税30年的法令，几经周旋，才得胜诉。
1924年8月，永利投入200万元，才终于产出了第一批成批量的碱制品，可是，令人失望的是，生产出来的仍是红黑相间的劣质碱。消息传出，英资公司发出一阵嘲笑之声。此时，4台船式煅烧炉全部烧坏，无法再用，全厂一度被迫停产，苦候数年的股东们已是失去了耐心，惟有范旭东仍然咬牙坚持。卜内门公司乘机要求与范旭东会谈，希望入股永利，范旭东以公司章程明确规定“股东只限于享有中国国籍者”为理由，予以回绝。一年多后的1926年6月29日，永利终于生产出纯净洁白的合格碱，全厂欢腾。范旭东眼噙热泪，对身旁的陈调甫说：“这些年，我的衣服都嫌大了。老陈，你也可以多活几年了。”范旭东给产品取名永利纯碱，以区别于“洋碱”，8月，在美国费城举行的万国博览会上，永利纯碱荣膺大会金质奖章，专家的评语是：“这是中国工业进步的象征”。
范旭东的坚持，可谓壮烈。
在“黄金十六年”里，民族企业的崛起是一场与外资企业全面竞争的大商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洋面、洋布、洋火、洋盐、洋油（煤油）占领了几乎所有的民生市场，民族企业的“进口替代运动”便是在所有的领域内与被替代的国外公司展开一场面对面的竞争，进行一一的收复。于是，郑观应在四十年前就预言过的“兵战之外的商战”无比激烈地展开了。
在几乎所有重要的产业领域里，我们都看到了中外企业对峙的景象：棉纺市场上，荣家兄弟、张謇等人的对手是日本的多家棉纺株式会社；纺织机械市场上，华资大隆机器厂的对手是两个美国制造商——萨克·洛厄尔和维定机器厂；火柴市场，刘鸿生的大中华火柴公司与瑞典火柴公司和日本铃木会社杀得难解难分；出版市场，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与英资兆祥洋行势同水火；制碱与肥料市场，是天津永利制碱公司与英资卜内门和帝国化学工业之间的竞争；肥皂市场，是五洲皂药厂与英资联合利华的竞赛；水泥市场，周学熙的启新洋灰厂与日本水泥及英资青洲英妮公司打了一场长达十年的对手仗；钢铁市场，汉阳铁厂与日本南满株式会社难分上下。
对于这些中外商战，后世史家的评论各有不同。郑友揆、谢诺等人认为，这是一场“不平等的竞争”，外国公司在“获得资金、尖端技术、管理效率以及政商特权”等方面拥有强大的优势，而侯纪明、邓伯格等人则得出相反的结论，他们认为，中外竞争是平等的，华资企业在“了解本地市场、民族主义、劳动力成本低廉和企业易于转向”等方面更有优势。这些观点各有成立的地方，不过上述学者们都没有注意到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支撑荣家兄弟、范旭东等企业家们的精神力量是一种民族主义的热情，而这种热情甚至成为了一个商业竞争的武器。
按社会学家汉斯·孔恩（hans Kuhn）的定义，民族主义是一种思想状态，认为国家是政治组织的理想形式，也是文化创造与经济繁荣的源泉。人的至高无上的忠诚就应该献给国家，因为人的生命只有在国家的存在与国家的兴盛中才有意义。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民族主义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命题，它象一根敏感而脆弱的神经，稍有拨动，就能引发喧天的风潮，其后果甚至让拨动者自己都无法预料或控制。一百多年以来，外国人给予中国人的耻辱是如此的平常，这些记录包括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方式，从巨额赔款到割让国土，从火烧皇家园林到两个外来军队在中国土地上交战，这些足够写成一本厚厚的教科书。
最让近代国人有耻辱感的典型事例是一块“华人与犬不得入内”的牌子。在当时商业最繁华的上海，很多高档的消费场所、甚至公园都不让华人进入，1907年，上海士绅李维清在其编写的小学课本《上海乡土志》中记录：“黄浦公园尚许洋人之养犬入内，独禁华人，此乃奇耻！”据高龄的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姜豪口述，他在1921年从宝山乡间到市区来读书，在外滩的黄埔公园还亲眼看到过“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它是长方形的，挂在公园门口的南侧。这牌子如同一块烙在每个中国人脸上的火印，虽死犹记，切齿难忘。
民族主义的狂热便是在这样的土壤上熊熊燃烧起来的。它在1894年的甲午战败后被彻底点燃，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中，它以武力抵抗的方式呈现，却遭到羞辱性的挫折。当国家和民众无法从军事和政治上获得尊严之后，民族主义的“地火”就曲折地向商业领域转移，而它的来势就显得更加的猛烈。商战的得失便寄托了国民所有的希望。在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抵制洋货运动一直是民族企业最锋利的武器。
