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裁：短篇小说
作者：赵树理
发表者：《火花》
发表时间：1958年8月号
1959年前，赵树理前进乏力，只是受到一些非议。到了1959年，非议就变成了正式批判。是年，他同时受到两次批判。一由小说《“锻炼锻炼”》而起，一因他给陈伯达写信反映“大跃进”中故乡农村实际情况。
《“锻炼锻炼”》最初发表在《火花》1958年8月号，次又见于《人民文学》同年9月号。顺便指出，小说标题的“锻炼锻炼”，原本是带着引号的，不知为何后来常被人所忽略，就连工人出版社1980年版的《赵树理文集》，目录上亦不见（好在正文尚保存了）。这引号之不可省，在于“锻炼锻炼”是小说中和事佬社主任王聚海喜欢挂在嘴上的一句口头禅，常对有闯劲的青年干部念及。本身是句引语，引号自然非有不可。另外，也反映着人物性格，还隐含了作者对落后现象的批评之意，所以引号是不能忽略的。
故事由两个农村妇女引起，一个人称“小腿疼”，一个人称“吃不饱”。给人物起外号，是赵树理小说的一个特点——其实也是中国旧小说的一个特点，像《水浒》、都如此，因为绰号有两个效果，一是可以简便地概括人物，二是生动活泼。赵树理志在写地道的中国小说，这个传统当然要加以继承。不过解放后屡屡有人对此提意见，后来赵树理也不得不有所收敛。以上是题外话。话说“小腿疼”和“吃不饱”，乃是农业合作化现实所凸显出来的落后的自私自利的人物，她们对于集体生产偷懒耍滑，还总爱占集体的便宜。这就构成了与合作化的矛盾。在这种矛盾面前，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富于阅历的王聚海所采取的抹稀泥态度，一种是年轻社干部杨小四敢于斗争的态度。后者趁王聚海去乡里开会之机，巧妙利用摘棉花，使“小腿疼”和“吃不饱”的丑态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并给予有力斗争，教育了其他社员，也证明了过去王聚海的种种顾虑是不必要的，甚至起到了纵容作用。
从今天角度看，《“锻炼锻炼”》的政治性相当强。第一，热烈歌颂了集体化；第二，揭露、批判了个人主义的私心杂念；第三，明确站在杨小四这种有朝气、斗争性强、处事果决的新生力量一边，对处事温和的农村老干部则给予批评甚至嘲讽。
杨小四显然是作为“社会主义新人”出现的。这个方面，解放以来一直有议论，认为是赵树理创作的薄弱处。杨小四给人一种感觉，作家热切希望改善自己在这方面的“不足”。杨小四和王聚海在小说中是有对比关系的，“新”、“旧”分明。这种企图，提示赵树理的乡村叙事处在两难之中。他的优秀，原本在于比较贴近农民生活情状，比较不概念化，而现在他却说服自己去接受一些概念的指挥，给人物贴标签。这是因为，出于政治觉悟，他真心想使自己与时事政策的关系更近一些，真心希望自己的创作不停留在“生活化”层次，也能够闪现“理想化”的光辉。
尽管如此，仍然遭到批判。1959年第7期《文艺报》，发表武养文章《一篇歪曲现实的小说——〈锻炼锻炼〉读后感》。关于赵树理怎样“歪曲现实”，该文指出了两个方面。第一，像“小腿疼”、“吃不饱”那种“落后的、自私而又懒惰的农村妇女”，虽然会有，“但不是占农村的大多数，而是极其个别的”。可“在作者笔下，除了高秀兰这个理想的进步妇女外，读者看不到农村贫农和下中农阶层的劳动妇女形象，所看到的只是一大群不分阶层的、落后的、自私到干小偷的懒婆娘”。第二，农村基层干部“在大多数情况下，在他们的身上所体现的应该是党的化身”，然而小说中，“他们却成了作风恶劣的蛮汉，至少是严重脱离群众的坏干部”——武养此处主要是指杨小四形象的塑造，他认为，“那个做群众尾巴的‘八面圆’主任”（指王聚海）写得很成功，对他的批判也让人“很感痛快”，但是关于杨小四，他认为完全是败笔，“与其说作者在歌颂这种类型的社干部，倒不如说是对整个社干部的歪曲和诬蔑”。
分别来看一看这两点批判是怎么做出的。
在第一个方面，批判者承认“小腿疼”、“吃不饱”那种农民，现实中是存在的，但问题在于占不占“主流”。根据当时的文学理论，创作不能够生活中有什么就写什么，应该写主流，不写支流，更不应该写末流；如果非要写支流、末流，也应该在明确让读者看见主流的前提下来写。这有时候会从算术的角度来加以理论，比如，作家写到十个人物，其中，主流的占了几个，支流、末流的占了几个，如果清点下来后者人数居然比前者多，就表明作者对生活的看法是非主流的。武养的“歪曲现实说”流露了这种意思。虽然在《“锻炼锻炼”》里，“小腿疼”、“吃不饱”在农业社成员中明显比较孤立，大多数农民并不采取她们的姿态；但是，武养的账却有另外一种算法，他是从“农村妇女”范围来算的，结果发现小说中写到和出现的“农村妇女形象”中，“小腿疼”、“吃不饱”有人数的优势。他就此认为小说对现实做出了“歪曲”的反映。
