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承友人段启明同志提供了一项异本的资料，很可宝贵，因撰小文，以备研者参考。
先说一说此事的原委。一九五二年春夏之间，我由京入蜀，任教于成都华西大学外文系，安顿在华西坝。第一位来访的客人是凌道新同志，我们是南开中学、燕京大学的两度同窗，珍珠湾事变以后，学友星散，各不相闻者已经十多年了，忽然在锦城相值，他已早在华大任教，真是他乡故知之遇，欣喜意外。从此，浣花溪水，少陵草堂，武侯祠庙，薛涛井墓，都是我们偕游之地。倡和之题，也曾共同从事汉英译著的工作，相得甚欢。当年秋天，院校调整，他到了重庆北碚西 南师院历史系；我到四川大学外文系，仍在成都。一九五四年上元佳节，道新邀我到北碚小住，并备酒肴，请师院的多位关怀红学的教授相聚，记得其中有吴宓、孙海波、吴则虞诸位先生。蒙他们热情相待，并各各谈述了关于红学的一些轶闻掌故和资料线索，也可算是一时之盛。
就中，吴则虞先生着重谈了李慈铭《越缦堂日记》所记的那个异本。他并说，李氏所记的“朱莲坡太史”，犹有后人，此本或还可踪迹。这事印象很深，一直存在想念中。
一九五四年夏初，我回到北京。其后，吴则虞先生也奉调入京，在哲学研究所工作。大约到六一、六二年间，我又请吴先生用书面为我重叙旧谈，留为考索 的资料，蒙他写了一封信，详细地记述了朱氏后人的名、字、学历、职业、经历、为人的性格、风度，后来的下落，异本的去向……。这封长信，是一项很难得的文献史料，可惜我后因事故，很多信函资料被弄得七零八落，竟无可再寻。我只记得，吴先生所说的这位朱氏后人，是他的中学时期的业师，有才学，但落拓不羁，不易为人所知重，最后似流落于西南，有可能在重庆一带，书物似乎也可能落于此方。
再后来，我和启明同志认识了，他对红学也有兴趣，说来也巧，他也是西南师院的老师。他每年冬天回京省亲，有一次，乘他见访之际，就提起上述的这件 事，拜托他在重庆留意探访这个线索。
事情本来是很渺茫的，只是抱着一个万一之想罢了。不料启明后来居然查到了一个头绪。
他因事到重庆，便到重庆图书馆去调查访问。据馆方的同志说：在重庆《新民晚报》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第三版上发现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秦可卿淫上天香楼》，署名“朱衣”。全文不长，今迻录于下：
红楼梦一书，尽人皆知前八十回为曹雪芹所作；后四十回为高鹗所作；而坊间所刊百二十回之红楼梦，其前八十回，究竟是否曹雪芹原著，则鲜有知音。余家有祖遗八十回之抄本红楼梦，其中与现本多有未合者，惜此本于 抗战初首都沦陷时，匆忙出走，不及携带，寄存友家，现已不知归于何人，无从追求。惟忆其中与现行本显有不同者，为秦可卿之死，现行本回目为“秦可卿死封龙禁尉”，而抄本回目则为“秦可卿淫上天香楼”，书中大意，谓贾珍与秦可卿，在天香楼幽会，嘱一小丫头看守楼门，若有人至，即声张知会，乃小丫头竟因磕睡打盹，致为尤氏到楼上撞见，秦可卿羞愤自缢于天香楼中，事出之后，小丫头以此事由己不忠于职所致，遂撞阶而死。考之现行本，秦氏死后，荣府上下人等闻之，皆不胜纳罕叹息，有诧怪怜悯之意， 一也；开吊之日，以宁府之大，而必设醮于天香楼者，出事之地，二也；尤氏称病不出，贾蓉嬉笑无事，而贾珍则哭的泪人一般，并谓“我当尽其所有”，各人态度如此，可想而知，三也；太虚幻境，金陵十二钗画册，有二佳人在一楼中悬梁自缢，四也；鸳鸯死时，见秦二奶奶颈中缠绕白巾，五也。凡此种种，皆系后人将曹雪芹原本篡改后，又恐失真，故以疑笔在各处点醒之耳。
据此所叙，这一段故事情节，为向来传闻记载所未见提及，情事文理，俱甚吻合。看守楼门，磕睡误事的小丫头，当即后来触柱而亡的瑞珠。此种细节，拟 非臆测捏造所能有。若然，这部八十回抄本，恐怕是“因命芹溪删去”以前的一个很早的本子。
