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个朋友自杀后，我辞掉了在工厂里组装手机的工作。他死前告诉我，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木偶，但我知道他不是，他从楼顶跳下，摔出了很多的血，在冬天里热气腾腾。
我决定去抢点什么，直截了当地改善或毁掉我的人生。我搞到了一把假枪和一把真刀，这已经是我能力范围内的极限了。我先是想到了银行，但银行更像是一座坚固的城池，我单枪匹马，应该难以打破它。于是我决定退而求其次，去洗劫一家相对柔弱的金店。
我选择的目标在一家商场里，确切地说，它算不上一家店面，只是几个围在一起的玻璃柜台，两个懒散的年轻女孩把守着它们。我花了两天的时间勘察地形，拟订计划，当这一切都准备就绪之后，我却遭遇了胆怯。一连四天，我每天背着挎包，坐在商场供顾客休息的塑料座椅上，盯着不远处的珠宝柜台，积攒着冲上去砸碎玻璃的勇气，但这勇气就像绵软无力的海浪，涌上来后又很快退下去，我孤零零地坐着，仿佛被搁浅在这里。
我是从第二天开始留意到那个女孩的，那天，她从外面走进来，经过珠宝柜台时停住了脚步，弯下腰朝柜台里看。她穿着一件廉价的红色收腰外套，那是一款城市女孩不大可能会穿的服装，被她穿在身上，干净同时带点土气。我想起上午曾在门口见过她，她鲜艳地坐在一棵刚刚被移植到马路边不久的银杏树下，用一种纤长的草叶编织蜻蜓、螳螂和蚂蚱，摆在一块花布上以两元一只出售。她很沉默，手指却异常灵巧，草叶的边缘锋利，在她手上留下了许多细小的伤口。
第三天和第四天，在差不多的时间，她都短暂地出现在柜台边。我知道她看的是项链，那个柜台里只有项链，白金的，戒指则是在下一个柜台。她想要一条项链，但却不能拥有，只能用眼睛隔着玻璃抚摩它们。那天下午，我站在路边默不作声地看她编了一会儿蜻蜓。想用这些草来换一条白金项链，这太难了，不是不可以，只是太难，难得让人心寒。
我回到商场，从挎包里拔出榔头和塑料手枪，走向珠宝柜台，只一下，玻璃就碎了。周围开始有女人发出尖叫。我丢下榔头，把手伸进柜台，抓起满满一把黄金、白金塞进挎包，转身朝商场深处冲去，那里有一道员工进出的小门，平时虚掩着。我飞快地穿过这道小门，再翻过一道墙，从楼后的小巷顺利逃离。大概是看在那把塑料枪的面子上，没有人出来追我。
一周后，我戴上口罩和风帽，打了一辆车来到商场门口，她还在树下编织着昆虫，身形同那株不知能否成活的银杏树一样单薄。我走过去，弯腰把一个扎着绳结的小盒子放在她面前。她抬起头，诧异地望着我，嘴巴里忽然发出“啊啊”的声音，双手飞快地比画着，像是在询问我，我木然地盯着那两只用来说话的手，转身离开。
几天后，我离开这座城市试图南下，半路上被抓，随即被判刑十年。第二年时，我结交了一个新来的狱友，他叫白彪。我只知道他是个杀人犯，被判死缓，对他的入狱原因，他一直讳莫如深。从他那里，我才知道什么叫摄像头。
每年都有一两次，我会梦到那个女孩，她戴着我送她的项链，看上去很开心。在梦里她还是十八九岁的样子，最近的一次也是如此，但我知道，十年过去了，她最少也该二十八九岁了，如果在街头偶遇，可能我已经认不出她了，除非她还坐在商场门前的银杏树下用草叶编织昆虫。
出来后不久，我去了一次那里，树还在，她自然不会在。十年那样久，天涯又那样远，谁知道她会去哪里呢？
我找了份在物流公司搬运货物的工作。又过了九年，我唯一的朋友白彪出狱，为他接风的酒桌上，他喝得有些醉了，终于说起了入狱的原因。
“我原本只是想偷她那条项链，从没有想过要杀人，可那个哑女拉住我不放，情急之下，我只好捅了她一刀。”他叹息，“被关了十八年，就为了一条破项链，怎么想怎么不值。”听到酒杯落地的破碎声，他抬起头，诧异地问我，“你怎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