而在第二个方面，武养之不满杨小四，认为这个形象给党在农村基层干部抹黑，其实有点道理。从情节本身来看，武养认为杨小四处理“小腿疼”、“吃不饱”问题的方式，是霸道的“威胁性方法”，是“捉弄、恐吓、强迫命令”群众，未尝不可。不过，我们前面讲过，杨小四形象是作为一团和气的王聚海形象的对立面出现的，意在肯定敢于斗争、大刀阔斧、雷厉果决。从政策和抽象伦理角度说，杨小四做法和公开的原则之间有距离；但在客观现实上，杨小四与“小腿疼”、“吃不饱”的关系，是一种权力关系、官民关系，前者对后者有管束、领导、统制和压服的权力，王聚海的“错误”不正在于他作为社主任对这层权力关系体现不够、表现软弱吗？所以尽管你可以从政策和抽象伦理角度说杨小四作为党在农村基层干部，形象不够“亲切”，可是，跟坏人坏事、落后现象坚决做斗争并战而胜之，又确实是党要求他们起到的最重要的作用。小说中对此写得很清楚：王聚海虽然很有“亲和力”，却让与集体化道路离心离德的人和事得不到制止；于是才有杨小四反其道行之，并且取得显著效果。这里面，实际上存在一个作家解决不了的问题，亦即：党的基层干部一方面应该在革命伦理上是完善、极具感召力、为群众衷心爱戴的；另一方面又必须随时毫不手软、旗帜鲜明、强悍有力地开展各种斗争。最理想的情形似乎是，王聚海和杨小四形象中的某些因素能够同时集中到一个人身上。如果彻底采取“理想化”方式来创作，这样的人物也可以“塑造”出来，就像后来“文革”中那种“十全十美”的艺术形象。但是，赵树理的认识还达不到这种高度；他还是现实中有什么就写什么，现实本身在王聚海和杨小四之间出现“两难”，他只好分别写了两种农村基层干部，然后根据政治立场，把倾向性放在杨小四这一边。
总的来看，《“锻炼锻炼”》暴露的还是赵树理的老问题：擅长写旧式人物、落后人物，写得好，塑造“新人”不行。仔细分辨，武养指责他“歪曲现实”，很大程度上是小说的描写“旧”强“新”弱造成的。“小腿疼”、“吃不饱”、王聚海写得活灵活现、细腻生动，杨小四等却单薄干瘪、扁平外在。这跟赵树理主观实际上完全矛盾，主观上他特别希望成功写好“新人”，可是偏偏做不到；原因其实不是他思想落后——思想上他很清楚“新人”、“英雄”概念是怎么回事——原因是生活，生活用以支撑“新人”、“英雄”塑造的资源远不如“旧人”或“普通人”丰富。而赵树理“不幸”又是生活积累特别深厚的作家，写着写着，生活本身的丰富性不知不觉就呼之欲出，而主观上特别希望写好的“新人”、“英雄”在这过程中就愈显单薄苍白，但是人们似乎体会不到他的苦处，以为他是轻视“新人”、“英雄”塑造，以至走到了“歪曲现实”的境地。
武养的批判文章似乎是孤立的。作者并非业内人士，而且此文发表之后引起的反应，大多是替赵树理说话，例如唐弢的文章《人物描写上的焦点》、王西彥的文章《〈锻炼锻炼〉和反映人民内部矛盾》（分别刊于《人民文学》1959年第8期、《文艺报》1959第10期）。这件事若就其本身来说，或许还谈不上“批判”，而是关于《“锻炼锻炼”》的“讨论”。不过，后来它还是构成了一种对赵树理的批判氛围，因为紧接着在年底，赵树理成为中国作协反右倾运动的重点对象之一，而《“锻炼锻炼”》与他的右倾思想之间也就有了印证的关系。
大约在1959年4月，陈伯达为新创办的《红旗》杂志向赵树理约稿。他们过去打过交道。约的是小说，但赵树理没有写小说，9月24日他寄来一篇论文，题曰《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原文据说有万余字，现在已经找不到了，能够看到的是后来中国作协为批判他做的一份摘录，收在《赵树理文集》第4卷。赵树理说：“国家对农产品是否购多点了呢？有没有粮食不足之感呢？据我了解，这种‘感’是有的……”还说，要“使群众有钱花、有粮吃、有工夫伺候自己，可以精神饱满，心情舒畅地参加生产”，等等。这些话，或者说这篇文章的寄达，来得不是时候。8月16日，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刚在庐山开完，向“大跃进”提意见的彭德怀、黄克诚、周小舟、张闻天遭到整肃。这些高层情况，赵树理还来不及了解。迟一点，想必赵树理就不会把文章寄出。而早一点比如说文章是在庐山会议之前寄出，问题也不会太大。现在，庐山会议之后不久，偏偏在这节骨眼儿上，不知情的赵树理寄来这么一篇东西，就让知情的陈伯达很难办，视而不见、不当回事，是不可以的。于是，在随后的反右倾运动中，文章连同赵树理的来信被批转中国作协党组，展开批判。主持批判的人，正是邵荃麟。虽然1962年我们了解到邵荃麟内心对批判赵树理其实根本不以为然，但在当时，他仍然履行了职责。批判集中在11、12月，大会小会不断。解放以来虽然曾经受到过一些质疑，但一直是“旗帜”的赵树理，第一次真正成为反面人物。不久，农村的灾难益形彰显，由林彪授意总政率先发出的“刹住反右倾运动”指示，被中央批转（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这样，对赵树理的批判无疾而终，未做处理，没有结论。