自二十世纪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抵制运动发生在1905年，对象是美国货。在这一年，美国政府制订排华法律，在十年内拒绝中国工人进入，并对在美华人进行了种种人权上的限制。夏天，在华人劳工输出的基地华南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和抵制美货运动，至少有10个省份出现了游行，人们写海报、捣毁库存的美国产品、征集参加抵货运动的签名。一个叫F··福斯特的观察者在当年的报纸上评论说，“中国人抵制美货，是老大帝国反对外国的不公正和入侵的愤恨情绪在觉醒的显著证据。”国内外专家普遍认为，1905年的这场抵制运动是“第一次跨越了各种社会团队的大众抗议。”在抵制中，第一次出现了团体化和制度化的特征，在上海，创建了20多个专门用以提倡抵制运动的组织，并且有76个行业商会参与了活动。
第二次全国性的抵制运动发生在1908年，对象是日本货。这年开春，广州官员以走私武器为理由查封一艘日本轮船“辰丸二号”，日本政府强势干预，中方迫于压力，释放了日船。这个事件激怒了中国人，他们认为清政府懦弱无能，站在了日本人一边，愤怒很快演变成一场日货抵制运动。广州的商会和同乡会发出公告，号召抵制日货，他们甚至还提出了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抵制目标——直到所抵制的货物总值相当于对日赔款总额。在商会的鼓动下，各种形式的抵制活动层出不穷，港口码头的工人拒绝给日本船卸货，地方船运公司发誓不用日船运输，学生在马路上焚烧日本商品，广州的72个知名商人还专门开会商议，想要合资开一家大型的商场，只销售中国制造的商品。这场抵制一直持续了一年多，1909年，日本加快在东北三省的政治和经济渗透，宣布它将拥有从沈阳到安东铁路的建设权，很快在东三省的城市也爆发了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
这些抵制运动直接催生了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非政府组织”（Non-govermental Organization缩写为NGO），1911年12月，上海成立中华国货维持会，它由绸缎、服装、典质等10个行业公所联合发起，沪上几乎所有知名的商人全数参与，最初的宗旨是力图用国货原料制作礼服，后来很快转型成全国性的洋货抵制领导机构。1912年12月，维持会发起召集国内各主要城市的商会代表，在上海召开维持国货大会，就维持国货的重要性和具体方法展开讨论，此后，直隶、湖南等十多个省份相继组建国货维持会。（民国初建时，组党结社成风，各类企业家组织同样如火如荼，据经济史学者虞和平的统计，到1913年底以前成立的全国性企业家组织就有72个，名称中带有实业二字的有15个，属于农工商业的有33个，属于交通业的有6个，属于矿业、盐业的各3个，其它的还有12个。仅在1912年，就成立了中华民国实业协会、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中华民国农业促进会、同仁民生实业会、西北实业协会、全国铁路协会、中华全国矿务联合会、中华民国盐业协会、经济协会等等。）
以民族主义为旗帜的抵制洋货运动，每隔三到五年就会大规模地爆发一次，这构成了百年中国企业史上一个十分显著的现象。它似乎受到了国内各个阶层的欢迎。对民众而言，抵制运动能够极大地满足民族自尊心，以一种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发泄积压已久的耻辱感。对政府而言，当然乐观其成，他们可以借此转移国内矛盾，甚至成为对外谈判的筹码，日后我们即将看到，在重要的抵制运动中，政府是幕后最主要的策动者，它不但形成了制度化，甚至还成为了政策化。立足刚定的民族企业家更是抵制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他们可以利用这样的机会合法而富有道德感地驱逐或打击竞争对手。就跟民族主义的复杂性一样，抵制运动对中国商业环境和市场成熟的正面、负面意义，一直是一个十分微妙的课题，它甚至从来没有被认真地讨论过。
自1910年之后，中国的洋货抵制运动找到了一个固定的“假想敌”，它就是日本公司和它们的商品。特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势力自顾不暇，在中国市场上形成激烈竞争的国际对手，就是日本企业。很显然，这是一个恩怨交集的对手。
从数据看上，日本商业势力的涌入是十分猛烈的，在一战前夕，日本商品占中国进口商品总额的15.5％，到1919年已经猛然上升到29.9％，仅纱锭一项，就从11万枚增加到33.2万枚，上升三倍。自1917年开始，日本取代英国成为最大的贸易商，而且成为对华工业设备的主要销售者。更让中国人难堪的是，日本商品在传统的“中国货”上也取得了优势，日本茶叶、日本丝绸的国际贸易额相继都超过了同类的中国商品，成为最大的出口国，甚至在中国市场上，日本货也成了颇受欢迎的时髦商品。除了经济上的咄咄逼人之外，日本对中国领土和政治特权要求也一点没有放松。于是，从这样的时刻，日本成了中国最重要的军事和经济敌人。
具有标志意义的日货抵制事件发生在1915年，这是一次仇恨爆发的总演习。
