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未在安娜的诊所就诊过，从未接受过心理治疗，但这并不表示我没有这种需要。恰当的心理咨询对任何人都有益处，只是我太注重隐私，不轻易向人交心。世上没有所谓的“绝对职业道德”。我是个医生，也了解别的医生。做医生的总难免彼此交换意见，和亲友说长道短，他们向医药之父希波克拉底发誓绝不泄漏病人隐私，转身却到处散布秘密。安娜把所有的灯都关了，近午的天空灰暗如薄暮，玫瑰色的墙壁映着炉火，整个客厅透着说不出的温暖舒适。安娜已然为我布置好诉说心事的舞台，我忽然忸怩起来。我拿起火钳，她则拉了把矮凳，两脚往上一搁，然后注视着我，有如一只盘旋在老巢上方的巨鸟。
“如果你继续沉默，恐怕永远无法渡过这难关。”她坦率得近乎残忍。
悲伤涌上喉头，我用力吞咽。
“你真的遭受了创伤，”安娜又说，“你不是铁打的，凯。即使再坚强，也无法若无其事地照旧过日子。本顿死后我就打了好几次电话给你，你都没回应。为什么？因为你不想谈。”
我再也无处躲藏，泪水滚落脸颊，血一般滴在腿上。
“我经常对那些不愿面对自己问题的人说，清算之日迟早都会来临。”安娜身体前倾，吐出的话直刺我的内心。“你的清算之日就是今天。”她盯着我，用手指了指，说，“你该吐露真话了，凯·斯卡佩塔。”
我两眼朦胧，低头望着膝盖，宽松的裤子早已泪湿。我呆想着那些泪滴该是正圆形，因为它们是垂直滴落的。“我永远摆脱不了。”我绝望地低声说。“摆脱什么？”安娜对我的话产生了兴趣。
“工作。任何事都会让我联想到我的工作，那些我一向很少谈论。”
“我要你现在就说出来。”
“很蠢。”
她等着，这位耐心的渔人知道我就快上钩。我告诉安娜一些让我自觉难堪甚至荒谬的事例。我从来不喝加冰块的番茄汁、蔬果汁或血腥玛丽，因为冰块融化的情形很像血液凝固时形成血清的样子。我上医学院以后就不再吃动物内脏，任何一种都别想上我的餐盘。记得有一次在希尔顿海德岛，我和本顿清晨到海边散步，退潮后的沙滩上出现一条条褶皱似的灰色波纹，像极了胃袋的内壁。我的思绪飞驰，多年前的一趟法国之旅首次在记忆中苏醒。那是我和本顿难得的假期，我们真正暂别工作，尽情参观了勃艮第区，在杜鲁安和杜加特老酒厂的广阔葡萄庄园里流连，进酒窖品尝了香贝坦、蒙塔谢、蜜思妮和沃恩·罗曼尼等名酒。“我依然记得那股莫名的感动，”我和安娜分享着封存已久的记忆，“早春的阳光洒下来，在山坡上扭曲的冬季葡萄残株上流动。藤蔓都向一个方向伸展，奉献出最美的精华。我们鲜少注意它们的特质，也不常费神去体会好酒在舌尖奏出的微妙协奏曲。”我的声音渐渐低下去，安娜静静等着我继续。“这就像大家只会关注我的案子，”我说，“只问我丑恶的事，其实我是多面的。可我不是那种随到随演的廉价恐怖电影。”
“你觉得孤单，”安娜柔声说，“觉得不被理解，或许就像那些案件的遇害人一样被剥夺了人性。”
我没有回应，只是继续打比喻，讲述着那几周和本顿搭火车游遍法国，最终抵达波尔多，愈往南屋顶愈红艳。初春的树梢上冒出点点嫩绿，闪烁如梦。所有大川小河奔流向海洋，一如人体所有血管均始于心脏也终于心脏。“大自然的和谐实在令人惊叹，大小溪流的分布仿佛人体的循环系统，而岩石则如衰老疏松的骨头，”我说，“至于大脑，最初平滑的皮层日渐卷曲出现沟裂，就像山脉历经千年终于成形。我们都受制于同样的物理法则，但又并非绝对。拿大脑来说吧，就不像表面那样简单，乍看之下它并不比一朵蘑菇精致。”
安娜点着头，问我是否和本顿分享过这些体会。我说没有。她又问我为什么没想到要拿这些不会妨碍什么的感受和他、和心爱的人分享。我回答说得好好思考一下，因为我也不确定。
“不行，”她提醒我，“别想，就凭感觉。”
我陷入沉思。
“别去想。凭感觉，凯，用心感觉。”她把手掌按在胸口。
“我必须想。我这一路走来都是靠的脑袋。”我辩解道，心生戒备。我游离于刚刚闯入的神秘空间，然后回到现实，再度面对所遭遇的一切。
“你这辈子靠的都是认知，”她说，“而认知就是感受。思考则是处理感受的方式，却往往会蒙蔽真相。为什么你没想到和本顿分享自己诗意的一面呢？”
“因为不是很认可这一面，毫无用处。在法庭上拿大脑和蘑菇作比较，是得不到结论的。”
