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腾出一只铁拳，蒋介石破绽百出。围北平、克天津，刘亚楼立下军令状；迸古都、定中原，两人杰同说李自成。大迂回、大包围，解放军张开遮天冈。“小诸葛”设计保天下，丢了地盘没了兵。红旗插上海南岛：败军无勇又无谋，大铁船碰不过小木船。往事不随烟。
东北全境的解放，使得中国共产党手中拥有了一个资源雄厚的战略区，毛泽东麾下掌握了一支实力强大的战略预备队，极大地改变了国共双方军事斗争的力量对比。1949 年3月，在胜利结束平津战役后，奉中央军委的命令，东北人民解放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随后，第四野战军挥师南下，定中原、战两广，入川东、出滇南，将胜利的旗帜插上了海南岛。
1948年11月8日，国民党第五十四军和独立九十五师从锦西、葫芦岛仓皇撤走，东北野战军收复锦、葫，标志着辽沈战役尘埃甫定。
在这场决定东北命运的秋季大决战中，东北野战军歼灭国民党军1个“剿总”司令部、4个兵团部、11个军部、66个整师，共计47万余人。除卫立煌、赵家嚷在沈阳失守前乘飞机逃走外，其余一千将领，包括“剿总”副司令郑洞国、范汉杰和兵团司令廖耀湘、卢浚泉等，全部进了东北野战军的俘虏营。
东北的解放，使国共两党军事斗争形势进入了一个新转折。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超过了国民党军，而且在数量上也开始占据优势。国民党军的总兵力，由战役前的365万人下降到290万人，人民解放军则由280万人上升到300万人。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毛泽东称这一转折“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
此时此刻，在滹沱河畔的西柏坡，毛泽东正领导着他的战略统帅部运筹帷幄、准备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给蒋家王朝以新的更沉重的打击。
东北的解放，使中国共产党具有了一支百万人的战略预备队。这支预备队包括12个步兵纵队、1个炮兵纵队、1个铁道纵队和十余个独立师。同时也使中国共产党掌握了得以进行战略决战的雄厚的战争资源，为即将展开的新攻势，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早在东北决战方兴未艾之际，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就已经调动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的60万大军，在东起江苏海州，西至河南商丘，南自安徽境内的淮河两岸，北到山东临城，纵横千里的广阔战场上，迂回穿插，将国民党徐州“剿总”的数十万军队分割开来，团团围住。
规模空前的淮海大战即将揭开序幕。
与此同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还把目光投向华北战场，开始筹划消灭华北傅作义集团的平津战役。
位居平、津、张地区的华北“剿总”傅作义集团，原来的处境较安全，东有卫立煌集团，南有徐州“剿总”刘峙集团，且拥有60多万人的作战部队，尚能自保。
辽沈战役期间，华北“剿总”还暗中调兵遣将，准备偷袭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和华北人民政府所在地石家庄。结果，损兵折将，大败而归。
卫立煌集团全军覆没，刘峙集团遭围困后，傅作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考虑到，东北野战军连续作战50多天，现已非常疲劳，决定限期休整，养精蓄锐，入关决战。
根据这一战略部署，中央军委曾于1948年10月底，即东北野战军攻克沈阳之前，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告知：东北主力除四纵、十一纵等部即行南下外，其余在沈营线战斗结束后，约子12月上旬或中旬开始出动，攻击平津一带，准备于战争的第三年下半年，即明年1月至6月期间，协同华北力量歼灭傅作义主力，夺取平津及北宁、平绥、平承、平保各线，完成东北与华北的统一，以便于战争第四年的第一季，即明年秋季，即有可能以主力向长江流域出动，并使政治协商会议能于明年夏季在北平开会。
11月5日，东北野战军开始休整。休整期间，罗荣桓主持了东北野战军关于秋季攻势作战的总结工作。他起草了给中央军委的《九、十两月份作战情况综合报告》稿。这是人民军队历史上最大胜利的总结稿，也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总结了攻打锦州前的那段历史教训。总结中说：“……后由蒋介石飞沈亲自指挥，从华北抽调独九十五师、六十二军全部、九十二军之二十一师陆续经海运葫芦岛登陆，加上锦葫原有之四个师共计九个师，企图由锦西向北驰援锦州，这曾使我们攻击锦州之决心一度发生顾虑。因为锦西敌人防御阵地前沿与锦州敌人防守飞机场及女儿河之线相距不过30里，锦西敌人向我塔山攻击时并可取得海军之配合；同时还由于我们正在前进途中，对锦州外围及其纵深之工事强度还不很清楚，我们攻击锦州之部署又还未完全就绪；三纵及五师刚攻克义县还未南下；从长春以南赶调上来之六纵十七师及坦克部队还落在我们后面等等，因而曾发生疑问。但这一过程共两三小时即确定仍坚持原来之决心不变……”
罗荣桓将拟就的报告初稿送给林彪，认真地说：“一零一，报告中写进了我们在打锦州问题上曾一度犹豫，后来又纠正了。你看怎么样？”
林彪看了看这段文字，一声未吭，出门而去。
后来，这份东北野战军《九、十两月份作战情况综合报告》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名义上报军委。
1948年11月6日，东北野战军开始休整之际，在徐州以东方向，华东野战军开始围歼黄伯韬兵团，中原野战军亦发起攻击，屏障南京的国民党徐州“剿总”乱作一团。
淮海大战在徐州方向打响后，傅作义集团被夹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华北、华东、中原四大野战军之间，战略上呈孤立态势。有鉴于此，蒋介石数度考虑将傅作义集团南撤，傅作义则考虑西退绥远。
中央军委认为，将傅作义集团抑留在平津地区，对整个战局最为有利。
斟酌再三，中央军委确定了抑留傅作义集团于平津张塘地区就地解决的方针，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命令华北部队的杨成武、李井泉兵团撤围归绥，将所部三个纵队部署于绥东地区，阻止傅作义部队向归绥撤退；急电围攻山西太原的华北徐向前、周士第兵团，停止攻击太原，以免促成傅作义下决心逃跑；鉴于华北部队兵力不敷使用，急调东北第四、第十一纵队组成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先期入关，隐蔽集结于北平附近待命。