一战开打后，日本乘机争夺中国利益，1914年8月，它出兵占领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山东半岛。第二年1月，日本驻华公使晋见袁世凯，递交了有二十一条要求的文件，并要求“绝对保密，尽速答复”。《二十一条》霸道无理之极，它要求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准许日本修建自烟台（或龙口）连接胶济路的铁路。还要求认日本在南满和内蒙古东部的特殊权利，日本人有居住往来、经营矿等项特权。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及南满、安奉两铁路期限，均延长至99年。其他要求还包括，把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体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中国不得自行处理；要求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借或让给日本之外的他国；中国政府还要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等顾问。中日合办警政和兵工厂。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政府对他当皇帝的支持，居然同意与日秘密谈判。5月7日，日本提出最后通牒，限令于两日内答复。5月9日晚上十一时，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的大部分条款。
《二十一条》在1月份就被曝光，立即遭到各界的强烈抗议。随之，各地纷纷爆发了日货抵制运动。
3月16日，上海商会组成“劝用国货会”，推举虞洽卿、董少严、王正廷为正副会长。18日，绅、商、学各界联合发起，在张园召开了反对《二十一条》的国民大会，到会者近4万人。大会通过提倡国货、设立公民捐输处等项决议。到22日，上海抵制日货声浪日益高涨，福州路、南京路等处日人所设商店均一律闭门，暂停营业。捕房以“恐人众滋事”为由，加派探捕分头梭巡，“以资弹压”。与此同时，城厢内外街巷各处墙上以及电杆木桩上均贴有抵制日货传单。4月，一个叫知耻会的组织在上海设立基金，宣布将征募5000万元，用于建立兵工厂，并向国内工业供应资金以“确保民族得以生存”，基金会在短短三周内，就筹集到25万元，到5月，全国出现了70个知耻会的分部，很多政府官员、警察和公司职员自愿捐出一个月的薪水，很快捐款数额超过了1000万元。
5月9日，当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出后，举国视为奇耻大辱，这一天，被定为“国耻日”。上海、广东等十多个省份的商会通电反对，农商总长张謇愤然辞职。抵制运动更是到了白热化的地步，抗议集会此起彼伏。商人拒卖日货，人人要用国货。不少学校规定，文具一律用国货。一些大城市的报纸，天天刊登“国货调查录”，鼓动人民选用国货。上海、天津、广州等地，出现了以反日爱国为题材的戏剧和歌曲。学生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发表演说，进行鼓动。爱国的女学生穿着表示悲痛色彩的白色衣服，她们还号召不要在前额上方高束头发，因为那是日本式发型。
在抵制运动中，中华国货维持会等组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在“5.9”之后迅速发表宣言，并印发10万份广为散发，宣言中写道，“如果中国希望象一个人那样生活，我们就决不能忘记5月9日的羞辱……这些纪念应该被传递给我们的孩子和孙子，代代相传，直到永远。自5月9日之后，我们4万万中国人必须全心全意地奋斗，帮助我们的国家”。在维持会的指挥下，各地学生遍查当地商店，寻找日本商品，如有发现，当场没收或砸毁，全年共进行了383次这样的检查。维持会在前一年只有100多个企业家会员，到年底就增加到了688个。美国参议员沙斯伯雷（Saulsbury）当时正在中国访问，他在回忆录中表示，十分惊讶地看到中国的抵制日货运动有着非常完善的组织。
《洛杉矶时报》则注意到，中国的民族工业打出了“中国人用中国货”的口号，抓住机会进行发展。数以百计的工厂涌现出来，生产中国货以替代流行的日货，例如肥皂、火柴、毛巾以及雨伞等等。一家名叫生生烟厂的烟草公司还推出了“5.9”牌香烟，在包装盒上赫然写着“真正国货。请大家激发热忱，用国货挽回权利。请国民每年挽回4500余万之权利。”也是在这一年，出版了两种新刊物《国货调查录》和《国货月报》，刊登各类国产物品的清单，宣导“不用国产货，就是不爱国”的理念。
日货抵制运动对袁世凯政权和日本政府显然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日本外贸也遭到重挫，当年上半年，对华出口同比下降1790万美元，锐减幅度相当于1914年出口总额的6%。美国学者的研究认为，《二十一条》对日本经济来说是个亏本买卖，其从中国抵制日货所遭受的巨大损失，或许并不亚于从《二十一条》所得到的好处。更为严重的是，此后每年的5月9日“国耻日”都成为了抵制日货的动员运动。抵制日货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中国将日本牢牢地定位为头号敌人。
1915年的反日货只是一个序幕，一场更猛烈的抵制风暴正在酝酿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