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是极为不寻常的一年。它像一条醒目的分界线，把中国的20世纪分割为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动荡痛苦备受凌辱，一个安宁幸福扬眉吐气。
这一年也是西藏最为黑暗的时刻。
这年夏季的一天，拉萨大昭寺门前的鲁布广场上桑烟升腾，阴森森弥散着一团鬼妖之气。
一场由噶厦政府策划的“错卓卡崩”活动，将在这里举行。错卓卡崩是召开：一种非常祈祷法会，举行抛食驱魔、扣翻大锅的活动，用来表示决心或诅咒。此前，西藏举行过两次这类活动，一次是在1904年，英军第二次侵略西藏，以十三世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僧俗民众聚会，表示誓死团结抗英；一次是1930年以龙夏，多吉次仁为首率西藏地方军东征甘孜时，为诅咒川军而举行的。这第三次扣锅活动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诅咒共产党和汉人，企图阻止解放军进军西藏。
鲁布广场位于大昭寺西边，是一片很空旷的坝子，布满碎石枯草。西北各有一些破旧的民居。当时“拉萨市”的概念仅指八廓街。这条古老的转经路为环形，其中心为大昭寺。周围最高的房子为二层碉楼。城市极小，据说当时布达拉宫下“雪”一带的居民都称到大昭寺是“去拉萨”。且举行传召大法会时点燃的一盏大酥油灯能把整个城区照亮。鲁布广场是旧西藏专门用于驱鬼的地方，每年藏历正月二十四日，这里都要举行驱邪活动。
“扣锅”活动就在鲁布广场举行。
一些喇嘛在广场上搭起草棚和各色帐篷，里面装满青稞、糌粑、酥油和茶叶等。外面，有一些用干草扎的“男女汉人”。按西藏宗教的做法，萨迦寺平措颇章活佛率众僧在大昭寺“厄旺”殿内诵咒念经，一些人装扮成妖魔鬼怪在殿中跳跃嚎叫，诅咒共产党。
这些程序作完，由一行喇嘛敲打鼓钹，口念经咒，来到鲁布广场，架起一口大铜锅，直径3米多，深2米多。装满水，倒进很多酥油、奶渣和香果之类的食物，然后，架起大火烧起来。与此同时，周围的喇嘛一面敲打各种法器，一面念起咒经来。
火苗蹿得老高，如蛇信般红红地跳动着。朦胧中，喇嘛们似乎看到“红汉人”的影子。他们被炙得痛苦求饶。这些“红汉人”多可怕呀：红头发，绿眼睛，穿胶鞋，他们走过的路上留下的是妖魔般的大脚印。还都长着两颗大獠牙，足有一尺多长。他们见了丰满一点的妇女就要强奸，见了小孩就要吃掉，对于寺庙和僧人，更要烧光杀净。听说大昭寺内的松玛护法神的头转向了东方，向众生预示“军事威胁来自东方”、“东方有事”等等。噶厦政府的首席巫师乃穷神汉也在大昭寺说：“现在危害我们政教大业的敌人来自东方，居住西藏境内的汉人是藏在我们腹腔中的祸根，要赶快把他们驱逐出去，不然，一旦外敌入侵，他们会作内应。”正因如此，才举行“扣锅”活动。
喇嘛们感到了心里的颤动。
拉萨的天空碧蓝一片，他们的心中却总有阴影。也许，“红汉人”的大脚印会如磐石般踩来，把旧西藏这沉闷的土地踏个粉碎。
他们希望自己的咒语能阻挡住那些脚步。
西藏是他们的“天堂”。
至今，西方人仍相信旧西藏藏族人一直在一种虚幻的唯心的社会体制中过着快乐无忧的生活。颇似“天堂”。持此种说法的人，不是别有用心就是愚昧无知。
不知如果有人赞美欧洲中世纪，西方人会有何感想？不知有没有西方人愿意回到中世纪？
旧西藏与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恰如一对孪生兄弟：由贵族、官员和教会无限制地滥用权力和财富。把占社会绝大多数的民众压制在残酷的非人性的土地和劳动租赁制度之中。他们一生都要成为统治者事实上的奴隶。