可是，仅仅凭这么一点儿部队，很难羁绊住华北国民党军的60万人马。
傅作义无论往南或往西逃跑，就地解决傅作义集团的战略方针都无法实施。
11月16日，中央军委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考虑动用东北野战军，尽早入关，包围天津、塘沽、唐山，以截断傅作义部海上逃跑通道。
几天来，西柏坡与沈阳间电波往返，频度不亚于打锦州之前。
军委、毛泽东电询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你们认真考虑：是以提前进关为好？还是按原计划休整，然后进关为好？
东北野战军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则如实秉告：东北主力提早入关困难，请军委慎重决策入关时间。仓促入关许多问题不好解决。仅先期入关之四纵和十一纵，在入关数天之内就有千余新兵逃亡，这说明思想动员工作的难度。当时大批东北籍新兵非常不情愿离开那片黑土地。
中央军委、毛泽东和东北野战军领导，就“先期”入关和“按原计划”入关讨论继续之际，徐州方向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的攻势正频频得手。傅作义已经坐不住了，华北集团撤逃随时都可能发生。
周恩来提出：“要尽最大的力量去阻止傅作义撤逃，丧失时机，我们就要犯历史错误！”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毛泽东果断决定：东北野战军立即结束休整，提前行动！
1118日晚6时，毛泽东签发了中央军委致东北野战军的紧急电令：望你们立即令各纵队以一二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21日或22日全军或至少八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便逃跑并争取中央军不战投降。
电报还要求林彪、罗荣桓先行出发，到冀东实施指挥。东北野战军机要科译出军委命令时已是深夜。机要人员不敢怠慢，迅速将电报呈送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几位领导人脸色严峻。
罗荣桓首先说：“命令是来得急了些，给我们造成较大的困难。但是，军委也是从华北决战的全局出发。我们必须服从战略全局，立即停止休整，再大的困难也要克服，遵令入关。”
林彪道：“当然，军委的命令必须执行。现在的关键是看这铺开的摊子如何迅速收拢？”
刘亚楼提议：“休整计划立即停止执行，没有来得及补充的新兵一概暂不补充，计划调出受训的学员停止调出，没有来得及调整的武器装备也暂不调整，两个伤亡最大的师暂时留下，这样可以争取按时出发。”
罗荣桓补充说：“政工会议也立即结束，我明天作个动员，让各纵队领导立即赶回去。只是部队的思想动员在出发之前来不及进行了，只好放在行军途中，边动员边开进！”
林彪点了一下头：“就这样，马上报告军委，我们决遵来电于22日出发，详细部署另电告。”
11月19日上午，原在沈阳召开的东北野战军政工会议，改成了紧急入关的动员会。
11月21日，中央军委又来电报，指示东北野战军于23日出发。
11月23日，即八路军、新四军为开辟东北根据地而匆匆出关的三年之后，东北野战军的80万大军，战尘未洗，马鞍未卸，便告别了白山黑水和关东父老，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入关大进军。
1948年11月23日，东北野战军开始了向华北的进军。
北路，第五、六纵队和特种兵纵队，经义县、沈家台、建昌、汤道河、喜峰口入关；南路，第三、七、八、九、十纵队，经锦州、江家屯、双山子、青龙、冷口入关；第一、二、十二纵队跟进于后。
为了不过早地暴露企图，东北野战军夜行晓宿，步兵、骑兵、工兵、坦克兵、汽车部队和野战医院及男女民工，在夜色的笼罩下，越过风沙漫卷的漠北地区，秘密向华北挺进。
新华社、东北各广播电台，按照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继续播发东北野战军在沈阳、新民、营口、锦州等地的庆功祝捷、练兵、开会的消息，制造东北野战军仍处于休整状态的假象，迷惑敌人。
11月30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率领东北野战军指挥机关，乘火车由沈阳出发。在锦州，林彪、罗荣桓一行换乘吉普车，途经义县、朝阳、平泉、承德，从喜峰口入关，至遵化、蓟县一带。次日上午，林彪命令白天开进。东北野战军机关和直属部队分乘70余辆大中小各型汽车在冀东的大地上奔驰，蔚为壮观。第二天下午，东北野战军指挥机关超过其先头部队，抵达河北蓟县孟家楼村。此处离县城有十公里，距北平、天津、唐山三大城市各90公里，是一个比较适合作战指挥的中间地带。野战军指挥所就设在村中一家大院内。
林彪、罗荣桓下车后，顾不上休息，马上进入刘亚楼刚刚铺开摊子的作战室，了解情况。
林彪走向东墙上挂着的地图，问道：“各纵队今天都到达了什么位置？”
刘亚楼道：“五纵进蓟县，三纵至丰润，十纵抵迁安，九纵到达建昌营，六纵入喜峰口，特种兵纵队至绥中，七纵到锦州，一纵、二纵和十二纵分别到达朝阳、黑山、新民。”
林彪稍作考虑，用手指着地图说：“随后跟进的第一、二、十二纵不必再绕行冷口，可以取捷径走山海关，争取时间，直插天津、塘沽。”
一听这话，刘亚楼怔了一下：“林总，军委可是要求我们隐蔽企图，秘密入关！”
“山海关以北山地及平泉到遵化的路上，人烟稀少，连日来我们这么多的部队长途行军南下，敌人日夜派出飞机侦察，我先头部队正在敌前展开，现在已无什么秘密可言。”说完，林彪用征询的目光瞧着罗荣桓。
罗荣桓表示同意：“我看可以，现在的关键是争取以最快的速度入关，将傅作义部东逃的希望堵死。不过，此事需要向军委报告一下。”
接到东北野战军总部迅速开进的电报后，各纵队放弃隐蔽企图，昼夜疾进。在古老而逶迤的长城沿线上，沿喜峰口、冷口和山海关，三路大军汹涌前进。汽车、马车牵引着数不清的山炮、野炮、榴弹炮，还有威武雄壮的坦克部队，烟尘滚滚，遮天蔽日，径直往关内开来。
在东北野战军马不停蹄地向关内进军的同时，华北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打响了平津战役的第一枪。
11月29日，华北野战军第三兵团突然向张家口外围发起攻击，先后在数天内占领了张家口与宣化之间的沙岭子、怀安、柴沟堡等地，形成了对张家口的包围态势。
张家口地处北平西北，是平津地区通往绥远的咽喉，为傅作义西窜绥远的唯一通道。毛泽东的目的是截断傅作义部西逃退路，转移平津国民党军注意力，掩护东北野战军迅速入关，隔断平津守敌东逃之路。
东北国民党军覆灭之后，蒋介石考虑放弃平津，将华北“剿总”的60万人马调往东南。11月上旬召开的南京最高紧急军事会议上，蒋介石以封傅作义为东南军政长官为诱饵，建议傅率部南下。傅作义心怀戒心，不肯就范。
