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裁：短篇小说
作者：宗璞
原发刊物：《人民文学》
发表时间：1957年第7期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的当代叙事不得不左支右绌地面对这样两种力量的冲突，即作者处理自己与人物、人物与人物之间关系的“内部伦理”，与体现着意识形态要求的“外部规约”之间的摩荡。这一冲突是如此普遍和强烈，以至于我们要说，如果忽略了对这一冲突的关注和研究，我们就无法揭示当代小说创作的主要矛盾，就无法解释影响当代小说发展的重要因素，就无法说明为什么那么多有才华的小说家束手无策，寸步难行。
小说的内部伦理是指小说家在塑造人物的时候，必须把人物当做绝对的中心，必须尊重人物自己的情感和人格，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爱和恨、思考和行动。事实上，光有尊重还不够，作家还应该爱自己笔下的人物，即使面对的是有着严重的人格缺陷和罪错的人物，也要写出他的尚未泯灭的人性之光，写出他的性格和气质，写出他的疼痛和哀伤。如果一个时代形成了严格而狭隘的“外部规约”体系，那么，小说的内部伦理就面临着被扭曲甚至撕裂的尴尬境遇，小说家笔下的人物，也难逃被简单化甚至妖魔化处理的命运，就像黑格尔在谈到史诗时所说的那样：“在一个时代里如果出现了抽象的信仰，定得很完备的教条，固定的政治和道德的基本原则，那就离开史诗所要求的具体（一般与特殊尚未分裂）而家常亲切（摆脱了外来文化的束缚）的精神状态了。”（黑格尔：《美学》，三卷，下册，商务印书馆，1981）
就当代小说创作的“内部伦理”与“外部规约”的冲突来看，宗璞的短篇小说无疑是一个具有典型性的个案。写作这篇作品的时候，宗璞还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她努力按照新时代所制定的“政治”原则和“文学”标准进行创作，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西方经典小说的熏陶，使她实在难以彻底放弃另外一种更人性、更合理的人性观和小说写作原则，很难一下子就规行矩步地如法炮制。
现在，回过头来看，宗璞的，写得既缠绵悱恻，又很不舒展，仿佛无尽的情思，刚要宣吐出来，又咽了回去。它对人物的不舍之情写得很真实，但是，到后来，却按照狭隘的“斗争哲学”把一对恋人区分为“好人”和“坏人”，落入了“亲不亲，阶级分”的俗套。
在虚假、乏味的模式化叙事泛滥成灾的50年代，宗璞在中所表现出的略显感伤的诗意美，令人耳目一新：
天气阴沉沉的，雪花成团地飞舞着。本来是荒凉的冬天的世界，铺满了洁白柔软的雪，仿佛显得丰富了，温暖了。江玫手里提着一只小箱子，在X大学的校园中一条弯曲的小道上走着。路旁的假山，还在老地方。紫藤萝架也还是若隐若现的躲在假山背后。还有那被同学戏称为阿木林的枫树林子，这时每株树上都积满了白雪，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了。雪花迎面扑来，江玫觉得又清爽又轻快。她想起六年以前，自己走着这条路，离开学校，走上革命的工作岗位时的情景，她那薄薄的嘴唇边，浮出一个微笑。脚下不觉愈走愈快，那以前住过四年的西楼，也愈走愈近了。
一开始，不是纵论天下大势，也不是交代“时代背景”，而是别开生面地描写雪景，这就显得不同凡响。在作者的笔下，地上的雪不仅“洁白柔软”，而且还让“冬天的世界”显得“丰富了，温暖了”。这样的描写不仅很好地表现出了人物此时此刻的心情态度，而且，为整个小说确定了一个略显惋伤的抒情基调。
接下来的叙述和描写里，更是不乏越轨的笔致，甚至在无意识中突破了当时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外部规约：
……江玫站起身来，伸手想去摸那十字架，却又像怕触到使人疼痛的伤口似的，伸出手又缩回手，怔了一会儿，后来才用力一揿耶稣的右手，那十字架好像一扇门一样打开了。墙上露出一个小洞。江玫踮起脚尖往里看，原来被冷风吹得绯红的脸色刷的一下变得惨白。她低声自语：“还在！”遂用两个手指，箝出了一个小小的有象牙托子的黑丝绒盒子。江玫坐在床边，用发颤的手揭开了盒盖。盒中露出来血点儿似的两粒红豆，镶在一个银丝编成的指环上，没有耀眼的光芒，但是色泽十分匀净而且鲜亮。时间没有给它们留下一点痕迹——
江玫知道这里面有多少欢乐和悲哀。她拿起这两粒红豆，往事像一层烟雾从心上升起，泪水遮住了眼睛——
