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裁：诗歌
作者：胡风
原发刊物：《人民日报》
发表时间：1949年11月20日
世界东方的一隅，一个古老的民族，结束了受凌辱的历史，开始崛起。公元1949年10月，诞生了民族新的生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政权的“时间开始了”。
敏于感受时代脉搏的激情诗人胡风，此时沉醉在充满蓬勃向上的气息中，在新的共和国召唤中，认真地观察着，敏锐地感受着。在胡风日记中，他这样写道：“两个月来，心里面的一股音乐，发出了最强音，达到了甜美的高峰。”（《胡风全集》第10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胡风心里面的这“一股音乐”，就是后来化成撼人心魄的被称为“开国的绝唱”的长篇政治抒情诗《时间开始了》。这组诗是他内心的音乐，是他面对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唱出的真诚赞歌，也是他一生“甜美的高峰”，“气魄宏大地写出了一个革命知识分子对中国人民胜利的歌颂和对人民英雄的礼赞”（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时间开始了》包括《欢乐颂》（1949年11月11日）、《光荣赞》（1949年11月26日）、《青春曲》（1949年12月-1951年4月）、（1949年12月31日，后改名为《英雄谱》）和《又一个欢乐颂》（1950年1月13日，后改名为《胜利颂》）五个乐章交响乐式的结构，共4600余行，为当代“颂歌”创作开了先河。
组诗《时间开始了》，是诗人在大半生痛苦和欢乐的过程中艰难曲折的生命体验，这种体验面对新生共和国的胜利而升华，内心抑制不住的澎湃激情，如火山爆发，唱出了民众的心声，歌颂了时代的新生。《欢乐颂》写的是政治协商会议开幕时的欢乐场景，表达了欢呼祖国解放、歌颂毛泽东的真挚而热烈的情感，展现了革命艰苦卓越的历程。《光荣赞》以李秀真、戎冠秀、李凤莲、诗人的母亲为代表的中国人民的贫穷和苦难，歌颂了中国劳动人民质朴、纯真、谦逊、献身的美德。《青春曲》借小草、雪花，抒发了对党、对年轻的共和国、对新生活的挚爱和感恩之情。《英雄谱》由诗人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礼写起，深情怀念杨超、扶国权、苑希俨、丘东平等几位烈士，以及引导自己走上革命文艺道路的小林多喜二、鲁迅等师长，歌颂了英雄们为人民、为祖国、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精神。《胜利颂》是诗人参加新中国成立开国大典时的情感抒写，热情歌颂了共和国的成立，歌颂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的劳动、战斗和创造，也是献给毛泽东的又一曲颂歌。
应该说，面对新中国的到来，基于心底对艺术追求的诚挚情感，胡风完全沉浸在忘我的政治热情之中。《时间开始了》是他郁积在心中数十年的热流的喷射。“时间”作为一个隐喻，不但象征了一个旧时代的终结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也表明了诗人在追随革命取得胜利后的自我的新开端。胡风自己后来曾说：“在我自己，是大半生追求这个革命，把能有的忠诚放在渴求这个革命的胜利上面的人，现在身受到了这个胜利，应该在一个作家的身份上站在人民面前拥护这个革命，歌颂这个革命，解释这个革命的。”“在政协会议期间及新中国成立后，宏大的幸福感把我的心情提升了起来。”（《胡风全集》第10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因此，他在当时个人处境并不好的情况下，依然满怀“感激的心情”写下了《时间开始了》，写下了一个“同路人”对毛泽东、对共产党的全部感情。他在1951年1月16日写给牛汉的信中写道：“我写《时间》等的时候，完全证实了布洛克底话。写的时候，整个历史，整个宇宙都汇成了一个奔腾的海（《欢乐颂》）、奔腾的大河（《光荣赞》、）、阳光灿烂的海（《欢乐颂》）在我的心里响着，有时候甚至感到了呼吸窒息似的燃烧。”绿原后来回忆说，胡风“那时给我来信常说，为了写诗，他彻夜难眠。……他沉醉地彻夜不眠地写着，写出了巨型交响乐般的史诗长卷《时间开始了》。他仿佛在履行自己对历史所负的不可推卸的义务：他不得不写这几篇长诗，不得不唱出亿万人所想唱的歌，同时这几篇长诗也似乎不得不由他这位‘曾经沧海’的诗人来写。”（《胡风诗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
