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呼之不归，始终没能踏上回乡的路。倒是同一屋檐下长大，以后结成秦晋之好的父亲赖永等和母亲王注治两人感情甚笃，除了务农，两人一辈子创造的奇迹便是生育了8个儿女，品种齐全，龙凤各半。
赖昌星生于大跃进的年代，她在家中排行老七，前面4个姐姐2个哥哥，当然以后他后面又尾随跟上来一个小弟。赖昌星生下来那阵子正赶上全国热火朝天地大炼钢铁，可赖家就是砸锅卖铁怕也无法赶上这份热闹的光景。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家里惟一一口大铁锅，既要烧人吃的饭，又要煮猪进的食。为了养家糊口，父母起早贪黑，日夜操劳，30多岁的母亲过早地驼了背，而父亲的额头也已布满或深或浅的皱纹。
父母持家勤勉，为人好善，在村里村外的口碑极佳。尤其是父亲赖永等，禀性厚道、本分，却又不失正直、公道，敢说敢干，许多村民家中的大小事全找他参谋、帮着拿主意。
1954年赖永等顺理成章地被举荐为烧厝村的村长，一年之后又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他带领村民在漫长的海岸线上刨土挖坑，种下一排排挺拔的绿化树和顽强的防风林，为的是抵御台风的肆意为虐。并组织大伙在村庄的山坡上，甚至农家的庭院里种下一棵又一棵龙眼树，使贫瘠的烧厝村彻底改变了模样。尤其是60年代初期，赖永等身先士卒，带动村里多名共产党，战天斗地，开山造林；主动登门拜访，关心村民疾苦，想方设法解决实际困难，使全村人民顺利地渡过3年自然灾害的险情和难关。当时人民日报记者专门报道过赖永等的先进事迹。赖永等在烧厝村有相当高的威信。1988年9月，赖永等病故时，晋江青阳镇政府特地为他举行了千人参加的追悼大会。
应该说，是父辈不懈的努力，才使得原本单传的赖家变得人丁兴旺，势大力强。尤其父亲担任村支书的重要职务，而奠定了赖氏家族在烧厝村不可低估的社会地位。
赖昌星6岁开始下地拾粪，7岁开始上山砍柴，还要放羊放牛。可一年到头吃稀的，穿薄的，苦不堪言。因为家里贫困，直到10岁那年他才背着哥哥用过的一个破书包开始上学。每天他得先将牛牵到学校的后山坡，牛在山坡上吃草，他就赶到学校上课，下课后再到山坡上把牛拽回家。
就是这样的半农半读也只勉强维持了3年。还是因为家境贫困，只上到小学3年级的赖昌星只好辍学。牵牛赶羊的活儿他早已厌烦，当然由小弟“接班”了。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可赖昌星的心思根本不在“当家”上。家，缺衣少食，一贫如洗，“当”得还有什么劲。再说，父母和姐姐哥哥近10个劳动力挣工分，足以对付家里那十几亩的农田，根本不需要他在田地间光着脊梁穿件牛头短裤跟着瞎忙乎。
13岁的赖昌星向父亲正式摊牌，说他不想务农，他想在本村做些小买卖。那毕竟是一个有着特殊政治导向的年代，所谓“越穷越革命，越穷越光荣”。人们自然羞于谈钱，耻于谈钱。况且父亲是村支书，属于那种宁可勒紧裤腰带，也要割“资产阶级尾巴”的模范共产党员。
父亲自然接受不了儿子的突发奇想。儿子说起做买卖眉飞色舞，父亲却谈钱色变。可赖昌星一意孤行，他背起大箩筐，挨家挨户收购龙眼、柑橘、石榴等水果，然后挑到镇上去卖。有时也去批发一些冰棒，到田头、校门或民工聚集地沿途吆喝，招揽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