启明同志和我都认为，这部抄本，很可能就是李慈铭所记的那部。因为：一、撰文者署“朱衣”，象是真姓假名的一个笔名别署；二、他说是祖遗的旧藏，并非新获，这与朱莲坡早先在京购得也相合；三、他流寓重庆一带(由报纸刊登此文的时地来看，大致可以如此推断)，与吴则虞先生的说法又正合。由这三点来判断，说这部抄本有相当大的可能即是朱莲坡旧藏本，是不算毫无道理的。
朱衣在文内所说的首都，是指抗战时期的南京。如果他并未作笔端狡狯，真 是遗留寄存于南京友人处，则此本来到西南，仍在“金陵”。那么南京一地，确实有过不止一部与俗本和已经发现的旧抄本都不尽同的宝贵抄本。
“秦可卿淫丧天香楼”，这个回目原来只见于《甲戌本》的朱批，现在得悉又有“丧”“上”文字之异，则不知是确然如此，抑系朱衣的误记？有了“淫丧”这个先入为主的字样，会认为“上”字是记错写错了；不过我倒觉得“淫上天香楼”颇好，不但含蓄，而且下一“上”字，包括了可卿如何奔赴楼内的过程情节，涵概也多。要说误记误写，那《甲戌本》上的批者事隔多年回忆旧稿，也何尝没有这种可能？历史上的事情常常是比我们有些人习用的“直线推理逻辑”要曲折 复杂得多了，所以不宜武断疑难，并自信为“必”是。
我记下这个线索，希望热心的同志们留意，因为对任何一个异本，我都存着“万一之想”，假如有所发现，对研究工作实在是极大的贡献。
除了感谢启明同志和重庆图书馆，本文略述原委的意思，也在于以此来纪念已故的凌道新同志和吴则虞先生。
因谈版本，连类附及，夹叙一段小文。
在流行的本子之外，又发现了早先的的旧抄本，早已不是新鲜事了。那些发现旧抄本的红学先辈们，功劳断不可没；可惜的是他们工 作做得不多，认识也大有局限。他们当作只属于一种“版本异闻”者有之，较量琐细文字短长者有之，作一点零星考证者有之。我还是最佩服鲁迅先生，他作就采用了戚本的文字，并曾表示过，有正书局印行了这部《戚序本》，也还不知究竟是否即为雪芹原本。先生于此，不但绝不武断事情，而且清楚指明：我们最应当注意的是雪芹的原著。先生多次以不同的形式提出，小说最易遭受妄人的胡改乱纂，大声唤醒人们要“斥伪返本”。在当时，哪还有第二位如此明确主张过呢？
在红学上，作版本研究的根本目的，端在审辨诸伪，“扫荡烟埃”(亦鲁迅语)，篡乱绝不只是“文字”的问题，而是偷梁换柱、彻底歪曲雪芹的思想内容的问题。取得这个认识，才真正感到程高伪本对雪芹的歪曲是何等严重，斥伪返本的工作是太迫切需要了。取得这个认识，却是较晚的事。
“争版本”，严真伪，斥篡乱，是我们四十年来的中心工作之一。为此，曾与家兄祜昌做了极大量的艰苦工作；不幸工作的成果及校辑资料遭到破坏。但我们并不气馁，仍要继续努力。
后来，红学家中致力于版本研究的，也日益多起来了。
有一个问题难解，就是《庚辰本》的来历到底是怎样的？
幸好，最近四川大学哲学系老师齐儆同志，忽然提供了一项难得的资料，因 乘此文之便，记述下来，也足备红学版本史上的一段掌故。
蒙齐儆同志的传述，并得他介绍，从陈善铭先生获悉了徐氏如何得到《庚辰本》的事实。
陈先生(原任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所长)的夫人，名徐传芳，即是徐星曙的女儿，而她的嫂子又是俞平伯先生的令姊。陈先生从其岳家得悉的《庚辰本》的来由，是十分清楚可靠的。
据陈先生惠函见告：徐氏得《庚辰本》，事在一九三二(或三三年)。收购此书的地点是东城隆福寺小摊上。书价是当时的银币八元。
值得注意的，有两点可述。一是买进此书时，八册完整，如未甚触手，并非 是一部为众人传阅已久、弄得十分敝旧破烂的情形。二是此书出现于东庙小摊上，其来历可能是满洲旗人之家的东西。
作出这后一点判断，是由于我再去询问陈先生，想了解早年东庙书摊的情况，陈先生因而见示说：北京当时大庙会只有三个，即南城的大土地庙，西城的护国寺，东城的隆福寺。大土地庙的摊子以“破烂”为主，护国寺的是日用品为多，唯隆福寺较“高级”，较多“古玩”之类。隆福寺街本来书铺也很多(笔者附注：我本人还赶上过一点“遗意”，那是一条很有风味的“小文化街”，远远不是现在的这种样子)，庙会或有小书摊，则多在庙门内外一带。《庚辰本》得自古玩 摊还是书摊，已不能确言。陈先生认为，当时一般汉人，如出售藏书，是拿到琉璃厂去凭物论值，不易落到小摊上去，而满洲旗人家，贫窘也不肯公然卖旧东西，总是由家中仆妇丫头等持出门外，售与穿走里巷的“打鼓的”收旧物者。因此，《庚辰本》的出现于庙会小摊上，应以原为旗人家藏书的可能性大。我觉得陈先生的推断是合理的。