这里的物象描写，就更加出格甚至犯忌。因为，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宗教基本上被当做愚弄人民的工具，被当做必须反对和批判的封建迷信。天翻地覆，换了人间，“大救星”取代了“救世主”，彼岸的“天国”被置换为现实的“幸福天堂”，当此时也，宗教及其所承诺的“黄金世界”，不仅显得虚妄而多余，而且，实在就是“麻醉人民”的“鸦片”。而在“新时代”的文学叙事中，像“十字架”和“耶稣”这样的宗教形象，已经不允许以赞美甚至中性的态度来描写了。然而，宗璞在写作的时候，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些“禁忌”的存在。她将这两个最有代表性的宗教意象，与对昔日的爱情的追怀联系到了一起，这虽然符合一个从旧时代走过来的情感丰富的大学生的情感逻辑，有助于强化“红豆”所象征的“欢乐和悲哀”，进而赋予这些情感以庄严的色彩和苦难的性质，但却难避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封建宗教迷信的嫌疑。
然而，把“阶级敌人”写成鬼，或者写得不人不鬼，是新的叙事规约所要求的。与当时流行的叙事模式不同，宗璞在里，一开始并没有把齐虹写成一个形容丑陋而灵魂丑恶的人，而是真实地写出了他的优雅：
在这寂静的道路上，一个青年人正急速地向练琴室走来。他身材修长，穿着灰绸长袍，罩着蓝布长衫，半低着头，眼睛看着自己前面三尺的地方，世界对于他，仿佛并不存在。也许是江玫身上活泼的气氛，脸上鲜亮的颜色搅乱了他，他抬起头来看了她一眼。江玫看见他有着一张清秀的象牙色的脸，轮廓分明，长长的眼睛，有一种迷惘的做梦的神气。江玫想，这人虽然抬起头来，但是一定并没有看见我。不知为什么，这个念头，使她觉得很遗憾。
根据作者的暗示，齐虹对外部的世界缺乏关注的热情，有利己主义的倾向，但是，他的容貌却是可爱的，气质也是令人好奇甚至着迷的。他懂得音乐，有很高的欣赏能力。他向往纯粹理想的生活，“一个真正的世界，科学的、美的世界”，然而，他所置身其中的世界，却“这样空虚，这样紊乱，这样丑恶”。对现实中的一切，他都不满，都厌恶。这种青春期焦虑症，其实是很正常的。这种短暂的绝望情绪，很快就会摆脱掉的。然而，作者却代表自己的时代，把一种残缺的世界观强加给了这个“反动的”青年。她让他这样理解“自由”：“人活着就是为了自由。自由，这两个字实在好极了。自己就是自己，自由就是什么都由自己，自己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在新的意识形态词典里，“自由”基本上被当做“自私”、“任性”和“个人主义”的同义词。那些歪曲“自由”和反对“自由主义”的人，就是通过赋予“自由”以消极的性质来限制它和扼杀它的。宗璞就在无意识中接受了对“自由”的这种偏见。她用残缺的“自由”来否定自己笔下的“反面人物”。
这样一来，宗璞就不可能把齐虹写成一个有尊严、有个性、有思想的人，而是按照自己时代对“自由”的误解甚至否定态度，从而把齐虹写成了一个病态的恨世主义者：
他们循着没有人迹的长堤走去，因为没有别人而感到自由和高兴。江玫抬起她那双会笑的眼睛，悄声说：“齐虹，咱们最好去住在一个没有人的岛上，四面是茫茫的大海，只有你是唯一的人，——”
齐虹快乐地喊了一声，用手围住她的腰。“那我真愿意！我恨人类！只除了你！”
宗璞写起两个青年人的爱情感受来，有时真切而细腻，但是，她似乎还不太会写人物的思想，或者说，还没有按照小说内部伦理的客观性原则和真实性原则，让人物自己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痛苦。“我恨人类！只除了你！”为什么要“恨人类”？是什么样的伤害记忆使他陷入这种可怕的精神状态？作者根本没有给人物提供替自己辩护的机会，没有让他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充分的解释。她只是按照时代的暗示和要求，简单地把他写成这样一个令人费解和厌恶的人。
在接下来的叙事中，宗璞几乎完全按照时代的外部规约来写了。她让“进步”的萧素对江玫进行革命启蒙，对江玫进行无产阶级人生观教育：“人生的道路，本来不是平坦的。要和坏人斗争，也要和自己斗争——”萧素是这篇小说里的“正面人物”，代表着光明和方向。斗争是她的宗教。对信奉这一宗教的人来讲，所有人的解放和拯救、希望和幸福，全都得通过“斗争”才能实现。在这种新宗教的教义里，人是被分成不同的“阶级”，“无产阶级”生来就是纯洁的、高尚的，而知识分子则生来就是卑污的、有罪的。
作为新的规约力量的代表，萧素显然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觉悟者和引领者，非常自信地对世界和他人进行道德评价和道德审判。她称江玫是“小鸟儿”，这与其说表达着亲昵的情感，毋宁说显示着道德上的优越感。她以一种近乎不屑的傲慢态度，对齐虹的品质和人格做了简单化的评价，视之为“灵魂深处是自私残暴和野蛮”的人，从而将这个人物降低为一个符号，一个“反动”阶级的代表。与此同时，她用新的“革命”理念来引导江玫的生活，试图从灵魂上拯救这个软弱的“迷途者”，使她“真的到我们中间来”：