1949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副刊“人民文艺”用半个版面刊登的胡风组诗《时间开始了》第一乐章《欢乐颂》，全诗约四百余行。发表后反响很大。“惊住了一切人”。不久被翻译成俄文，发表在前苏联的《十月》杂志上，12月30日出版了单行本。诗歌见报后的第三天，胡风收到了来自“共产党员诗人”王亚平的贺信，信中赞扬他“第一个歌颂了毛泽东”。《时间开始了》发表后所取得的成功让胡风异常兴奋，他当即给朋友写信说“它可以替新诗去路加一点什么”。正如牛汉在《胡风诗全编》中所说：“最能印证胡风的诗论的，我以为是波澜壮阔的《时间开始了》。”“《时间开始了》揭开了胡风诗歌创作的一个新阶段的序幕。”
从实际情况看，胡风在1949年共和国成立后并不是“第一个歌颂了毛泽东”、歌颂伟大祖国的人。早于胡风的还有徐放、王亚平和何其芳等人。徐放的诗题为《新中国颂歌》，全诗约200行，载1949年10月1日《人民日报》第7版，诗中第四节写道：“从此／中国亮了，／从此／世界的东方也亮了。／今天／中国是张灯结彩的中国，／世界是欢腾鼓舞的世界／……这是几千年，／这是近百年，／这是中国人民／世界人民／斗争的成果；／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思想成果。／从今天，／在中国的历史上／要写着毛泽东，／在世界的历史上，／要写着毛泽东；……”而王亚平的诗题为《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诗也约200行，载1949年10月2日《人民日报》副刊“星期文艺”。诗人吟咏道：“敬礼吧！／面向掌握历史车轮的舵手——毛主席！／马列主义的实践者，／苦难人民的救星，／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我们——全国的人民／用颠不倒、扑不灭的信心，／用山样高海样深的热爱，／迎接年青的中国！／迎接建设的年代！……”何其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后，也满怀激情地写出了《我们最伟大的节日》，发表在《人民文学》创刊号（1949年10月25日）上。诗中第四节这样写道：“毛泽东，我们的领导者，我们的先知！／他叫我们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就被我们打倒了！／他叫我们喊出打倒蒋介石，／蒋介石就被我们打倒了！／他叫我们驱逐美帝国主义出中国，／美帝国主义就被我们驱逐出去了！／……毛泽东呵，／你的名字就是中国人民的力量和智慧！／你的名字就是中国人民的信心和胜利！”
王亚平明明知道他人及自己的颂歌早于胡风，为什么还要祝贺胡风“第一个歌颂了毛泽东”呢？据鲁煤的《徐放其人其诗的悲壮历程》一文中写道：当时胡风“生活在重重困难之中”，徐放“极其深切地关心胡风”。于是，“他常常搞些‘说项’活动，建议一些理解和同情胡风的文艺界前辈去看望胡风，帮他排解寂寞心情。如1950年初胡风的长诗《时间开始了》第一乐章《欢乐颂》发表后，徐放就曾打电话给亚平同志，请他借此鼓励胡风，而亚平果然写信给胡风，称赞他的诗，表示祝贺。原来，王亚平祝贺胡风说他是”第一个歌颂了毛泽东“，全是出于徐放和王亚平善意的鼓励。
随着组诗《时间开始了》的陆续发表，胡风也开始受到各方面的批评和指责。
在王亚平给胡风写贺信后仅仅过了四个月，就写了一篇名为《诗人的立场问题》（《文艺报》1卷12期，1950年3月）一文，针对组诗第五乐章《胜利颂》中将毛泽东比拟为”一个初恋的少女“，批评胡风”把屁股坐在小资产阶级那一边，即使来歌颂战斗，歌颂人民胜利，歌颂人民领袖，也难以歌颂得恰当。结果是歌颂得没有力量，歪曲了人民胜利的事实，把人民领袖比拟得十分不恰当。不管作者的动机如何，它的效果总是不会好，而且是有害的“。
袁水拍在《从胡风的创作看他的理论的破产》［《人民日报》1955年2月20日，《胡风文艺思想批判论文汇集》（三集），作家出版社，1955］中，指责胡风”把毛泽东同志的形象歪曲地描画成为脱离人民群众的站到了云端里的神“，”这种夸大口气同毛泽东同志经常说的‘老老实实，勤勤恳恳’、‘甘为孺子牛’、‘甘当小学生’的思想是多么不同！“”他在诗的最重要部分宣传了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并且歪曲了革命运动“。”胡风不但简直没有描写自己对于人民和祖国的依慕、愿望和献身的热情，而且在歌颂祖国的名义下竭力歌颂自己，而且歌颂自己远比歌颂祖国具体得多，‘真诚’得多。