让我们像孙悟空一样，带着一双“火眼金睛”，钻进旧西藏的内部，看看它到底是“天堂”还是“地狱”。
旧西藏有两大阶级集团。一个是农奴主阶级，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官府、贵族和寺庙三大领主，以及他们的代理人。他们只占西藏人口的百分之五，却占有西藏绝大部分牲畜和全部耕地、牧场。有一首藏族民歌形象地唱道：“太阳照到的地方，是三大领主的地方；水流到的地方，是三大领主的地方；山影遮着的地方，是三大领主的地方；农奴祖祖辈辈，没有一块立脚的地方。”农奴阶级占西藏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却一无所有。农奴主依靠土地所有制，通过劳役、实物和货币地租形式和超经济的强制，占有农奴的所有剩余劳动。“差巴”和“堆穷”构成农奴阶级的主要成分。“差巴”的意思是支差的人，是领种地方政府的差地，而为地方政府和所属农奴主支差的农奴。“堆穷”意为小户，是只耕种农奴主及其代理人给予的少量份地，而为其支差的农奴：“差巳”和“堆穷”破产后就会降为“朗生”，即奴隶。占人口百分之五的奴隶，藏语叫“朗生”，意思是家里养的，他们没有一点生产资料，没有丝毫的人身权利。人身和劳动完全为农奴主所有。主要被农奴主用于家中劳役。据统计，解放前西藏有奴隶6万多人。
“差”，即地租，是三大领主对农奴阶级进行剥削的主要方式。地租又分两种，一是劳役地租，一是实物、劳役和货币混合的地租。
领主们把土地分为“自营地”和“份地”两部分。他们把百分之七十左右的好地留下来自营，把其余的份地分给农奴耕种，这些份地相当贫瘠。领主“自营地”上生产所需全部劳动，均要由分得“份地”的农奴来承担，这种为领主支付的无偿劳役叫“内差”。据查，农奴在庄园内给领主支的“内差”有：(一)在“自营地”上为领主从积肥、播种、除草、浇水，到割草、打场、入仓，都无偿提供人工、畜力。(二)为领主割草、背水、砍柴、建房、修缮、送粮、缝纫、剪羊毛、捻毛线、织氆氇、炒青稞、磨糌粑、鞣皮子、榨油等：除以上劳役，也要给领主交纳马草、酥油等实物。
对地方政府，农奴要支“外差”，主要有：柴费差、取暖差、卡垫差、传递公文差、马草差、驮运差、转运差、建房差、修缮差、屠宰差、伐木差、鸡蛋差、传大召差、请喇嘛念经差、沿途过往官员食宿差、过往西藏地方军马匹差等等。这些“外差”有的是支付劳役，有的是交纳青稞、酥油、鸡蛋等实物，或银元、藏币等货币。
一些西藏老人回忆，旧时候，老百姓最怕官员过境。官员只要持有盖上官印的“马牌”，就要马，要马草马料，要桌子垫子，要帐篷，要酥油茶，还要姑娘陪着睡觉。这些都是公开的。官员启程上马时，乡下没有上马的石磴，就要由一个农奴弯下腰去，伏在地上，让官员踩着他的肩背上马。
除了支差，三大领主向农奴征收的税竟达一百多种，实在让人触目惊心。收税是当时西藏各级官员最主要的职责之一。西藏历史学专家恰白次旦平措先生曾说过：旧西藏的税像毛发和水纹一样，多得数也数不过来。
小农奴出生了，农奴主立即把名字记上花名册，随即向其父母收缴小农奴的第一次税：“出生税”藏银15两，并从此每年上交15两的“娃娃税”。小农奴长到18岁，就开始负担人头税。“人头税”数额从藏银5两到10两，各地不同。小农奴想去当喇嘛，除要送礼恳求农奴主批准外，还要交藏银19两，作为“进庙税”。男婚女嫁，也要向农奴主献哈达、酥油和藏银。农奴如果被送进监狱，得交“入狱税”。原西藏地方军扩充需要军费，定了“耳朵税”，每年每人每只耳朵上税藏银2两，两只耳朵共交藏银4两；如果不交“耳朵税”，收税人有权将欠税的耳朵割掉。农奴到60岁以后，体衰力弱，无法向农奴主支付差役时，每年要交“免差税”。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或残疾人，每年也得交藏银3两到15两的不知什么名目的税。而在人死之后，家属必须将死者的耳坠拿去向农奴主报告，如果没有耳坠，必须向农奴主交“送尸税”。一般耳坠都值藏银数百两，大部分农奴生前根本买不起。
