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匡汉
看到《六十年与六十部》这一书名，有些人可能作出“应景”一类的质疑。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也常常遭到“时评”的讥讽。然而，在实践的意义上，“文章合为时而著”一直是中国文学的悠久传统，当代文学属于运动中的美学，是与时代发展、文学现实紧密联系的一门新兴学科。它需要以“入世”的姿态进入繁富又变动不居的研究对象，又需要以“跳出”的理路，比所考量的对象站得更高，规避那些亦步亦趋的“跟风”。
六十一甲子，苍黄一瞬间。新中国六十华诞，其走过文学道路，可谓风雨坎坷；其成就的作家作品，可谓繁星满天。仅以“时代第一文本”的长篇小说而言，“现代文学”三十年，大约共有2300余部，能垂之于史的不过二十多部；但到了“当代”，头十七年是300多部，“文革”十年是120余部，近三十年、尤其是“新世纪”八年来，每年出版都在千部以上，六十年合计总量超过一万部。如果说，“现代文学”生长出了一丛大树，那么，“当代文学”则是一片森林。这片森林，如今已是一个正在和平崛起的民族内在精神力度和强度的缩影之一，更是一个国家文化品格和向上力的重要形态之一。
当年刘勰论楚辞，有道是“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鸿裁固非易言，若可“猎”、“衔”与“拾”，也算是品鉴的高流。在“六十年与六十部”如此少量的限域内，我们仅就历史的考量、问题的发掘和对作家作品保持距离的评述，粗陈所会，聊备参采，不揣管蠡之微，试言海天之大了。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中国大陆，创造社会主义文学的历史足音，是由从旧中国跨入新中国的门槛，以及从与共和国一起成长的文学家们，共同探索并留下脚印的。
中国大陆从50年代起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变动，为社会主义建设投放了第一批基石。不了解中国国情的异邦人士并不知晓，但亲历中国社会变动的包括文学家在内的人们都不会忘记，这第一批基石是为血与火所染的——在土地革命时期时期牺牲了百万人，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人，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将士伤亡达130余万……先烈们的浩气，为新中国的诞生留下了不朽，为幸存者揭示了生命的真谛，为后来人高扬起理想的旗帜，自然也激励着文学家们为国家的新生奉献热情和才智。面对一个新的时代，面对社会生活的剧变，面对基本被封锁的困难环境中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人民，新中国的文学艺术毫不迟疑地将徘徊在欧罗巴的幽灵，赋之以新的革命与建设的形象。
同20世纪上半叶的文学相比，共和国初期大陆文学之新就新在以宣扬革命热情和生活理想为主导旋律，其英雄叙事为以往所少有。经历了从旧到新的历史沧桑，咨嗟咏叹于民族国家之忧乐，寄怀纵目于河山风景之兴替，努力以镗嗒之声同时代精神相共鸣，成了中国内地作家普遍性的使命与寻索。在大写“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热潮中，一部当代中国大陆新的文学艺术史，以新的农村题材和革命历史画卷为两翼展开艺术想象，以书写新儿女英雄谱构建文学形象长廊，卓织雄文，气焰光彩。在五、六十年代的文坛控制比较严格而艺术相对单一的文学时期，仍有一批特殊的文本和叙事，因其承担文学的使命而获得的历史合理性和艺术价值，尽管逝水流年，毕竟成为新中国文学生活的一个刻度，一段文学成长过程中的生命档案。那些“风景”于今被人们镶入镜框装了起来，纸“泛黄”了，但依然会散发些许温暖。有价值的作品之于社会的作用，正是帮助人们完成记忆。
毋庸讳言，在推动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文学进程中，由于领导层有时对文化总形势的错误估计和对文学家的不信任感，而导致在指导文学工作时，往往轻视理论、蔑视知识和忽视艺术，把文学视作“阶级斗争工具”而绑上政治的战车，动辄发动“高潮”、“运动”，连续出现败笔。许多作家曾经踩着早春阳光大道舞步，有过热情奔放、轻盈流畅的欢快，却也有满怀真诚却被误解的困惑，有受凌辱受折磨的沉痛。在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中，由于“斗争哲学”与“庸俗社会学”对文学的僵硬干涉，一批作家的艺术翅膀遭到了折损。为激进主义文化思潮所迷惑，胡风、丁玲、冯雪峰、艾青等被判为“反革命”或“反党”，一批崭露头角而敢于直言的文学才俊，受到了不适当的政治处理。