几经协商，南京方面同意了傅作义“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变”的方针。从11月中旬开始，傅作义将全部兵力60万收缩于北平、天津、张家口、唐山、塘沽等地，在长达1200余里的交通线上摆成了个一字长蛇阵。
傅作义做了最坏的打算。他以北平为分界点，将嫡系部队部署在北平以西的平绥线上；将蒋系部队部署在北平以东的北宁线上。守则合，败则分。
一旦时局不测，蒋的军队可东出塘沽，海运南下；自己则可经张家口退回绥远，偏安一隅。
张家口被围，傅作义急令最精锐嫡系三十五军驰援。临行前，傅作义对军长郭景云说：“三十五军是我30年积储的精英，里边的一兵一卒，一枪一弹都凝聚有我的心血，甚至印有我的手迹。它是我的机动部队，我费了好大的劲才从美国盟邦那里弄来400 多辆大道奇，全装备了你，你的武器也是最新式的。这支部队在我这里的地位，你是明白的。此次驰援张家口，速去速回，勿因小事滞留。祝你成功！”
12月9日，傅作义的第三十五军被华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包围于新保安。傅急调第十六军和一零四军大部前往救授，结果，这两个军也被东北野战军歼灭于康庄、怀来地区。
直到此时，傅作义方大梦初醒：东北野战军入关了？！
12月17日，第二、五和十一纵队包围北平：第六、十、一和华北第七纵队隔断了北平与天津间的联系；12月20日，八、九、七、十二纵和特种兵纵队主力，完成了对天津的包围。
傅作义集团的一字长蛇阵被人民解放军腰斩成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五段，已经陷入了首尾不能相顾，欲收收不拢，欲逃逃无路的困境。
四面被围，傅作义考虑谈判，于12月中旬派《平明日报》社社长崔载之，前往平津前线司令部。
这是一次纯属试探性的“谈判”，傅作义的代表提出组织“华北联合政府”、“保留傅作义部军队”的价码。
平津前线司令部的代表刘亚楼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对于和平解决平津的基本原则以放下武器、解除武装为前提，绝不允许保存任何反动武装，更不允许建立什么华北联合政府。希望转告傅作义先生，拿出诚意来，及早作出起义决定。”
12月22日，华北野战军第二兵团攻克新保安，全歼三十五军，军长郭景云兵败自杀。
12月23日，华北野战军第三兵团拿下张家口，全歼傅作义嫡系五个步兵师、二个骑兵旅，共5.6万人。
在西线得手的同时，平津前线司令部将下一个攻击目标选在了天津。
12月下旬，中央军委致电东北野战军领导，同意打天津方案。刘亚楼请缨，亲率五个纵队、22个师及两个炮兵师34万余人，转兵包围天津。
天津位于海河岸边，是华北第一大商埠，此时已经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大碉堡。国民党在此驻有两个整军十余个师共13万人，由傅作义亲信陈长捷任天津警备司令，总揽天津防务。陈长捷曾当面向傅作义夸下海口，天津的城防不比长春差，起码能守半年。
1949年1月10日，刘亚楼赶往北平附近的通县宋庄，向总前委汇报作战部署和攻城准备情况。此时，平律前线司令部已由孟家楼移此，并根据中央的指示，组成了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为成员的平津战役总前委，林彪任书记，统一领导平津作战及战后一个时期的工作。
当天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听了汇报后十分满意，决定于1月14日上午10时向天津守敌发起总攻。
“好！就按这个方案上报军委。”林彪说。
罗荣桓关切地询问道：“军委可是限令我们三天拿下天津，你说说看，需要用几天？”
刘亚楼狡黠地眨了一下眼，略带微笑地回答：“我不好讲，请在坐的三位首长定夺。”
“给他48个小时怎么样？”林彪说着以目光征询罗荣桓、聂荣臻的意见。两人表示同意。
然而，刘亚楼却满有把握地伸出三个手指说：“要我说，30个小时的时间就够了！”
刘亚楼此语，令在座的三位方面大员都吃了一惊，聂荣臻说：“军中无戏言喽！”
刘亚楼这时才露出了他手中的底牌：“我与他陈长捷相比，兵力是三比一。另外，我手里还有他的最详细的布防图，可以说手到擒来！”
“那好噢，我们就按30个小时上报军委。”在一旁的林彪不紧不慢他说道。
一听此言，刘亚楼急了：“别、别、别，还是按3天报上去，我满打满算，按30个小时使用就是了。这叫留有余地。牛皮要等拿下天津再吹！”
第二天，返回天津西南杨柳青指挥部后，刘亚楼精心设计了一个“骗局”。
刘亚楼回来的当天下午，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派出四名代表打着白旗来到杨柳青，要求谈判。其实，陈谈判是假，刺探军情、拖延时间是真。
刘亚楼让联络参谋通知对方：“刘总指挥正在路上，大约半个小时才能赶到。”
刘亚楼却在处理完军务后从后门乘吉普车往天津以北发电厂方向绕了一圈，又在“谈判代表”的视线范围内，“风尘仆仆”地赶来。一下车，刘亚楼连声道歉：“对不起，对不起！我紧赶慢赶，还是未按时赶到，让诸位久等了。”
谈判桌上，刘亚楼斩钉截铁地说：“我们的条件是：所有地区一律解放区化，所有军队一律解放军化，并不得迟于1月13日12时前放下武器，这是前提。否则，我军将干1月14日开始攻城！”
送走陈长捷的“谈判代表”后，刘亚楼又将数十门重炮调到天津北面，对城北防御工事实施破坏性射击。
天津城内陈长捷决心死战到底。他召集部下宣布：“近几天来，根据我谈判代表实地侦察和共军炮击征候，刘亚楼的指挥部设在天津以北的杨村或宜兴埠，共军的主攻方向在城北。”六十二军军长林伟恃提醒陈长捷：“许多迹象表明，刘亚楼的指挥部在杨柳青，共军的主攻方向可能在西南面。”
陈长捷满有把握地说：“侦察有误，侦察有误！我们可不能中了共军声东击西的诡计。”
就这样，陈长捷将手中“王牌”一五一师，从金汤桥核心地区调往城北，加强北部防御。他万万没有料到，这正中刘亚楼下怀。北平方面也派出少将民事处长周北峰和燕京大学教授张东苏，第二次与解放军谈判。
双方数度交锋，于1月上旬形成一个谈判纪要。纪要规定：傅作义所管辖的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管辖的地区一律解放区化。在此前提下，起义人员一律不咎既往，所有被俘军官一律释放，傅作义及其总部和高级将领一律予以适当安排。
上述条件同意与否，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规定：1月14日24时前为答复的最后期限。
1949年1月14日上午，东北野战军发动了对天津的攻击，迫使傅作义及早迈出和平的一步。
上午10时，对天津的总攻开始。上千门火炮同时开火，陈长捷这才领教了“共军”炮火的威力。
上午11时，东北野战军5个纵队、22个师，从东、西、南三个方向，在40多辆坦克的引导下，从11个突破口杀入城内。
一纵，是东北野战军一支劲旅。辽沈战役中担任预备队。此次争得由西向东突击的任务，战士们奋不顾身，直插市中心。
由东向西实施突击的是八纵，总攻一小时后，便突破了天津守敌号称“永久性工事”的民权门。
1月15日2时，即发起总攻14个小时后，担任主攻、实施东西对进的部队，胜利会师于金汤桥，“堡垒化”的天津被拦腰斩断。
