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印象中的儿时故乡，要比现在寒冷得多。那里一年差不多有一半的时间，早上起床拉开窗帘，便能马上看到结冰的池塘。似乎还有这样一两个月，大湖里的水会渐渐变得微甜。到这个季节，面容已全然模糊的父亲，他会雇一艘白色的水翼艇，自有游船停泊的码头出发，带着全家驶向湖心的岛群。
出航时的天气很好，我看到巨大的彩虹自水天交接的深色线条旁跌落，父亲融化在波光中，而我正坐在母亲的膝上，对着眼前无比广阔的世界放肆地哭叫着……
这就是我最初的记忆。
随祖父搬到拖拉机厂之后，我便有机会从点着永不熄灭火焰的广场出发，沿着林荫路走到有名的“柱子饭店”。我总是记得那个饭店：“白色柱子像人的肋骨，红色墙壁似人的血肉”——这是在工厂学校里流传的童谣，我总共也只记住了这么一首。因为，我实际上并未在学校待上超过一周的时间：当那老家伙发现我每天都没去学校，而是像我刚说的那样四处游荡时，他就不再允许我出门了。
这也是我被迫要杀死他的理由之一。
“柱子饭店”在主道上。继续走下去，先经过电影院，再经过大学的四层主楼，就可以来到带着漂亮尖塔的米黄色火车站——那作为我故乡的一景，在我心目中比皇帝金碧辉煌的离宫（在我的时代里，那地方理所当然地是一座博物馆）还要清晰。
在我八岁的脑中留下故乡火车站的最后映像之前，祖父正打算用皮带逼迫我去一个遥远的邪恶国度——这个国家我现在也常去，看过即知：它并不比这地球上的其它地方要糟糕多少。
但在当时，这整件事却是被伟大存在所唾弃的。祖国的舆论引导了八岁的我，让我选择了一种正义：我对背叛正义的一切人投去仇恨的目光。
我知道，那个结实的老头，他表面上也是维护正义的：我看到许多人这样，但私底下却总是另有一套。这是在讲述英雄故事时最常运用的手法——先是对你亲近，消除你的戒心；一拿到完全的信任，就用利斧从背后砍你的脖子。
真正的正义在政治犯们那里，在我父母那里——只有他们是完全正直的。而伪善者们害怕失去伟大存在的庇护，只得谋害了他们：将他们押往首都，封住他们的嘴，当着伟大存在的面处死了他们。
我痛恨这一切不公平：现在回想起来，凡此种种或许只是对祖父那鞭子般的皮带抽打衍生出的反射性逆反，借用选择成为伟大存在无名使者的方式来逃避残酷现实而已。孩子一旦相信自己拥有某种力量，便会对此深信不疑；如果是诞生了某个古怪的结论，也定要想方设法去证实它的确凿无误——在故乡的那段时间里，各种各样的自我安慰充斥着我的童年，将我催眠为一个坚信自己与众不同的孩子。为了满足被压抑自我的成长需求，我履行着阴谋论式的推理，假设父母是被祖父告发，同时幻想着属于自己的英雄故事。
我偷看工厂的账簿、翻拆贴着斑斓邮票的信件、检查书柜里每本书的夹页（掏空的书里可能会有把黄铜钥匙，页码和页码之间也许夹着一张联络信函——天知道呢！）、向看上去十分友善的厂房守卫和公文秘书打听自己祖父在言行上是否有可疑之处……由于我的缺乏手段和自以为是，这类疑似间谍的古怪行动很多都被逮个正着，或者在很短时间内就被人毫不留情地揭发。结果就是皮带越抽越重，我也越来越坚信这个恶毒的老工厂主——我那时唯一知道的亲人就是谋害了我可怜父母的元凶。
伟大存在的敌人。
现在也有些说不清：究竟是因为我的叛逆导致祖父的凶恶，还是祖父的凶恶诱发了我的叛逆，抑或两者相互影响、交替成长……即使是在为自己的童年辩护，我也得说：至少在最开始，那陌生的老人是对我不够好的——请原谅，因为我的记忆此刻依旧十分固执地肯定这点：在我最渴望得到安慰的时候，他却将我当作了他的儿子，赏了一顿结结实实的皮带。此种暴行显然触怒了伟大存在：或许祖父觉得这不过是跟小孩子玩的角色交换游戏，但我从来没有将它们看作儿戏。
这是场一个人的圣战。
先是哭泣，接着叛逆，然后诅咒，很少有孩子会将仇恨付诸行动。但我既然受了由祖国教育那里得来的，和伟大存在时刻紧密相连的流毒，就无法不去痛苦地承担少年们应尽的责任，“勇敢地站出来，我要和这些道貌岸然的恶人们搏斗”——即使他们的首脑是我的祖父也决不例外。
相信我：我那两年宝贵的童年时光，全都消耗在了这样的一种矛盾之中：先天而来的人类道德、对于血亲的天然依赖以及物质生活的相对优渥，全力对抗着无上正义和伟大存在赋予的使命感。说到使命感，以及责任、社会道义等等相似的配套词汇，现在我认为，这些都是既看不见，又不能得到切身好处的空洞概念——这样解释当然很易招致不满，但既然是在写一本自传一样的东西，就最好不要有什么不诚实：这是我在荒野中求生时养成的习惯，也可以看作是对儿时背负的过重使命感的反弹。说实话永远都是最轻松的，这样你在再次开口的时候就不会总是有所顾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