萧素停下笔来：“你干什么？小鸟儿？你这样会毁了自己的。看出来了没有？齐虹的灵魂深处是自私残暴和野蛮，干吗要折磨自己？结束了吧，你那爱情！真的到我们中间来，我们都欢迎你，爱你——”萧素走过来，用两臂围着江玫的肩。
“可是，齐虹——”江玫没有完全明白萧素在说什么。
“什么齐虹！忘掉他！”萧素几乎是生气地喊了起来，“你是个好孩子，好心肠，又聪明能干，可是这爱情会毒死你！忘掉他！答应我！小鸟儿。”
从这样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看见人物之间的不平等，可以感觉到“觉悟者”对“迷途者”强有力的精神主宰。这种违背小说精神的描写，本质上是牺牲小说的内部伦理而向外部规约妥协的结果。这种简单化处理，在对齐虹形象的塑造上，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在作者的叙述语言中，齐虹的“脸上的神色愈来愈焦愁，紧张，眼神透漏着一种凶恶”。而人物间的对话纯粹是“阶级斗争”的八股腔，例如齐虹“压低了声音，一字一字的说：‘我恨不得杀了你！把你装在棺材里带走！’”江玫的回答也同样针锋相对，同样冷酷得让人毛骨悚然：“我宁愿听说你死了，不愿知道你活得不像个人。”这些对话虽然符合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理念，符合斗争哲学规约下文学叙事的逻辑，但却没有一丝一毫的人情味。
“冰炭不同器而久”，他们终于分道扬镳了。江玫终于“已经真的成长为一个好的党的工作者了”。这符合那个时代的叙事规约。但是，现在来看，她对人物的塑造，尤其是对他们的情感冲突的处理，却是简单的，也是缺乏内在深度的。
然而，即便是这种几乎完全“遵命”的写作，也是不被接受的。因为，用严格的意识形态尺度来衡量，那些温情脉脉的描写，显然是“资产阶级生活情调”的表现，显然与“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相去甚远。这样，在针对文化和文学的斗争方兴未艾的50年代，必然是在劫难逃的。
为了配合“反右”，1958年第9期的《人民文学》集中发表了几篇火药味极浓的评判文章。处于头条位置的，是刘白羽的《秦兆阳的破产（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这篇文章一开始，就将表现出一种极其猛烈的斗争姿态：“批判秦兆阳这个彻头彻尾的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斗争，是文学战线上一场深刻的阶级斗争。斗争再一次教育我们：只有彻底地清除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才能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学。我们与秦兆阳之间的分歧和斗争，是一场根本不可调和的斗争。”秦兆阳作为“隐藏在革命内部的右派分子、修正主义分子”，显然已经成了一个必须清算的“阶级敌人”。1958年第9期的《人民文学》的“编者的话”说：“一年多以前，右派分子秦兆阳一度窃据本刊副主编的职位。他插上修正主义的白旗，在文艺界招兵买马，力图把本刊变成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阵地。可是他看错了形势，低估了社会主义的力量。经过去年以来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这位‘大智大勇’的反社会主义‘英雄’终于落到了可耻的下场，他的全部罪行终于得到了清算。”
正是在“反右派斗争”和“清算”秦兆阳“罪行”的背景下，宗璞的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成了一个值得关注的严重事件，或者，不如径直说，成了一场不得不进行的“斗争”。
1958年7月28日，在发表正好一周年的时候，北京大学中文系三年级海燕文学社文学评论组召开了这篇小说的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还有时任《人民文学》主编的张天翼和的作者宗璞。这是一个一开始就有了结论的讨论。这个结论不是来自于任何一个参加座谈的人，而是来自于那个时代本身，或者说，来自于那个时代的绝对权力和最高意志。
为什么找了一些大学生来批判呢？这是因为，小说中的人物都是大学生，而且它所表现的充满诗意的感伤，很容易打动那些同样年轻的心灵。《人民文学》组织这个座谈会的目的，就是要肃清这篇小说在大学生身上散播的流毒，就是要克服它“对读者的坏影响”。例如，年轻的谢冕就被深深地感动了，以至于在看过之后，曾特地到主人公江玫和齐虹定情的地方——颐和园玉带桥去凭吊一番，追溯他俩当年是怎样在这里定情的。汪宗之也说自己过去很欣赏的艺术性和风景描写，觉得很有诗意；认为齐虹踏碎红豆发夹的那段描写是作者高明的象征手法——把爱情悲剧安下伏笔。甚至对江玫的眼泪也很欣赏，也认为是写得又酸又甜，激动人心（《〈红豆〉的问题在哪里？——一个座谈会记录摘要》，《人民文学》1958年第9期）。