在已有的四个‘乐篇’中，‘安魂曲’差不多同其他三部分的总和一样长，而这个部分与其说是纪念死者，还不如说是纪念自己“。”在歌颂祖国的诗篇里写自传，口口声声把‘我’和祖国并列，这不是什么一小粒个人英雄主义，而是一大堆个人英雄主义啊！“又说：“胡风自己的创作实践、他的长诗就是答案之一。他捧住了自己的‘党性’——‘真诚’，认为只要忠于自我，忠于他自己的主观，认为只要加强‘主观战斗精神’，‘自我扩张’，‘解剖自己’，‘克服着本身底二重人格’，不需要深入群众、研究生活，就能够写好作品。可是结果怎样呢？结果是歪曲了人民和历史，臆造了人物典型，把自己的个人主义、唯心主义的黑漆涂抹到对象上去。胡风的创作实践充分证明了他的文艺理论的破产！”
此外，曾肯定过《时间开始了》的萧三，在《文艺报》关于诗的笔谈中说胡风的诗里有“牢骚”，沙鸥则说诗里有“色情”，等等。可以说，在当时的文艺思想被全面整合的年代，对胡风的评判完全是一面倒的情况。黄药眠发表在《大众诗刊》第6期上的长篇批评《评〈时间开始了〉》，被胡风认为是“完全不从内容出发，对于内容随便加上歪曲的解释。例如第一篇写的是政协开幕式，但他当时写的是天安门开国典礼”。对歌颂新政权领袖的作品也吹毛求疵，足以体现黄药眠当时的政治敏感性。或许，他已经预见到，胡风的文艺思想不但与新政权是格格不入的，而且也丝毫没有放弃自己观点自觉归顺的意思，无疑会成为必然的“他者”。因此，不管胡风的新作品多么激情四溢，都是要受到批评的，都是能找到批评的理由的。
1954年，胡风因给中共中央写了关于文艺实践问题的报告即著名的“三十万言书”，成为“胡风事件”的直接导火索。1955年受到批判，并由“反党”上升为“反革命”，遭放逐与监禁达二十余年，直至1980年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的决定。胡风问题是中国当代文艺思想史上的一大冤案。胡风在理论和创作上所提出的与所坚持的，尽管至今对其仍有不同意见，但其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从组诗《时间开始了》而言，尽管也不无理胜过情、直白、口号以及形式上的某些失衡，但诗人所表现出来的真诚与良知，所采取的以“小我”通向“大我”的艺术策略，对当代抒情诗创作仍有启迪意义。
如果说《时间开始了》“追求着‘史诗’的规模。但是，它们存在着的空泛和某种程度的理念化，使这部作品未能获得成功”过于苛求的话，那么，绿原、牛汉等人的评价则较为客观，称《时间开始了》是“巨型交响乐般的史诗长卷”，并说：“今天的青年读者没有足够的历史感，恐怕不容易走进作者的精神世界，虽然就诗论诗，《时间开始了》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毫无疑问的。”（《〈胡风诗全编〉编余对谈录》）楼适夷评价《时间开始了》是“代表千百万人民的真情实感的史诗一样的作品”（《胡风诗全编·序》）。赵金钟也认为，由于它“无论是从视野的高阔、内涵的深邃、感情的浓密，还是从形式的活脱，风格的奔放等方面来考察”，“都是政治抒情诗中的佼佼者”。尚延龄在《开国的绝唱：论胡风的〈时间开始了〉》（《河西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这首长篇政治抒情诗“是中国人民千年的苦难史，是中国人民几十年求自由解放的奋斗史，是新中国建立时全中国人民发自衷心的热爱党、热爱人民领袖的情愫的抒发和表达，是诗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伟大历史事件所树立的诗歌的高大宏伟的纪念碑，也是对劳动人民的颂歌”。人们可以对《时间开始了》众说纷纭，但它以“时间意识”对史诗品格的探索，无疑是有价值的。
（王巨川撰）
《胡风文艺思想批判》，新文艺出版社1955年版
《胡风评论集》（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杨匡汉：《鉴往知来——关于胡风部分诗论的断片札记》，《诗刊》1985年第8期
梁振儒、顾荣佳编：《披荆治林者的足迹》，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绿原：《胡风和我》，《我与胡风》，晓风主编，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胡风诗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史索、万家骥：《在政治大批判漩涡中的冯雪峰》，《新文学史料》199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