“农村题材创作”是体制文学的基石，而赵树理又可以说是“农村题材创作”的一块基石。这样一个标志性、象征性人物，自延安时代到今天，命运出现了一个奇怪的轨迹，从领军人物一点一点变成了落后人物，以至批判对象，但是，谁都知道，赵树理自己实际并没有多少变化，还是那个“乡村老夫子”，还和《小二黑结婚》一样熟悉农民、贴近农民。所以，当1962年开始反思农村、农业、农民问题，文学也在这个基础上开始反思“农村题材创作”问题时，赵树理又重新成为一面镜子：问题究竟出在哪儿？是老赵错了，还是别人错了？事实是否说明，还是赵树理的创作比较符合农民实际？
大连会议上，赵树理创作成为焦点。大家都觉得绕不开这个问题，1959年批判的主持人邵荃麟亮明观点：“前几年对老赵的创作估计不足”，“这次要给以翻案，为什么称赞老赵？因为他写出了长期性、艰苦性，这个同志是不会‘刮五风’的，在别人头脑发热时，他很苦闷，我们还批评了他，现在看来他是看得更深刻一些，这是现实主义的胜利。”周扬说：“赵树理同志对农村确实熟悉……后来不少方面证明赵树理同志是对的，譬如对于生产指挥太多太死，他那时就有意见。这种精神值得学习。他从生活里感受到的，他能够坚持，他并不因为中国作协批评他并贴了大字报（有时内部用大字报不一定都适当）而消极下来。作家还是要写他所看见的、所感受到、所相信的。没有见到、感觉到，也不相信的，不要去写。忠实于生活，忠实于真理，忠实于客观事物，对党讲真话，就是党性的体现。”
赵树理就像一个缩影。以往在农村问题上，办事违反客观规律、经济规律，用政治意志“拔高”现实，导致灾难性后果——这种现象投射在文学中，则是比较从生活出发、从农村实际出发的赵树理创作，被认为思想落后、人物不高大，从“农村题材创作”的模范带头人物，变成了跟不上趟的小脚女人；现在，在事实面前，定睛一看，原来不是赵树理脚丫子太小，而是别人变成了“飞毛腿”——这就是邵荃麟就十几年来“农村题材创作”所总结的：
总的看来，革命性都很强。而从反映现实的深度、革命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苦性来看，感到不够。在人物创作上，比较单纯，题材的多样化不够，农村复杂的斗争面貌反映的不够。单纯化反映在性格上，人与人的关系上，斗争的过程上，这说明了我们的作品的革命性强，现实性不足。（《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邵荃麟评论选集》，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症结其实就是“假”、“大”、“空”。邵荃麟不会这么讲，或许也没这么想；但他所分析的情况，实质就是这个。“革命性强、现实性不足”，沿这条路子走下去，前头不远就是“文革”的假、大、空。“单纯化反映在性格上，人与人的关系上，斗争的过程上”，在样板戏里难道不是一一应验了吗？根子其实早就种下，而且很深。在1962年这个特殊时刻，在大连会议上，大家拿赵树理这面镜子一照，清楚地看到问题所在。
但是，大连会议还没有开完，就已经注定是一次“黑会”了。因为几乎同一时间，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口号指向了通往“文革”的道路。1964年，大连会议终于以提倡写“中间人物”而遭到公开批判，邵荃麟为此下台。赵树理则因大连会议和邵荃麟的赞赏，也被视为创作上“中间人物论”的坏典型，由此在“文革”开始时被揪斗、受重伤致死。应该说，《“锻炼锻炼”》作品本身以及从1959年起围绕它发生的反反复复的争议，揭示了“十七年文学”的诸多深刻困境。
（李洁非撰）
赵树理：《三里湾》，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赵树理：《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赵树理文集》第4卷，工人出版社1980年版
邵荃麟：《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邵荃麟评论选集》，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文艺报》编辑部：《“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文艺报》1964年8、9合期
《文艺报》编辑部：《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文艺报》1964年8、9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