在所有参与座谈的人员中，谢冕对的理解和评价是最宽容的，他试图为作者描写人物的情感的合理性和真实性进行辩护：“作者对于主人公江玫在爱情上的矛盾心理是写得真实的，是合情合理的，因为江玫当时还不是一个无产阶级战士，她一面憧憬革命，一面又留恋着个人主义极为严重、以致走上背叛祖国道路的情人；她热爱光明，但又不忍和黑暗彻底决裂（最后还是决裂了）。这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同时，她正处于狂热的初恋中，也难于有冷静的头脑，心中充满矛盾是可以理解的。”（同前）应该说，这样的分析，是比较合乎情理的。
然而，“许多同志不同意这个看法”，因为，他们“从作品中看不到革命力量在江玫身上的增长，以及她怎样战胜资产阶级感情而成为好的共产党员”。有的认为，江玫是“实际上是被歪曲了的共产党员的形象。如果把她塑造成批判的人物，倒有一定的意义”；有人认为，“作品宣扬了革命是残酷无情的，它破坏了个人的爱情和幸福；党性和个性是对立的、矛盾的”；有人则认为，作品没有不符合“生活的规律”，“作家必须高度自觉地以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我们也正是首先以这个政治标准来衡量作品的。离开了这个前提抽象地谈‘真实’，必然要犯错误”。还有人说，“作者把应该否定的给肯定了，把应该丑化的给美化了。作者不仅美化了江玫，而且百般装扮粉饰堕落为祖国叛徒的齐虹。对于他的卑劣念头和罪恶行为不但没有表现谴责批判之意，反而通过主人公江玫的无限深情和依恋，显示他的‘可爱’”。最后，由作品而延伸到对作者的批判，“同志们在最后的发言中都一致认为作品中所表现的错误思想倾向，归根结底是和作者的立场观点分不开的。……作者用了资产阶级的观点来理解革命者，在革命的幌子下来贩卖资产阶级的货色，因此作品就在去年修正主义泥流向我们冲击的时候，充当了宣传资产阶级思想的角色。”（同前）
面对如此猛烈的无情批判，宗璞除了低头认错，别无选择。她当场承认自己的小说“在读者中散布了坏影响，感觉负疚很深”。随后，她还在“书面的补充发言”中承认“自己思想意识中有很多不健康的东西。在写这个小说时，自己也被这爱情故事所吸引了。……尽管在在理智上想去批判的，但在感情上还是欣赏那些东西——风花雪月，旧诗词……有时欣赏是下意识的，在作品中自然流露了出来。……宗璞同志最后说：是个坏作品，它的发表当然是件坏事，但对自己来说，未尝不是件好事。它使我得到大家的批评和帮助，认识到自己思想感情上的重大缺点，认识到思想改造的重要。”（同前）
从这些严厉的声讨和自责中，我们可以看到新的文学规约对当代小说叙事的强大钳制，可以看到小说的内部伦理所面临的巨大压力。自由地按照人物的本来状况和客观的态度来塑造人物，已经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了。于是，真正的小说让位给虚假的小说，写人的小说让位给“造神”和“画鬼”的小说。中国的小说叙事进入了“假大空”的反文学时代。
在小说的内部伦理被彻底瓦解的地方，真正意义上的写作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无论是那些在三四十年代就卓有建树的耆宿，还是“新时代”崭露头角的新秀，都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笔。宗璞也只能这样。所以，她说：“文化大革命已迫近，深感写作不自由，怎样改造也是跟不上，我决定不愿写虚假、奉命的文字，乃下决心不再写作。当时我在《世界文学》评论组任组长，以为可以从事研究，不创作也能活下去。”（《宗璞文集》，第四卷，华艺出版社，1996）
对一个作家来讲，这样的活法，显然是无奈的选择，内蕴着无尽的悲哀。
像许多被剥夺了写作自由的作家一样，宗璞再次获得“解放”，再次拿起笔来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写作，已经是二十年以后的事情了。
（李建军撰）
宗璞：《宗璞文集》（四卷本），华艺出版社1996年版
宗璞：《南渡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宗璞：，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宗璞：《西征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
弗洛姆：，工人出版社1986年版
乌纳穆诺：《生命的悲剧意识》，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