《庚辰本》购得后，先后借阅过的有胡适、郭则澐和俞平伯先生诸人，这也是陈先生见告的。
我在此向齐儆同志、陈善铭先生深致谢意。由于他们热情的教示，使我们了 解了这个重要旧抄本的来历。尽管落于摊贩之先书为谁家之物，尚待追寻，但已基本上说明了一些问题，可为研究旧抄本的问题上提供一种参考。
“异本”一名，本不尽妥，意义含混，也容易误会，所以用它，只图捷便而已。介绍“异本”，我在另一处也曾引过一段资料，有过排字本，但未公开发表，今亦摘录于此：
“……
“在版本问题上，还有一个方面，也应略加谈论。很多的记载，证明存在过一种不止八十回，而后半部与程本迥然不同的本子。可惜这种本子至今也未能找到一部。清代人的记载不一，今亦不拟在此一一罗列。张琦翔先生确 言日本儿玉达童氏对他说过，曾见三六桥(名三多，八旗蒙族人)本，有后三十回，尚能举出情节迥异的几条例子。褚德彝给《幽篁图》作题跋，也说他在宣统元年见到了端方的藏本，也举了后半部情节的若干事例，与儿玉之言颇有相合之点。端方的遗物，部分在四川偶有发现，不知这个本子还有在蜀重现的希望没有？因此我又想起郭则澐的一段话：
‘……相传为明太傅家事，闻其语而已，比闻侯疑庵言：容若有中表妹；两小相洽；会待选椒房，容若乞其祖母以许字上闻，祖母不可，由是竟入选。容若意不能忘，值宫中有佛事：饰喇嘛入，得一见，女引嫌漠 然。梁汾稔其事、乃作是书。曰太虚幻境者，诡其辞也。除不甚隐，适车架幸邸，微睹之。虽窜易进呈，益惝怳不可详矣。蜀人有藏其原稿者，与坊间本迥异；十年前携至都，曾见之。今尚在蜀中。……’前半是我们习闻的索隐派的老故事(似与我曾引过的‘唯我’跋《饮水集》的话是同一来源)，不足论——唯的著作权又改归了顾贞观，倒是新闻！后半却引人注目。这个蜀中异本，不知与端方本是一是二？侯疑庵，听说是袁世凯的秘书，他在北京见过此本。‘今尚在蜀中’，很盼望四川的同志努力摸摸这些线索。郭的这段话，见其《清词玉屑》卷二，可以复按。郭和三六桥也很熟识， 时常提到他，并及其收藏的文物，可惜却没有提到儿玉所说的那个异本，不知何故。
“我们注意访寻这些写本，不是为了嗜奇猎异，好玩有趣。这如果就是曹雪芹的佚稿，当然那是重要之极；即使是别的一种续书的话，如能访得，也将大大有助于推考曹雪芹的原著和比勘程、高二人的伪续，可以解决研究上的很多疑难问题，也许还会给这方面的研究打开一个崭新的局面，亦未可知。……”
很分明，“与坊间本迥异”的“原稿”，应即是一部旧抄本。南京和蜀中，是两处最值得留意的地方，我已说过好几遍了，在这里再重复一次， 还是向两处的文化界的同志们呼吁，希望大力做些工作，使这些(万一幸免各种浩劫的)珍贵宝物，有再出于世的可能。
至于将的著作权又让与了顾贞观，读了实在令人忍隽不禁。为什么让与他呢？不会有太大的奥妙，不过知道顾氏是著名的文家，又与纳兰是好友罢了。这种逞臆之奇谈，信口之妄语，是经不起什么“考验”的。这在清代文人、士大夫中间，出些奇谈怪论，妄测胡云，本不足异；但我们重“温”这种“载籍”，不禁想到，时至今日，偶然犹可遇到一些乱让著作权的大文，真是“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了。
然而，更妙的是，郭氏所传的这种说法——顾梁汾为成容若作的“传”，这倒不用怕有“自传说”的嫌疑了，因为只是一种“他传说”，今天的转让《红楼骂别人的“自传说”。看来，正如我在拙著《新证》中曾提到的，有过一种“叔传说”。也是振振有词，大骂别人，以显自己是“反胡功臣”；及一究实质，原来也还是一个“变相的自传说”——仅仅“变相”了一点而已，何尝与胡适有根本上的不同。红学界这种现象，倒是耐人寻味的。
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日
已未夏至前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