有些税种，即使你再有想象力也琢磨不出来。
每年藏历新年，拉萨都要举行为期3周的传召大法会。这期间，所有权力都要交给哲蚌寺的铁棒喇嘛。铁棒喇嘛征的税也是无奇不有。什么驴税、狗税、猫税、鸡税、花盆税、香烟税、鼻烟税、胡琴税、井税、塘税，甚至对梳两条辫子的妇女征收“辫子税”、穿皮鞋的征收“皮鞋税”、朝圣者征收“读经税”和“转经税”，听留声机的“留声机税”，也许最古老的税叫“赐雪税”。
传召大法会正值新年，自然是降雪的季节，一般人家都逃不掉交“赐雪税”的厄运。如果谁把雪扫掉了，谁就得交“扫雪税”，因为地湿了。
据统计，全西藏租税的总负担量，占整个劳动时间或创造财富总值的40%～70%。沉重的差税负担，使许多农奴欠下“子孙债”、“万年债”，永远偿还不清。三大领主乘机放高利贷，有的年利息是借七还八，有的借五还六。许多人为此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当时只有37万人口的拉萨，乞丐就有四五千人之多。世界上恐怕没有一处这样的“天堂”吧。
藏族作家益西单增在藏北丁青县看到过令人揪心的一幕。
一个农奴因偷领主的马被砍掉了右手。
这个领主叫嘎日本，是丁青县的一个头人，后来成为西藏有名的叛匪头子，有三千多名大小喽罗。他有七八匹名贵的骏马，其中的一匹全身雪白，间杂着漂亮的黑斑点。此马腿长脖子细，传说一天能跑上千里，飞驰如风。
藏族男子最珍爱三件东西：马、枪和刀。有个叫多吉旺钦的农奴，因痛恨嘎日本，并酷爱那匹骏马，就把这匹马偷走了。
多吉旺钦被抓了回来，绑在两根木柱子上。一根木柱捆住他的身子，五花大绑。他的左手被拉住捆在另一根柱子上。
草地上，放着两只架在石头上的铁锅。一个锅熬着草药，而另一只熬着滚烫的油。
空气似乎骤然凝固了。恐惧的手无形中紧紧抓住了人们的心，一种血腥的味道让喉管发涩。围观的人们目光呆滞，如一个个没有生命感觉的木偶。奴隶主称他们是“会说话的牲口”。
三十多岁的多吉旺钦穿着棕红色的裤子，灰氆氇衣服已被扒光，上身脏乎乎地，青筋似乎在痛苦地扭动着。他用箭一样的目光盯着嘎日本。
一个壮汉走上来，用一把藏刀在多吉旺钦的右手腕上割起来。藏刀锈迹斑斑，大概砍下的手脚太多有些迟钝了。多吉旺钦发出一声尖利的哀叫后，呻吟不止，好像那把钝刀在割着人们的神经。尽管他事先喝了几大碗麻醉用的酒，但那疼痛太尖利了，剜得他眼冒金星。手腕周围的肉被割断，血流如注，鲜血的腥味弥散开来。只剩下骨头和筋了。壮汉手腕一抖，用力一扭，右手“咔嚓”一声掉了下来。仍牵连着的筋被藏刀一挑即断。
多吉旺钦昏死过去。
壮汉在伤口处泼了点药水，又用瓢盛了滚烫的油，把多吉的残臂放进去。血止住了。一阵白烟夹杂着烤熟的人肉味让所有观看的人阵阵抽搐。多吉疼得醒过来又昏过去。
他的手被拿进寺庙，据说成为“镇魔之手”。
这个故事令人毛骨悚然，却绝非编撰。
当时，西藏有一部《十六法典》，保障了农奴主阶级的政治特权，限制了农奴阶级的人身权利。比如它明确把社会成员分为三六九等。统治者的生命价值是无限的，而流浪汉、铁匠、屠夫等三种人，生命价值如同草绳一根。上等人如果侵害了下等人，处罚从轻甚至可以免去处罚。而对于下等人犯上的行为，轻微的罪行多处以鞭笞。鞭笞往往当众进行，不论男女都得脱光衣服，用皮鞭抽打。较重的刑罚有剜目、刖膝、割舌、剁肢、投崖、屠杀、剥皮等。朗子辖有刑具50种以上，其中有一种挖眼的工具，是一顶大石头帽子，罩在人的头上，用力一砸，两只眼睛就掉出来了。