攻克天津之战，历时29个小时，歼敌13万，俘虏陈长捷以下国民党高级将领26名。
天津解放！捷报传至西柏坡，毛泽东对这次战役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之为创造了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胜利的一种斗争方式——“天津方式”。
毛泽东说：“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例如解决天津的敌人那样，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
“天津方式”，对促成北平的和平解放起了直接、关键的作用。
就在发起天津战役的前一天，傅作义派出副总司令邓宝珊和周北峰第三次与中共谈判。在通县宋庄平津前线司令部里，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会见了傅作义的代表。
会谈一开始，邓宝珊就问：“你们要打天津了？”
林彪面无表情，不紧不慢地说：“我们已经下达了命令！”罗荣桓接着说：“鉴于部队已开始行动，这次谈判就不包括天津喽。”
邓宝珊又问：“打天津，你们准备用多长时间？”
林彪不屑一顾地从嘴里哼出两个字：“三天！”
邓宝珊一怔，十分不服气地表示：“你们恐怕30天也打不下来。”
聂荣臻则说：“30天打不下来就打半年，半年打不下来就打一年，非打下来不可！”
15日下午，天津战役胜利结束。傅作义、邓宝珊目瞪口呆，谁能想，不到30个小时陈长捷就完了。
次日，遵照毛泽东的意思，刘亚楼将被俘的陈长捷送到北平城郊，与邓宝珊相见。
在凛冽的北风中，陈长捷凄楚地说道：“副总司令，回去告诉傅总司令，不要守了，天津的味道不好受啊！”
1月21日，傅作义终于痛下决心，接受共产党方面提出的一切条件，宣布脱离国民党反动营垒，接受人民解放军和平整编。1月31日，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开进北平，接受城防任务，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平津战役就此落下帷幕。
平津战役的胜利，使蒋介石集团丧失了在华北的最后一个战略集团，其覆灭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1949年1月31日，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在司令员吴克华、政治委员莫文骅的率领下，作为人民解放军卫戍部队进入北平。时至正午，四纵哨兵登上景山制高点，接管了傅作义部队的最后一个哨位。这座千年文化古城终于避免了战火。
2月3日，在市民倾城夹道的欢呼声中，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野战军高级领导人健步走上前门箭楼，检阅入城部队。入城式结束后，按照总部的命令，东北野战军转入整训。林彪、罗荣桓合计着：为了庆祝平津解放，开阔干部的眼界，决定组织营以上干部轮流进城参观。内容是：游一次故宫、颐和园，看一场著名演员演出的京剧和一场电影，会一次餐。
游皇家园林、看名角演戏，大家非常开心。会餐那天，气氛尤为热烈。
开饭前，有人提议：是否可以喝点酒助兴？请示罗荣桓。罗荣桓回答：“今天可以喝一点。不过，有言在先，可不许喝醉。我还要给大家讲个故事。”
酒过三巡之后，罗荣桓向部下讲了明末李自成进京的故事。他告诫部下，李自成失败的教训，值得我们借鉴。
罗荣桓在北平讲李自成，毛泽东在西柏坡讲李自成。
3月25日，刘亚楼前往涿县迎接来自西柏坡的中央领导机关和毛泽东一行。
一见面，毛泽东便握着刘亚楼的手，说：“呵，10年未见的刘亚楼来接我们进京赶考喽！”
刘亚楼一时未明白毛泽东“进京赶考”的意思，在一旁的周恩来副主席向刘亚楼解释道：“主席在离开西柏坡时说，我们进北平，是去接受考试的，共产党将要领导全国政权，这是一种新的考验，我们不能学李自成。”
毛泽东的战略眼光，在淮海和平津战役结束之前就已在扫视江南。淮海战役一结束，2月11日，中央军委便作出决定：由指挥淮海战役的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人组成的总前委，在渡江作战中，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3月上旬，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毛泽东向到会的中央委员们宣布：我们将要向长江以南进军，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
为了适应协调作战和统一指挥的需要，按照中央军委1949年1月25日关于各野战军番号改由序数排列的决定，3月28日，东北野战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
第四野战军下辖第十二、十二、十四、十五兵团。
第十二兵团下辖由原第三纵队改称的第四十军、第八纵队改称的第四十五军和第九纵队改称的第四十六军；第十三兵团下辖由原第一纵队改称的第三十八军、第十纵队改称的第四十七军和第十二纵队改称的第四十九军；第十四兵团下辖由原第二纵队改称的第三十九军、第四纵队改称的第四十一军和第五纵队改称的第四十二军；第十五兵团下辖由原第六纵队改称的第四十三军、第七纵队改称的第四十四军和第十一纵队改称的第四十八军。
在东北野战军统一整编的同时，西北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也分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第二和第三野战军。全军统一整编之后，第四野战军奉命沿平汉路南下，进抵河南、湖北，于长江北岸，配合第二、第三野战军的渡江作战行动。此时，国民党政府放出“和谈”烟幕，准备通过谈判争取一个划江而治的结局。中国共产党则在北平同国民党政府代表进行谈判的同时，加紧了渡江作战的准备。
3月底，全权指挥渡江作战的总前委制订了《京沪杭作战纲要》，决心采取宽正面、有重点的多路突击战法，分东、中、西三个突击集团，于4月15日18时在江苏靖江至安徽望江之间实施渡江作战，首先突破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然后向纵深发展，占领苏南、皖南及浙江全省，夺取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
由于渡江作战的主要目标是进攻和消灭位于长江下游南岸的汤恩伯集团，解放南京、上海等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因此，位于湖北、河南境内的第四野战军部队，主要担负佯动任务，占领武汉以北及其以东地区，以积极的行动牵制华中白崇禧集团，配合第二、第三野战军的渡江作战。