文学界一些人也迷惘起来，逐渐滋生并膨胀了“虔诚的狂热”和“盲目的自信”，示之以“立场坚定”、“政治方向明确”而对一切异已的或主流外“另类”文学的排他性，发展到六十年代中期——七十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时已至极点。可以说，在共和国的头三十年，相当多的作家们为指令、为时政所驱使，在非文学上面无谓地耗费了太多的时间和心力，创作未能进入充分的、审美的自由状态，也就难以自觉地解决好艺术创造问题。以《雷雨》、而闻名的曹禺（1910-1996），晚年在回首前尘时不无愧疚地说：“历次运动中我都没有独立的思考，而是按一种既定的要求材料去否定别人，也否定自己。在精神上完全丧失了自己。尤其是‘文革’，它的极深的毒素至今在我的脑子还在留存。有些是我意识到的，有些是我根本意识不到的。但它却在起着可恶的作用，甚至阻碍我的创造。这是非常痛苦而可怕的悲剧。”
这一悲剧至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而终结。自1979年始，中国大陆作家方才真正翻开了“新时期文学”的一页。政治并非文学之累，但文学从“为政治服务”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观念转折，大大促进了思想解放与艺术解放，回归文学、回归现实、回归艺术个性，成为涌动的文化思潮与文学展示。上下求索的无悔和宠辱不惊的澄净，使创作主体逐渐成为精神命运的拥有者，并从中穷尽新意识形态的艺术呈示。“想象的东方”被中国大陆作家作了令人为之歌哭和自豪的重新书写。作家们历经“火浴”而把焦灼与痛苦、奔突与追求融化于作品中，印证风雨夜归的人情世态，并通过汉语思维与艺术，折射古老的东方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变动中重获生机的心路历程，其间流淌的酸甜苦辣和创造的欢欣，是一般外人都难以想象的。不少作品，或揭示了处于社会复杂关系中人们的生活和精神世界的“荒谬”与残损，或反思了以往流行的价值取向所遮蔽的矛盾与问题，或展示了“耕作者”和“知识者”在当代的命运，或解剖了各色人等的心性结构与生存方式，总之，人们开始走上了改革开放的生活道路，文学作为“回应”，也必然有了更开阔的思想与艺术的空间，孕育了并非“被规范”而是多种样态的可能性。
文学确实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引人注目的是，又一批新的青年作家群在中国文坛涌现。他们在六十年代当过“红卫兵”或“红小兵”，中学毕业或未毕业就赶上了声势浩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他们本应继续接受正常教育，却被驱赶到北大荒、云南边境、内蒙草原或陕北那些荒凉又艰苦陌生的地方，在被遗弃的环境里度过“睡不醒的青春”。他们付出了青春的代价，却也在底层的历练中获得了比失去的更有份量的东西——文学与脚下这片土地更深沉的精神性的联系。“文化大革命”后登上文坛的这批文学青年，虽然没有他们的前辈所背肩的历史沉重，却在和父老乡亲朝夕相处中获得的情感和话语，使他们敢爱、敢恨，也敢于说出和写出内心的热切。这股青春热流化成的作品，游弋于同往事干杯与观世态炎凉之间，有一份浩落苍凉的人生感慨和对于命运的思考求索。
在中国文学界，也的确是江山代有才人出。一批六、七十年代出生、成长于改革开放气候中的青年作家，雄姿英发地活跃于当今文坛。这批晚生代作家，普遍接受过系统的高等教育。当他们开始跻身于文学潮汐时，“文革”式的运动只像一个传说，大一统的思维方式也只留下空洞的回响。他们共享一个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新时空，创作的自由度和想像力得到了更为充分的释放。他们中间，有的用艺术的方式解读了中国人特有的生存意识；有的在对人生景象的反思和审视中融入人性的力量；有的关注城市同龄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灵状态；有的怀念故土往日的阳光；有的嘲弄经济活动中商场、情场、官场的纠结与是非；有的解构了现世的种种“乌托邦”；有的专注于女性内心深处的隐秘情感与灵魂诉求；有的将生活现实置于形而上的思考，且和后现代主义的叙述结构结合起来；还有的通过民族历史变迁和民俗生活的深入把握，再现了民族特点、特质和成长历程。可以说，在中国今日文坛上，在文化机制多样化、文化环境宽松化、文艺观念多元化、文学书写个性化的当下，这批年富力强的作家，已成为推动中国文学全面复兴的生力军。