摄政王达扎，听说贡嘎县有一对双胞胎降生，便诬为妖女降世。他的理由是：两个人怎么可能一起出生？两姐妹被达扎派去的人活活烧死。他们把两个烧得痛苦变形的女童涂上金粉，重新包裹，说这是“吉祥天女”，拿到哲蚌寺供奉了。
“吉祥天女”的来历如同“天堂”一说的来历。
只是别剥掉那层金粉。
社会制度越落后，平民大众的生活和精神空间就越小，这种制度越显得血淋淋的残酷。旧西藏的牢狱、锁链把农奴的财产和生存权压缩到最小的空间。
拉萨鲁布广场烈火熊熊。
喇嘛们心乱如麻。
当大铜锅里的水开始沸腾的时候，跳神开始了。10多名神汉、巫婆赤身裸体、披头散发，扮成妖魔鬼怪的模样，在广场上失去理智一般狂跳乱舞。神的灵魂与他们合二为一了，他们大哭大喊，念念有词，以示诅咒共产党是神的旨意。他们诅咒“红汉人”遭五雷轰顶，魔火烧身，消除一切恶趣之心。
一片混乱中，乃穷巫师出场。他头戴的那顶金冠，足有半米之高。他的手中是一根长矛。两个红衣喇嘛把他架到锅前。他用长矛在大锅里搅动片刻，即示意扣锅。已准备好的众喇嘛蜂拥而上，拿着铁棍、木棒，用力掀翻大锅，“哐啷啷”一声，一股掺杂着酥油香果的污水遍地横流。草人、草棚被点燃了，火光冲天。人群发出一阵呼啸声，以欢呼“胜利”。
扣翻后，乃穷又指挥众喇嘛，用帐篷布把扣翻的大锅，连同横溢的酥油茶和灰烬遮盖起来，声称七天以后看结果。据说通过验看地上出现何种印迹、形象，就可以推算出其所咒对象日后所得的报应。
这次活动，英国人黎卡逊一直在现场助威。而同样在现场的国民党办事处处长陈锡章则满脸冷峻，一言不发。
7月的罗布林卡，绿阴遮地，即使太阳如火，在这里也能感到一丝丝凉意。罗布林卡位于拉萨市西郊，意为“宝贝园林”，是达赖喇嘛的夏宫，也是噶厦政府办公的地方。
这是1949年夏季的一天，摄政王达扎召集噶伦、仲译钦布、孜本等官员15人，在这里举行秘密会议。看来事关重大，不仅摄政王亲自参与，连仲译钦布、孜本也来了。按噶厦惯例，日常事务均由4个噶伦共同讨论决定。遇有重大事务，需要同仲译钦布、孜本共同商议。如决断不了，而达赖又未亲政，就要向摄政王禀报。如果遇到重大边关事宜，摄政王、噶厦共同会商也无法定夺时，就要召集西藏扩大会议讨论决定。大会做出决定后，要加盖四枚公章转交噶厦，噶厦必须照办，并无修改的权力。
参加会议的人员到齐了。
达扎下令关闭门窗，连倒茶送水的人也不准入内。
这可是破了旧例。
在旧西藏，到处充斥着“花样不得翻新”的用语，老祖宗延用的思想和礼节轻易不能改变。它在封闭中以自己的方式不断放缓着发展的步伐。即使在夏天，官员中还有人戴着大皮帽来办公。按规定，噶伦们前来办公，前面要有一名侍卫官开道，侍卫官后面跟着一名随从和一名知宾，中间是骑着高头大马的噶伦，紧随其后的是三名随从。进入室内，噶伦之间要双手合什互致问候。入座后，噶伦将帽带解开，侍卫官趋步上前，把帽子摘下，挂在帽架上；噶伦不能自己动手，以示尊严。噶厦开会时，四位噶伦的侍卫官都必须守在门口，防止其他人随便入内。给噶伦斟茶时，噶伦各自的侍卫官来到藏桌前，一膝跪地，从怀中取出噶伦的酥油茶碗。茶碗外用一块红色或蓝色的绸布包着，内放一块白布，用于擦碗。碗擦净了，放在桌上。这时，噶厦的朗生提着一把银茶壶给斟上茶。侍卫官还得将碗托起，双手献上。噶伦喝完茶后，侍卫官将残茶倒掉，擦净包好，揣入怀中。有时茶倒上很久也不见侍卫官来敬茶，就是茶凉了，噶伦也不能自己端碗喝。即使噶伦上厕所，也得先将侍卫官唤入，待他把帽子从帽架上取下给噶伦戴上后，才能离开会场。噶伦走到厕所跟前，侍卫官又得上前摘下噶伦的帽子，举在手中，站在一旁等候。