随后，考虑到国共北平和平谈判国民党政府方面的最后签字时间，中央军委将渡江战役发起时间改为4月20日。
4月20日20时，即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签字的当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百万雄师发起了渡江作战。顿时，长江北岸，万炮齐发；长江江面上，千帆竟渡，国民党军苦心经营的所谓“立体防线”顷刻瓦解。
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召全军将士：“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本来，蒋介石将最后希望寄托于苦心经营的长江江防上。然而，在解放军百万大军牵其头，挟其尾，攻其中间的猛烈打击之下，自汉口以下长达2000余里的长江防线，同时崩溃。
居于国民党长江防线之首的，是盘踞在武汉的白崇禧集团。
按照渡江作战的统一部署，第四野战军之第十二兵团，在萧劲光率领下，于渡江作战发起之日，向白崇禧部在江北的汉川、孝感、黄陂、新洲地区展开了一系列的攻击作战，使白崇禧根本不敢有半点轻举妄动的念头。
4月27日，萧劲光率四野十二兵团进抵长江北岸。此时，陈庚率二野四兵团兼程前进，向赣东北追歼逃敌，威胁白崇禧的侧后安全。鉴于这种形势，白崇禧惧怕被歼，遂采取避免与解放军作战的办法，干5 月初开始收缩武汉外围的防务，俟机撤退。
5月15日，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河南省“政府主席”、第十九兵团司令张轸率部在武昌以南的贺胜桥、金口一带起义，迫使白崇禧慌忙南撤。
同日，四野十五兵团第四十三军在军长李作鹏率领下，于湖北团风与田家镇之间约200余里宽的江面上发起渡江作战。南岸守敌临阵举义，四十三军顺利渡过长江。16日，该军激战一天，攻占了黄石、鄂城、大冶、阳新，有力地配合了第二野战军在九江、南昌方面的战斗。
5月17日，四野十二兵团第四十军在军长罗舜初的率领下，顺利解放了汉口、汉阳和武昌。
华中重镇武汉解放后，中央军委任命谭政、陶铸为武汉军管会正、副主任，萧劲光任警备司令。
5月下旬，已经就任四野第十四兵团司令员的刘亚楼，在北平办完了原职务移交工作，正准备南下率部作战之际，突然接到中央军委的通知，让他去毛泽东主席的住地，领受新的任务。“是什么重要任务，主席亲自交待？”
在急驰而去的吉普车里，刘亚楼闷不作声。吉普车出西直门，过颐和园，奔香山而去。
一个小时后，车至幽静的皇家园林——静宜园内。在毛泽东主席的住地双清别墅，刘亚楼见到了毛泽东。
毛泽东开门见山他说：“刘亚楼，你仗打得不错，又在苏联吃了几年面色，要你从陆地上天，负责组建空军怎么样？”
刘亚楼怔了片刻，略带吃惊地回答：“主席，我在苏联是学陆军的，虽然在东北兼过航校校长，但那是瞎凑合。要动真家伙，去搞空军，怕是做不了。”
毛泽东微笑着说：“好嘛，我就是要你这个自认为做不了的人去干空军，怎么样啊？”
刘亚楼知毛泽东决心已下，慎重地说：“那我就只有边干边学，边学边干了。”
毛泽东笑了。
从此，刘亚楼离开了第四野战军，开始肩负起新的使命，承担起了组建空军的重任，成为共和国人民军队第一任的空军司令员。
渡江战役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各路劲旅挥戈南下，势如破竹。在长江中下游，第二、第三野战军联合作战，予防守京沪杭地区的国民党军汤恩伯集团以沉重打击。4月23日，南京解放，伪国民政府逃往广州。5月3日，杭州解放。5月22日，南昌解放。5月27日，攻克上海。
华中方面，第四野战军继5月中旬解放武汉三镇后，分兵南下，于7月至8月间发起宜沙、湘赣边、赣西南等战役，穷追白崇禧集团进入湖南地界。
下野“隐居”奉化溪口的蒋介石再也坐不住了，他急忙出面指挥调度退守在华南、西南、西北的残余国民党军队。
蒋介石坐着“美龄”号专机，忽而海口、广州，忽而成都、重庆，妄图把退集华南、西南和西北的部队组织起来，以尚存一些实力的白崇禧、胡宗南集团为骨干，建立防御体系。华南方向，以白崇禧集团和粤系余汉谋部，组织“湘粤联防”，阻止解放军向广东、广西进军；西南方向，以宋希濂、孙元良兵团布防川湘鄂边，防守川东门户；以胡宗南集团扼守秦岭、大巴山一线，防止解放军由陕西入川。打算以川西平原为核心，以川、康、云、贵为后方，割据西南，建“都”重庆，静候国际事变，期待卷土重来。
5月下旬，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做出了渡江作战之后向全国进军的部署，明示其麾下的各位大将：我军实施战略追击时，对敌应采取大迂回、大包围动作，断其退路，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为此，确定：首先以第四野战军配属第二野战军一部，进军两广，歼灭白崇禧集团，尔后西出云南；令第二野战军主力，于四野在广西作战的同时，直出贵州，进占川东、川南，切断胡宗南集团逃往云南的退路；以第一野战军之第十八兵团，在二野断敌退路之后，由秦岭入川追击胡宗南集团，会同二野主力聚歼敌人于四川盆地。
按照这一战略意图，南下两广，当务之急就是围歼白崇禧集团于湖南境内。
7月16日，毛泽东又专门致电第四野战军：白部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作战。……因此，和白部作战方法，无论在衡州以南什么地方，在全州、桂林等地，或在他处，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国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
8月初，根据这一战略意图，第四野战军决定兵分三路，直捣湘西、湘南及广东敌人的巢穴。
西路，由程子华、萧华率十三兵团主力，沿芒江、黔阳方向前进，直插广西柳州，切断白崇禧集团西退入滇或入黔之路；中路，由第十二兵团司令萧劲光率兵团主力及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一部，待西路军行动后，在衡阳、宝庆地区展开攻击，寻歼白崇禧集团主力，尔后进入广西，解放广西全境；东路，由第十五兵团司令邓华、政委赖传珠率兵团主力，在二野第四兵团的配合下，南下广东，解放广东，尔后西进广西，与西路军达成规模巨大的“钳形包围”。
8月4日，第四野战军部队兵临长沙城下。
在中共地下党长期策动和解放军强大压力下，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湖南省主席程潜及第一兵团司令、长沙警备司令陈明仁，率部起义。
程潜、陈明仁的起义，使白崇禧仓促构筑的“湘赣边防线”迅速瓦解，为第四野战军南下，创造了有利条件。
9月13日，程子华、萧华率四野第十三兵团由常德出发，担任野战军进攻的左翼，分两路沿湘川公路和资水前进。将士们不顾饥劳路险，在湘西南的崇山峻岭中急速前进，一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连克湘西南重镇沅陵、溆浦、辰溪，直逼芷江。