在中国，文学多种样态的可能性的实现，20世纪90年代以后是一个重要标志。如果说在此以前的漫长日子，是一个“教化”的、也是“以观念支配生活与文学”的岁月，文学的基调是昂扬的、奋取的、线性的、进化的历史观占据观念的主导地位，人们至少相信存在着某种统一的价值观（只是解读和描述的不同）而继续富于排他性；那么，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受“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性”、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两岸三地文化、文学的全方位汇流三大客观因素的影响，中国文学自身观念的“影响与效应”成为更核心的东西，“差异、分化与选择”成为更明显的特征。文学不再受观念支配而是“以生活取舍观念”，不再是过去那种庞大和整体的“机器”而变成一个又一个“零件”，皇纲被欲望与信息解纽，从而进入了一个既繁华又困窘、既肤浅又深刻的个人化、市场化时期。
文学的“世俗化”随之扑面而来。至少有以下四种突出的社会思想文化“消解”现象：曾经支撑文学史的“文化精英”、“知识英雄”的地位消解了，作家的文化身份被商业、市场改写重塑，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民众”较之“精英”在“俗世的自由主义”此一层面走得更远；媒体革命所创造的视觉文化/大众文学，使“大手笔”消解，“大叙事”崩溃，传统文学作为精神性的品格与寻索被侃贫了，代之以由民众“喜闻乐见”的娱乐、消遣通道的“作秀”大肆扩张，作家呈零散化乃至被影像、传媒、网络所“收编”；从社会生活到文学艺术，“道德”的相对化与“信仰”的个体化，使以往统一的“道德标准”消解了，道德话语变成与特定的利益集团或阶层相联系的东西，而“公民意识”凸显了，并提供着维系当代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本共识，文学也越来越与“道德”疏离而切近“普通人”的感性欲求，由以往的“教化”而变为原本意义上的“服务”与“代言”；“传统”与“现代”的两极对立也被消解了，边界被模糊，在90年代以来中国的文化语境中，文学批评与争论已不再发生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而恰恰在“现代”与“现代”之间，上下左右都说自己是“现代”的，只是有不同的表达与论说方式，不过，人们都清楚自己需要什么，对于“主义之争”缺少了兴趣，关心的是务实地谈论与研究具体的问题，“主义”与“问题”的分离，造成了有“思想”而无“文化”或有“文化”而无“思想”的普遍现象——这或许正是“现代”之所以为“现代”，“世俗”之所以为“世俗”的突出表征。上述四种“消解”，延续至新世纪初叶，使每年平均有1000多部长篇小说、400多种散文集、七万首诗歌、数万集影视文学的偌大中国文坛，呈现为多种声音的喧哗躁动，多种问题的杂陈状态。巨量的文学信息充塞大众头脑，也吞噬着人们本已所剩无多的阅读时间。
世俗化的文化、文学思潮未能真正激发人们沉思默想的潜力和对生命、对生存的敏识。“形而下”的文学趋势使一些作家作品来去匆匆，自生自灭。然而，在中国文学界，在90年代以来，仍有一批坚定的“深夜看门人”守望在文学的精神高地，云出其山而复雨其山，在“取动”与“取静”之间艰难探求，在“主旋律”与“多样化”之间有孚涉川。仍有一批寥如晨星又如晨星闪耀的作品，在沧桑的记忆、生命的体验、思想的精进、叙事的上达等方面，都超越了共和国前四十年大部分作品的水准。
六十年的沧海月明，桑田日暖，使中国当代作家经历了多少忧忿慷慨，累积了多少经验教训，体味了多少不乏血泪培壅的意蕊心香。他们为这片故土倾注了不绝如缕的缱绻，那纸上烟云，凡所月旦，字字行行都是浅浅深深的悲喜留痕。我们不会遗忘，将珍惜这业已收获的一切。
六十年的现实与人生，世象纷披，曲折华妙。作为新中国的几代文学家，有的是用诗歌展示绣口锦心，颂讽咏叹；有的是用小说叙写悲欢离合，灵肉沉浮；有的是用散文呈现闳远精微，涤摅忧乐；有的是用戏剧铺陈跌宕传奇，或庄或谐。六十年的文学生产，既有鲜花也有败絮，却以浩如烟海的作品，尤其是改革开放近30年十倍于现代文学30年的数量，成就了一条由汗水、泪水与血水交汇的文学大河。不论从何种意义上讲，物质的贫乏暴露着一个社会的落后，精神的贫乏表示着一个民族的衰老。而今，作为一社会风貌的折射和一民族精神的投影，我们的文学，依然处于进步与新生的上升时期。
在这样苍茫的时刻，面对如此繁富的作品，要选出“六十年与六十部”，自然绝非易事。人们有理由发问：你们究竟用什么标准来选择？这六十部作品难道都是“经典”？解读时凭藉哪些阅读经验、价值尺度和学术理念？坦率地说，编者在选目与撰稿之时，也曾多次如是扪心自问。
《六十年与六十部》此书的初衷，是在六十年文学风雨路上，尽力寻找文学史视野与思想史、文化史视野这三者的结合点，以“问题意识”为切入口，观察社会变迁，触摸主流情绪，重新发现文学史上的意义。具体而言：
1、 所选作品，是曾经引起文学界乃至社会上普遍关注或争议的；
2、 所列作品，是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主流情绪和精神现象的；
3、 所读作品，是在回眸过往和注视当今时，仍然有思想史和文学史价值的；
4、 所论作品，是创作与批评都能对当代精神生活的变化有所展示与影响的。
无论是创作或批评，考量文学史，其辩证的起点，是缘于问题的发现与提出；其意义与价值，系于问题的探索与展开。