达扎连倒茶摘帽的人也不准入内，可见事情之重大。
七十多岁的达扎，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他上台后，一副亲英嘴脸暴露无遗。1943年，他恢复了西藏“外交局”；同年，还同意在拉萨仲吉林卡成立英文学校，后因三大寺喇嘛强烈反对而停办；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西藏以所谓向美、英、中国“致敬”为名，派员赴南京参加国民大会，暗示独立态度；1947年又派人打着“雪山狮子旗”参加在印度召开的“泛亚洲会议”。
他盘坐在卡垫之上，缓缓说道：“印度驻拉萨代表黎卡逊先生向我们透露了一个消息，目前正值中国政局大变化的时刻，国民党可能垮台。但拉萨有许多共产党人，如不立即将他们驱赶出境，将来他们会充当内应，把解放军引进来。黎先生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名单和住址……”
说到这里，他望望首席噶伦然巴·土登贡钦和噶伦索康·旺钦格列、噶雪·曲吉尼玛。他们斜倚在墙边，身穿宫廷内库黄缎子制的藏袍，戴着红缨顶子帽，肩上披着蒙古式的披肩。自七世达赖时设噶厦机关，皇帝册封了四位噶伦，并规定他们的穿着。现在他们穿着清帝赐予的官服，正谋划着如何让西藏“独立”。索康正在打瞌睡，他的文化水平极高，老于世故，一向羡慕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并认为希特勒是“能够动摇世界的非凡人物”。他的生活十分放荡，每晚都要打牌、下棋、玩女人。据称他家的女佣人、侍女、奶妈共二十多人，无一不被他奸污过。即使拉萨街头的妓女、仓姑寺的尼姑他也不放过，且把此种丑行对自己的夫人津津乐道。他每天要玩到很晚，上午应该是他睡觉的大好时光。坐在他身边的噶雪·曲吉尼玛长得圆头圆脑，他正对达扎的话作洗耳恭听状：
“各位，这是关系到西藏政教宏业之大计，望严守机密：团结一心，认真办好。”
会议开得很漫长。
他们议到了国民党驻西藏办事处。说来话长：国民党驻西藏办事处筹建于1934年。此前国民党没在西藏设正式机构。民国初年，达赖一度亲英而与祖国内地若即若离，好在其晚年有了醒悟。1934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国民政府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黄慕松进藏吊唁，藏方同意留下代表团参议刘朴枕及一随员常驻拉萨，作为双方间的接触渠道：另在常驻代表处设一无线电台，以便与内地联络。
在国民政府支持下，倾向于祖国的摄政王热振活佛亲自去青海湟中寻找十三世达赖的转世灵童，而后国民政府又委派蒙藏委员会新任委员长吴忠信来拉萨，确定了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大典于1940年2月23日举行，吴忠信亲临主持。事后吴忠信征得西藏方面的同意，在拉萨正式设立了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隶属于蒙藏委员会，由孔庆宗任处长。1942年2月，蒋介石访印回国后，鉴于英国在亚洲应付印度独立运动，无力干涉西藏事务的有利时机，欲重新经略西藏。到1944年，国际形势发生更大变化，蒋介石决定遴选一位自己所信任的官员到拉萨去完成上述使命。经考虑再三，蒋最后看中了侍从室第四组秘书沈宗濂。沈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曾留学美国，为人精明干练，富有谋略。