芷江，是白崇禧新构筑的“湘粤联合防线”的左翼主要支点，是湘、桂、黔三省门户。程潜、陈明仁起义后，白崇禧在该处成立了伪湖南流亡政府，并以第十七兵团驻防。
10月1日，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开国大典时，第四野战军之十三兵团开始向芒江外围展开攻击战斗。10月5日，十三兵团解放湘西南重镇芷江。
四野西路大军直取芷江的同时，担任东路左翼进攻的第十五兵团和二野第四兵团亦在湘粤边境突破敌人防线，分数路进军广东。
9月30日，在东西两路顺利出击之后，担任中路进攻的第十五兵团和二野五兵团一部也开始行动。十余万解放军将士以排山倒海之势直趋衡阳、宝庆。在不到两天的时间中，敌军外围据点被扫荡殆尽，衡阳、宝庆的敌军主力全线动摇。10月3日，四野十五兵团和二野五兵团各军齐头并进，与在衡宝公路以北进行防御的国民党军形成对峙局面。
“共军要与我在衡阳、宝庆间决战？”
白崇禧一看解放军摆出的这个阵式，知道利害，情急之中，号称“小诸葛”的他亮了一手不凡功夫，让林彪见识了一下他的“障眼法”。
10月4日，在第四野战军前线指挥所里，关于白崇禧部兵力频繁调动的情报不断传来：“3日，位于衡阳的白部第七军，位于耒阳的第四十六军沿衡宝公路西进。4日，位于广东乐昌的第四十六军、郴县的第九十七军陆续北上。这样，至目前为止，加上原在衡宝线上的敌五十八、一零七、七十一和十四军，白崇禧在衡宝公路百余公里的地段上猬集了近七个军的兵力。”
“白崇禧要干什么？”按照野战军的原定方案，东、西两路率先出击，在广西对湘南的白崇禧部达成合围，然后，以中路军予敌主力以大量歼灭。
可是，眼下，东、西两路正在攻击前进，战役上的合围态势并未形成，而白崇禧又在四野中路军的当面集中了七个军，摆出了一副决战的架式。
假如白崇禧是以进为退，那么，四野部队按原计划行动，中路军迅速出击，乘敌调整部署的时机，一举插向白崇禧部署纵深，将其包围分割，即使无法将其一口吃掉，也可以拖住，为东、西两路合围赢得时间。如此一来，在湘南一战解决白崇禧集团，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如果白崇禧不是虚晃一枪，真要与解放军决战，那么，当四野部队发起攻击时，国民党军队决不会轻易后退，其在广东、广西的援军也会北上。于是，在局部战场上便会出现白部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情况，而第四野战军中路的四个军没有必胜的把握。还有一个比较稳妥的办法。让中路军暂时停止前进，以现有之兵力再加上增援而来的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再待西路军第十三兵团进至衡宝侧后之时，同时展开攻击，这样便可以万无一失，稳操胜券。
可是，这一方案也有风险。假如白崇禧真是以攻为退的话，那么，解放军部队将会坐失歼敌良机，无法实现在湘南歼灭白崇禧集团的任务。
各种可能都有，各种理由都成立，当失败与成功的概率难分伯仲时，充满风险的决策就成为最痛苦的事情。
林彪沉默良久，权衡再三，终于作出决定：“为稳妥起见，准备与白崇禧集团主力在衡宝地区决战。”
10月5日，两份特急电报从武汉第四野战军司令部传到了位于长沙的十二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手中：各部即在原地停止待命，严整战备以待我兵力之集中。
如敌向我大举进攻时，各部可采取诱敌深入的方法，以一部抗击敌人，主力后移。
担任西路作战任务的第十三兵团亦接到电报，命令程子华、萧华率部停止南进，由芷江、会同转向宝庆、祁阳，准备于衡宝地区寻敌主力决战。
林彪此举的意图是：以西路军之一部，达成对衡宝地区的东西合围；以中路军四个军，会同二野五兵团主力，从正面展开攻击，与白崇禧决战衡宝。
正当双方调动兵力，调整部署之时，一个纯属偶然的事件，导致了战局出现戏剧性变化。
10月5日，当林彪命令中路和西路各军停止前进，转入决战准备时。担负中路军先头部队的第四十五军一三五师，由于没有接到停止前进的命令，仍大踏步挺进，并于5日夜在衡阳西北越过衡宝公路插入敌人侧后，进至宝庆东南地区。6日，该师楔入敌后，在灵官殿地区与白崇禧部四个师激战一天，站稳了脚跟。此时，白崇禧已开始向第四野战军的东、西两线展开反击。
正当反击不利、出师未捷之际，解放军一三五师当胸插了一刀。中路军按兵不动，西路军疾速东进，防线正中又被捅了一刀，白崇禧一时对林彪的“部署”大感疑惑。于是，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白崇禧于7日凌晨下令全线南撤。顿时，决战的“底气”全无，数十万大军一路逃奔向两广。
针对白崇禧的全线突然撤退，林彪当即命令中路正面四个军全线出击，分别沿衡阳、耒阳、零陵方向加速前进；令西路军抢占武冈一线，堵截白崇禧的西退之路。一场大规模追歼战在湘南地区展开。
10月8日，第四野战军解放湘南重镇衡阳。
当第十二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正率领部队南进歼敌时，他接到了新的任命，有幸成为年轻的共和国第一任海军司令员。衡宝战役后，第四野战军主力如雷霆万钧之势，直下广西，横扫退踞广西的白崇禧残部。至12月10日，共歼灭国民党军白崇禧部28.2万余人，胜利地解放了广西全境。
1949年12月中旬，横扫粤桂的两广战役还未结束，中央军委便将解放海南岛的任务赋于第四野战军。
12月14日，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收到了林彪签署的命令：根据中央军委部署，野战军司令部决定：由邓华率十五兵团机关，统一指挥第四十军和第四十三军，并配属加农炮二十八团、高射炮兵一团及其保障分队，在琼崖纵队配合下，准备解放海南岛。
解放海南岛可能是第四野战军在中南地区追歼国民党军的最后一仗。
然而，渡海作战对在陆上陆战悯熟的指挥员邓华来说，确实是个新问题。
水文潮汐、越海航渡、突击上陆等等，这些在陆上作战根本无需考虑的因素，在渡海作战中必须认真加以考虑和解决。10月24日，第三野战军之第十兵团，在未进行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仓促渡海作战，招致了金门岛登陆战的失利。
眼下，自己要指挥攻占的海南岛，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要较金门作战复杂得多，因此，海南岛登陆作战也就比金门岛登陆作战困难得多。
早在一个多月前广东战役正紧张激烈进行之际，邓华就已经得知自己的部队将担负解放海南岛的任务。10月14日，中央军委在发给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司令员陈赓的电报中，就已经明确指出：“四兵团应乘胜向粤西南追击，占领并歼灭逃至高要、新兴等县之敌，使第十五兵团易于攻取海南岛。”