六十年的文学经验告诉我们，问题往往不是意识的简单外化和主观的先验认定。问题根源于现实的矛盾。判断一种文学现象、一个文学时代乃至一部文学作品，不能完全以它表面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实际生活的矛盾冲突中去解释。只要按照事物本来面目及其产生的根源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知识命题都会返璞归真。因此，离开了产生问题的实践基础，离开了特定时代的历史现场和文学诉求，“问题”易流于空洞的概念。
在通常情况下，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但从史实的角度看，任务本身，也只有在解决它的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处于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现实的要求和矛盾，强烈地表现在人们面对的问题之中。对于文学来说，主要的困难不是现存的答案，而是问题的揭示。也因此，真正的评判，要研究与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是深入思考人生与艺术中复杂的问题——尤其是面对新中国文学风雨里程中矛盾重重的诗文。也许，这正是认识当代文学发展史上某些规律性现象的一个途经。
正如A．J．汤因比所言：“我们应该准备随时重新考虑问题，随时准备勾销最珍爱的体系、所选择的事实或所谓事实的态度，假如进一步研究要求这种改变的话。这不仅是由于发现或构成了新的事实，而且也是由于对存在所谓事实进一步进行思考的结果。”这样，重读作品，重审文本，重说问题，重新探究意义之所在，自然成为《六十年与六十部》必要的功课。以当代诗歌为例，建国初期到六十年代，其演进与变异，可以说形成了“颂歌→战歌”的体系，但其构成的事实需要有所选择和发掘，需要细究在矛盾重重中“探寻新的出路”的篇章。在小说方面，茅盾在上世纪60年代初对许多作品有所批评：“政治挂了帅，艺术脱了班，故事公式化，人物概念化，语言干巴巴。”然而，我们从不无争议的一些小说中，读到的并非简单地图解政策，而是有作家所熟悉的城乡生态、有生活的芳香和精神的气韵，有以文缩时空史化诗的笔墨。自然，在“重新考虑问题”时，我们也不难读出时代给作家带来的局限。
这一切，都给我们一个启示：“文变染乎世情”，无论你愿意不愿意，文学无法回避时代的思潮和艺术的流变，无法回避现实、人生、审美所面临的问题。对于作者，“问题”意味着原创；对于读者，“问题”意味着理解与念想；对着文学界，“问题”意味着在不断推进中的持续发展。“问题意识”可以孕育高品质的作品。是故，我们在编撰《六十年与六十部》时，必然要把“问题”作为关键词。而作为这一关键词的两个支撑点，一是文化的、学术的立场；二是专业的、审美的眼光。
这里，还需要对“经典”做一些说明。在目前流行的文学史写作或当下的文学批评中，“经典”一词已被广泛引用甚至滥用。其实，“经典”是拥有众多读者的作品，是不受时空所限且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作品，是经过一定时间检验的作品，是“中国经验”与“世界性”可以连结的作品，自然，也是需要我们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持续解读中受益无穷的作品。进一步说，在文学史上，足以构成“经典”的，需要有相当的美学品格，它要能“时空共享”（更多的人在更长更宽的时空中接受），要有“典型共名”（如“宝黛”、“阿Q”“孔乙己”成为许多人的符号），要有“艺术共鸣”（能打动、震撼人的心灵），要能“多元共生”（只要是优秀作品，不分什么主义、流派）。在中心或闹市的鸟鸣不一定比边远山林的鸟鸣清丽动听，在审美与艺术面前，所有的作家作品都是平等的。
我们无意将“六十部”都以“经典”命名，历史还短，还有待于广大读者和时光老人的评判。有些作品，列入六十年“经典”应无愧色，因为它们在精神史、思想史和文学史意义上，都触动了时代神经，也投影于历史沧桑，艺术上都各有追求和光彩。更多的作品，是曾经有争议却对文学进程起过重要影响的，是容易被忽略却在社会变迁中具有一定文化价值的，是在潮流中被反复评论而可望达到矩阵稳固状态的。在这里，依然是“问题”与“价值”主导着我们的选择、叙述与品评。没有必要求大求全，也不必因人废言。不论是堪可称作“经典”，或是足以成为“文献”，“六十部”作品都是风雨路上一份意识与艺术的辩证，一份斑斑点点的内心真实与外部真实的矛盾的文学印痕。
新中国文学六十年的旅程，给人们留下了欲说还休的记忆。我们曾经贫瘠过也狂热过，然而，回首向来萧瑟行，惊鸿一瞥，那内心的冰川刻痕，累筑而成的是一座富有的精神博物馆。所有承受的沉重可以化作微笑，化作把粗糙的石头变成钻石的力量。我们也在微笑中看到文学于新世纪的希望。
己丑小暑记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