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五我还发愁怎么一个人度过双休日，到了周一的早上，我忽然发现自己出不了门了。
我在MSN上跟何樱姐说：“我能不能申请用年假啊？”
何樱似乎很失望，停顿了半晌，还是回答我说：“没关系，要是还觉得不舒服，我就帮你再请几天病假吧。反正你本来也说住院要住到这周末的。”然后她还是忍不住问我：“那么，你打算哪天来？”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最晚再下周一，你一定要来上班了。”何樱向我宣布，她这个老好人还找了个借口，“下周二开庭，这个案子你出了这么多力，法庭上很多情况还要靠你陈述。你周一来复习一下材料，周二正好跟我一起去。”其实我知道，工作何止这一件。
可是我没有办法，我的精神好像一下子瘫痪了，不要说走出门去，连在MSN上多打几个字都困难。我像一个失事的船员，抱着一块细小的木板漂浮在绝望的汪洋中，只剩最后一点气力勉力不让自己沉下去，这已经让我觉得艰难异常。
凭着在医药公司的耳濡目染，我意识到自己恐怕是得了抑郁症。
七月十三日周二，我睁着眼睛看着天边一点点亮起来。几个小时后，明晃晃的阳光照得我几乎窒息，我茫然得像一滴即将被晒干的水。我什么都不想做，除了一个念头，一个疯狂的念头，我想逃离这个世界，立刻。我只需要一把刀片，五公分见方，纸一样薄的刀刃。一秒钟之后，我就解脱了。
最无助的一刹那，我忽然想起了那两大瓶“爱得康”。我还没来得及把它们交到公司，六月二十七日傍晚，在论坛上看见了凶手对我的“判决”之后，我就把它们放到了卧室写字台的下柜里，放到柜子的最深处，外面还塞了一件毛衣作掩护。如果它们还没被比尔发现的话。
我摸到了瓶子冰凉的外壁。
我想起徐晨把它们交给我时，曾经说：“都在这里了，每瓶八百四十颗药丸，一颗都没有少，不信你点点。……也没有掺安慰剂，不信你还可以尝尝。”
我把两个瓶子从柜子里挖出来。我拿起一瓶，拧开瓶盖，它们拥挤着，像一堆细小的宝石，在阳光下散发着近乎妖冶的光亮。我拈起一颗莲红色的药丸凑近唇边，闻到了甜酒酿的气味。小时候妈妈亲手做的酒酿小丸子，还夹杂着白以前上海旧城街头时常飘浮的香气，我细细回想，是家家户户天井里的白兰花在夜晚散发的气息。
七月七日夜晚，在病房里，我曾经问过孟雨：“你真的没有自己试过这种药吗？”
孟雨答：“可能是我还缺少献身科学的勇气吧。这种药就算在十个人类身上不起作用，并不等于它在第十一个人类身上也不起作用，就算当时不起作用，也并不等于一年以后、五年以后不起作用。再说了，这十个志愿者表面没有显示出变化，并不等于他们的内心没有变化。”
当清晨再次来临的时候，我抓着两个药瓶，蹒跚着走到卫生间里，把药丸倒进了抽水马桶，按下了抽水键。
七月十五日周四中午十一点二十分，有人从床上拖起我，拍打着我的面颊。
是王小山，他从牛奶箱里找到了钥匙，打开房门。他对着我大喊大叫：“给你打了这么多电话你也不接，你到底在搞什么？”他逼着我梳洗更衣，吃下一碗方便面。我估计这是他刚从门口的Seven–Eleven买了端来的，幸好他没买袋装面。然后他不由分说拉着我出门。
“徐鸣之回来了！”他使劲把我拽下楼。
我想起之前，我们曾经一直苦苦等着徐鸣之回来，因为徐鸣之是任锦然关系最好的同学，无话不谈。可是现在，任锦然的自杀已经定案，连这一串事件的凶手都抓住了，还翻腾任锦然的私生活做什么呀。
“你这个窥视狂，你无聊。”我一路骂骂咧咧。
王小山今天颇有点讨好我的态度，他在出租车上对我说：“徐鸣之告诉了我一个重要的事实，这让案子的一个环节变得不大合理了。你帮我想想？”我不知道他这样对我说，是因为想让我振作起来，还是真的遇到了什么疑难。
徐鸣之在文化集团大厦的顶楼咖啡厅等我们，她工作的《新申晚报》就在六楼，属于文化集团。看来她已经回到单位上班了。
国有企业的咖啡厅非常古老，咖啡是速溶的，十五元一杯，还有调羹插在杯子里。好在沙发够宽大，靠着落地玻璃窗，半个上海的景色一览无余。徐鸣之坐着看一份报纸，她的打扮看上去清爽精神，豆绿色的无袖长款针织衫，这种颜色恐怕只有她这么白皙的肌肤才敢穿，米色抹胸，浅色牛仔中裤，米色高跟凉鞋，两条美腿并拢侧放着。
她换了发型，头发剪短了，贴着脸颊。看得出，这种发型扎得她有点不习惯，当她抬起头跟王小山打招呼的时候，她不经意地拨开脸颊边的头发，我注意到她的左边脸颊有一条粉红色的细痕，从耳根一直到嘴角。
“她是谁？”徐鸣之指着我，嘴角轻微地撇了撇，她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声音快而尖细。接下来说话的时候，她一直朝向王小山的方向，故意把脸的侧面留给我。
“我在电话里已经跟你说了，”她放慢了一点语速，“我不是苏亚帖子里说的那个‘小妹妹’网友，我是二〇〇四年才认识张约的。我也没有在苏亚那时候工作的出版社实习过，我压根就没见过苏亚。张约当年的网友，是任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