海南岛又名琼崖，是中国的第二大岛，位于南海北部，与雷州半岛隔海相望，海峡宽11至27海里，全岛面积3.4万平方公里，是南海北部通向北部湾的咽喉和华南地区的海上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从军事地理角度来看，这个素有“南中国海门户”之称的中国第二大岛，是比较便利于长期防守的。岛的中部为五指山和黎母岭，山脉绵亘，丛林茂密，易守难攻。岛上濒海地区，多为丘陵与平原，便于部队机动防御、调遣兵力。特别是那旖旎的热带风光与气候，足以为人们提供丰富的生活资料，便于大部队长期生存。还有那一日数变的海峡潮流，流向无定，经常变换，更增添了渡海作战的困难。
两广战役结束后，原国民党琼崖保安司令薛岳，便将撤到岛上的余汉谋部和陈济棠部收集在一起，拼凑了一个海南防卫总司令部。下属计有陆军5个军19个师、特种兵一部；海军舰队一个，各型舰船50余艘；空军4个大队，各型飞机42架。其总兵力达10万余人。保安司令薛岳依仗着海空军优势，组成了环岛立体防御，并以其字命名为“伯陵防线”，准备长期固守，屏障台湾。夺取海南岛牵动着最高统帅的心。1949年12月18日，远在苏联首都莫斯科参加中苏最高级会谈的毛泽东，电示四野司令员林彪：渡海作战完全与过去我军所有作战的经验不相同，即必须注意潮水与风向，必须集中能一次运载至少一个军（4、5万人）的全部兵力，携带三天以上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滩头阵地，随即独立攻进而不要依靠后援。因为潮水需12小时后第一次载运船只方能返回运第二次，而敌可用海空军切断我之运输，故非选择时机一次载运一个军渡海登陆，并能独立攻进，建立基地，取得粮食，便有后援不继，遭受重大损失之危险。
邓华看着野战军司令部转来的上述电报，思考着如何展开各项筹备工作。最使他感到困难的，是无法解决渡海工具。毛泽东在电令中说，至少要集中运载一个军（4、5万人）的兵力，并携带三天以上的粮食，在敌前登陆。
可是，眼下，既没有海军的舰艇运送，又没有空军的飞机实施空降，就连最原始的渡海工具——木船，也寥寥无几。几万人连同他们的装备弹药粮食，何以为渡呢？
1950年1月10日，毛泽东再次电示林彪：请令邓（华）赖（传珠）洪（学智）不依靠北风而依靠改装机器的船这个方向去准备，由华南分局与广东军区用大力于几个月内装备几百艘大海船的机器，争取于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
然而，改装机帆船谈何容易！
首先是数百艘船的发动机如何筹措？大陆刚刚结束战乱，百废待兴，已遭严重破坏的中国机械制造工业，根本无法提供几百台船用发动机，到毗连广东的香港去买，一是没有那么多钱；二是即使有钱，港英当局能够允许将那么多发动机运往内地吗？
其次，就算有了发动机，凭现有的技术力量，要想在短时间内改装那么多的机帆船也并非易事。
显然，这个方案不现实。
在各种方案的酝酿中，十二兵团副司令兼四十军军长韩先楚，提出了利用木帆船渡海，打敌立足未稳的方案，并上报军委。几天后，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意用木帆船渡海作战的方案。
1950年1月下旬，为配合第四野战军渡海作战，海南琼崖纵队参谋长符振中从海南岛偷渡前往广州，联系配合解放大军渡海作战的事宜。
1月25日，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华南军区司令员叶剑英、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等，听取了符振中的汇报。符振中介绍了琼崖纵队的兵力和国民党军的布防情况，敦促大军尽快渡海，他还特别转达了琼崖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冯白驹的建议，即乘敌人防线不严密、军心混乱之机，先将一部兵力愉渡上岛，以加强琼崖纵队的接应力量。
叶剑英、邓华等认真倾听着来自海南岛的第一手情况，仔细询问了符振中愉渡海峡到达雷州半岛的经过。终于，两个多月来关于渡海作战的最佳方案在最高指挥员心目中逐步明朗起来。
2月1日，第四野战军十五兵团渡海作战会议，在广州市繁华的东山区绿荫丛中一幢漂亮的别墅里举行。一个多月前，这幢别致的小洋楼还是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吴铁城的公馆。现在这里已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十五兵团的司令部。参加会议的，除华南军区司令员叶剑英、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及兵团其他领导外，还有担任作战任务的四十军军长韩先楚、四十三军军长李作鹏和琼崖纵队副司令员马白山、参谋长符振中等。会议上，邓华以敏捷的思维干练的语言，向诸位将领介绍了敌情、决心和方案。
邓华说：“薛岳，是国民党将领中的死硬派，曾长期与我军作战，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此人指挥能力较强，对海南岛守敌有相当的控制能力，而且，奉了蒋介石的死命令，准备凭借海南岛顽抗到底。因此，海南岛不存在和平解决的条件，只有以战斗方式来解决。”
参加会议的华南军区司令员叶剑英插话：“渡海作战，不同于陆地作战。在陆地上进行攻防作战，打不好可以调整部队重来。可是，在渡海作战中，成败与否，只能有一次机会。搞得不好，不但不能解放海南岛，部队还会葬身鱼腹，历史将不会给我们改正错误的机会。当然，渡海作战，对你邓华和在座的诸位来说，对于整个人民解放军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希望你们发扬敢打必胜的精神，战胜滔滔大海！”
接着，邓华向参加会议者宣布了渡海作战的方针：“海南岛登陆作战，采取分批偷渡与大规模强渡相结合的方针，奇正用兵，双管齐下。为此，要求第四十三军和第四十军，迅速完成渡海准备，先期实施小规模分批偷渡。”
邓华着重就先期偷渡问题作了说明：“小规模偷渡，是乘木帆船，可以伪装成渔船，利用夜晚顺风顺潮顺流的机会，一个晚上的航程即可到达。上岛后，有琼崖纵队接应，从岛上敌人防御薄弱的两侧楔入，坚信是可以成功的。”
叶剑英最后说：“根据琼崖纵队司令员冯白驹同志的建议，我们拟派小部队先期偷渡上岛的方案是正确而稳妥的选择。先期实施偷渡，对于琼崖纵队来说，是增强了接应大军上岛的实力；而对于战役的发起者来说，则是为渡海作战解放海南岛打开了一个突破口。”
2月12日，仍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发回电报，同意四野十五兵团的先期偷渡方案。
3月5日黄昏，阵阵东北风扫过琼州海峡，落日的余晖染红了海水。在雷州半岛徐闻县西南的灯楼角海岸边，四十军军长韩先楚率领他的军、师指挥员们聚集在海边，为先期偷渡的部队送行。
下午7时，当天色微微转暗后，实施先期偷渡的四十军一个加强营共800人，分乘14只木帆船，开始拔锚起航。
午夜12点，该营发回第一个电报，称：“风向好，船速快，一切顺利！”
凌晨3点多，该营又发回第二个电报，内容是：“已航行近二十海里，但风已停，船行很慢，全力划桨前行。”
此时，韩先楚和正在海图上测量距离的参谋们，等待着下一步的消息。