沈自进入蒋介石幕府后，潜心研究各类问题，为蒋出谋划策，其中有一份意见书，进言蒋利用当前时机，加强对西藏的经营。1944年春，国民政府关于委派沈宗濂为新任驻藏办事处处长的任命公布后，蒋介石召见沈作了一次长谈。他强调沈此番入藏使命重大，要沈在不引起英印当局疑虑的情况下，宣传中央的实力和统一。中国的决心；强调中央政府对藏族人民的一贯友善和尊重态度；要求西藏方面同意履行前经由中央政府派员勘察康藏公路的修筑路线，一俟战争结束，即动工修建；另计划在拉萨设立电报局、银行、医院等，并扩大或充实拉萨原有小学校的数量和规模。
蒋介石答应，拨出一笔特别款项，以黄金、外币计算，作为沈此行的活动经费；凡遇重要机密事宜，沈可直接致电蒋本人请示，不必再经过蒙藏委员会。为此，侍从室机要组专门发给沈一密码本供其使用。
1944年，沈宗濂一行分两批由重庆乘坐中航客机抵达印度的加尔各答。沈去新德里会见了英印当局外交部长卡罗爵士，接着返回加尔各答，经噶伦堡到达拉萨。沈由已驻藏10年的办事处藏文科长李国霖陪同，分别拜访了噶厦的主要官员、三大寺和上下密院的堪布、大小活佛等，赠送礼物，有的还个别宴请。此外，对三大寺和上下密院的僧众颁发了布施。最后，约期拜见了达赖喇嘛。沈在拉萨活跃一时，显示不凡身手，令拉萨上层人士刮目相看。在对西藏情况深思熟虑之后，沈宗濂在一封绝密电文中为蒋介石提出两点重要意见：
第一，为加强同西藏的联系，应切实控制住西藏，使其不致倾向英印方面。当务之急是要迅速修建那条与滇缅公路相仿的康藏公路；而欲进行这项重大工程，又必先消除刘文辉割据西康的局面，并在彻底改组四川省政府的基础上，将西康省并入四川；派中央大员(例如吴忠信)，率一支中央军(建议使用胡宗南的一部分军力)坐镇成都、西康、康定一带。再借用该部队力量加速修通这条公路。
第二，利用蒋介石前次访印的影响，在联合国支持印度独立。同时由国民党中央派员同印度国大党会谈，订立君子协定，澄清印度独立后与西藏的关系，要其承认西藏为我领土的一部分。
但因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一心忙于内战，无暇顾及西藏，沈宗濂便萌退意，称自己患有心脏病，不宜久居高寒地带。蒋于1947年初任命其为上海市政府秘书长。
沈宗濂调离后，国民政府决定由办事处主任秘书陈锡章代理主任一职。
噶伦们判断，现国民党在中国失败已成定局，共产党必取而代之。共产党实行红色俄罗斯制度，是要消灭宗教的。西藏是佛教圣地，与共产党水火不相容。
会议突然宣布，要在两周之内，把他们前不久还祈愿能“赢得胜利”的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和在拉萨小学、医院的官员、教师、医生，以及在拉萨市内从事商业、手工业、服务业，乃至当喇嘛的汉人、回民及家属一百多人，全部驱逐出藏。并对汉人离藏的时限、路线和护送兵力等都做了具体布置。
噶厦还发布一道正式命令，让四品官夏扎·甘登班觉组织一次转神山、念咒经活动。据一部叫《噶雪森姆》的西藏经书记载，在拉萨河流域和南域山川间，仰卧着一个巨大无比的可怕妖魔，但因为有四大神山和周围二十多座小神山镇着，才一直没有作乱。这四大神山是，哲蚌寺后面的培关孜日山，拉萨东北的觉莫西西日山，曲水的加桑曲乌日山和桑耶哈布日山。从前，但遇天灾人祸，或是达赖喇嘛生病，噶厦都要命令这一带的群众转山、念经。这次，噶厦要求20个县的男女老少，放弃一切活动，全部去转神山、插经幡，并按惯例给大小二十多座神山拨供俸银，共拨藏银250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