3月6日上午11时，偷渡营再次通报：“海上发现敌人军舰，正准备战斗。”
随后，电台联系即告中断。
一天过去了，没有音讯。两天过去了，仍然没有消息。兵团和军部几次电询琼崖纵队，得到的均是“情况不明”的答复。指挥部里有的参谋，甚至将电台的收讯机频律调到了国民党的广播电台，希望从这里能得到一丁点消息。
作为此次行动的前线指挥员韩先楚和渡海作战最高指挥官邓华，真是度日如年，寝食不安。
3月8日，兵团司令部收到琼崖纵队急电，告知：偷渡部队已于6日14时在白马井登陆，并已同琼崖纵队会合。先遣部队失去联络的原因是电台被水浸泡，没能及时联络。邓华、韩先楚终于长出一口气。四十军先遣营偷渡成功，说明偷渡计划可行，于是，四十军、四十三军开始多批次的组织偷渡，将整营整团的部队送过琼州海峡。
偷渡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指战员解放海南岛的信心。可是，作为主力部队渡海的乘载工具仍未解决。3月中旬，根据可靠情报，四十军以一个团的兵力，奇袭了国民党军踞守的涠州岛，消灭守岛敌军500余人，缴获大型渔船400多艘，为主力部队大规模渡海奠定了基础。
一个多月来，经过四批先遣偷渡，十五兵团已经将一万多人的兵力先期送往海南岛，加之琼崖纵队，已形成一支实力强大的接应力量。与此同时，大批渡船的获得，解决了渡海工具。这一切，都预示着解放海南岛的战役就要开始了。
1950年4月16日，是报经中央军委批准的渡海作战发起日，也是邓华及兵团司令部参谋们根据水文资料所确定的最理想航渡时间。
一大早，十五兵团和两个军的各级指挥员们就密切地关注着天气的变化，准备进攻时刻的到来。
16日上午，东风阵阵，正是渡海作战所需要的风向。可是到了中午，风向变为东南。下午2时，乌云密布，雷声隆隆，随即刮起了猛烈的西南风。
从预定启渡点到预定登陆点，正是顶头风！在这样的天象条件下渡海，即使敌人不出一兵一卒，自己也会全军覆没。站在岸边的韩先楚急了，转过身问身旁的船工：“天黑以后，西南风会不会停？”
身旁的船工知道这句话的分量，沉默不语。
一个沙哑的声音：“天黑以后，风向要转，西南风转东风。”
韩先楚循声音望去，说话的人是个白发银须的老艄公。
韩先楚将信将疑，再次询问道：“风向真的会转吗？”
老艄公凭着几十年风浪颠簸的经验，沉稳地回答：“军中无戏言，天黑以后不起东风杀我的头！”
果然，下午6时30分左右，风向转为东风！各级指挥员紧绷的脸有了一丝笑意，参加渡海作战的各部队迅速登船、升帆，做好出发前的各种准备。
晚7时30分，第四野战军十五兵团参加海南岛进攻作战的登陆部队起锚了。四十军军长韩先楚率所部六个团，四十三军副军长龙书金率所部二个团，共计2.5万余人，分乘500多艘船只，分别从雷州半岛南端各港湾启航。
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曳上最大规模的渡海作战。横渡海峡的船队采取横宽纵短的编队形式，实行一个波次宽大正面登陆的战法。由于部队乘坐的都是木帆船和数量不多的机帆船，可以直接抢滩上陆，不需程序复杂的换乘，从而可以节省时间。在既无制空权、又无制海权的条件下，以木帆船编队实施两栖登陆作战，堪称现代战争史上的奇迹。
按照兵团的统一部署，先遣渡海的部队和琼崖纵队主力，向海南岛北部海岸运动，准备接应主力部队登陆。
国民党军海南岛防卫总司令薛岳，在解放军多批偷渡成功后，立即停止了对琼崖纵队的“围剿”，重新部署兵力，全力加强正面防线。他一面将大批作战部队调往加积、海口两侧，一面从台湾调来军舰，加强对海峡的巡逻和封锁。
4月16日夜，狡猾而富有经验的薛岳，从频繁而密集的空中电台信号中，嗅出了味道。他即刻电令各部队：“今晚北面共军电台活动频繁，各据点务必注意，不可轻心。”
时近午夜，解放军渡海编队已跨过琼州海峡中线，进入薛岳的海军巡防警戒线内。
突然，海面上空亮起了耀眼的照明弹，把水面照得如同白昼。敌人发现了！顿时，海面上炮声四起。按照预定方案，解放军经过改装的“土炮艇”立即迎战，以三艘土炮艇打一艘国民党军舰的编队，迅速向敌人靠拢。船上安装的各种口径火炮一齐开火，与敌海军彻夜海战。
在解放军掩护编队与敌舰艇展开炮战时，担负登陆任务的主力编队继续破浪前进，于17日凌晨突破国民党军的立体防线，分别在海南岛正面临高角、博铺港、雷公岛、玉抱港、才芳岭一线强行登陆。
与此同时，掩护编队的土炮艇在海战中击沉敌舰一艘，击伤敌舰二艘，并在与敌旗舰“太平号”的战斗中，击毙了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王恩华。
木船打军舰，算得上是四野部队的一手绝活。十五兵团主力部队突击上陆后，迅速摧毁了敌人沿岸防线，并与接应部队会合，向海南岛纵深发展。
4月18日，薛岳倾其所有机动部队共五个多师的兵力，自海口、加积地区乘500余辆汽车驰援澄迈，企图乘解放军立足未稳，一举歼灭于临海地区。
面对着来势汹汹的敌主力部队，十五兵团司令邓华果断地命令四十军和四十二军迅速靠拢，准备与敌军决战。
20日夜，四十三军主力在黄竹、美亭包围了敌人两个团，并吸附了前来解围的敌军五个师。在敌众我寡、两面作战的困难处境下，四十三军主力苦战一昼夜，为四十军的到来争取了时间。21日下午，韩先楚率领四十军进至美亭东西两侧，与四十三军相互配合，形成对国民党军的合围态势。
22日，四十军与四十三军联手发起总攻，全歼美亭突围之敌。至此，薛岳的机动作战兵力丧失殆尽。
美亭决战后，薛岳见大势已去，便下达总撤退命令，自己则于22日乘飞机逃往台湾。
23日，十五兵团第二梯队登陆成功，海口解放。
30日，解放军分别夺取了榆林、三亚、八所、北黎等港口，将胜利的红旗插向了天涯海角。至此，中国的第二大岛——海南岛宣告解放。
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及其前身东北野战军、东北民主联军、东北人民自治军，从出关时的十余万人发展为百万大军，为中国共产党问鼎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它的战绩，遍布白山黑水、湘江两岸、天涯海角，构成中国人民英勇奋斗之光荣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华南地区及其沿海岛屿解放后，第四野战军转入剿匪及支援地方政权建设等工作，先后于湘、桂、粤境内歼灭土匪100余万，为建立和巩固新中国的民主秩序做出了重要贡献。
朝鲜战争爆发后，四野属下的几支部队，加入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序列。
在与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中，再次显示出了无敌军威。有关内容在下篇中将要叙述。
1955年4月，第四野战军番号撤销，隶属各部队分别改编和划归中国人民解放军诸军兵种和各军区指挥。四野作为一支中国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力量，终于完成了它的光荣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