“哦，”安娜又点头，“你惯于在法庭上运用各种类比，也因此成为极具影响力的证人。你重现画面，好让大家都能明白案情。可你为什么不和本顿分享刚才描述的那些联想呢？”
我不再摇晃摇椅，动了动受伤的手臂，将石膏搁在大腿上。我别过头去，望着窗外的河水，忽然发现自己也像布弗德·赖特那样回避起问题来。几十只加拿大雁像深色长颈葫芦似的围着株老梧桐栖息在草地上，拍打着羽翼啄食。“我不想漫游于镜中世界。”我开口说，“我不是不想告诉本顿，是任何人都不想告诉。我根本不想谈论那些。只要不去碰触那些无意识的意象和联想，我就不会……嗯，不会……”
安娜又点头，这回格外用力。“只要不理会那些，你就不会把想象力带入工作。”她接过我的话。
“我必须保持客观、专业，这一点你比谁都清楚。”
她端详着我说，“是这样吗？或者是因为，一旦想象力作用于工作，必然会引发一些难以承受的苦痛？”她探身靠近我，手肘支着大腿，两手比画着。“举个例子，”这一短暂停顿很有技巧，“在掌握了黛安·布雷案的所有科学和医学真相后，你也许稍作想象便可以重建她垂死前那几分钟的场景？那些细节会像影片那样生动地在你脑中播放——她遭袭流血、被殴打噬咬，直到咽气，是吗？”
“无法承受。”我只说了这么一句。
“要是能让陪审团观看这种影片，岂不更有说服力？”
不安的悸动有如数千尾小鱼在我的皮肤下钻游。
“可依你的意思，你一旦开始漫游镜中世界，”她继续说，“它的尽头又在哪里？”她两手一摊，“啊，说不定没有终点，而你，终究会被迫去观赏本顿之死的影片。”
我紧闭眼睛，抗拒着她的话。千万不要，上帝，求求你，别逼我看那个。但我脑中一闪：本顿倒在黑暗中，被枪指着脑袋，一片奚落声响起。探员先生，你很了不起，是吗？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你不是能看透我们、猜中我们的心思，能预言一切吗？他没答理他们，被胁迫着走进宾夕法尼亚大学西侧一个下午五点便关门的小杂货店，本顿就要死了。他们将百般凌辱折磨他，而他最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尽可能减少痛苦和屈辱。他知道只要时间足够，他们绝不会手软。巴基斯坦人的小杂货店里一片黑暗，只有火柴微弱的光亮。细小的火焰在那两个变态杀手来回走动掀起的气流中跳动不止，他的脸在这火光中浮动。他死后，他们放火烧了杂货店。
我睁开眼，发现安娜在对我说话。冷汗有如蛆虫沿着我的身体两侧往下爬。“抱歉，你说什么？”
“非常、非常痛苦，”她一脸悲悯，“无法想象。”
本顿的身影浮现在我脑中。他穿着他酷爱的卡其色长裤、索康尼慢跑鞋，他只穿这个牌子的慢跑鞋。我常揶揄他执拗，一旦喜欢上什么眼里便只有它。上身还是那件露西送他的弗吉尼亚大学运动衫，深蓝底色上印着橙色的字，穿了几年早已退色软塌，过短的袖子干脆被他剪掉了。我很喜欢他这个模样，穿着旧运动衫，满头银发，五官干练，目光锐利深邃，搭在椅子扶手上的手略微弯曲。他的手指如钢琴家的一般纤长，说话时总会做出丰富的手势，抚摸我时总是无比温柔，当然这种时候愈来愈少。我毫无保留地向安娜倾吐这些，仿佛这个逝去一年多的男人还活在某个地方。
“你觉得他有什么秘密没告诉你吗？”安娜问，“你在他眼里看见什么秘密了吗？”
“哦，多数是工作上的。”我声音颤抖，呼吸艰难，“很多事情他习惯独自承受，例如对某些案子的洞察，某些残忍到不忍让他人知道的细节。”
“连你也一样？还有什么残忍的事情是你没见过的？”
“受害者的痛楚，”我轻声说，“我不需要目睹他们的恐惧，听他们的惨叫。”
“可你也能重建犯案过程。”
“不一样，完全是两回事。本顿接触到的很多罪犯喜欢把残虐受害者的过程拍照、录音，甚至拍成影片。本顿必须看那些图像，听那些声音，这我一直都知道。有时他回家时脸色非常难看，用餐时话不多，吃得也不多，喝酒还特别凶。”
“可是他不会告诉你——”
“绝对不会，”我感伤地打断她，“不会。那是他的禁地，没人可以闯入。我曾经在圣路易的一所死亡研究学院教书，那还是我职业生涯的早期，我尚未移居此地，任职迈阿密的代理首席法医。我开了一门关于溺水的课程，下定决心全心投入为期一周的教学。有天下午，一位法医心理学教授在性犯罪解析课上放了一些真实受害者的幻灯片。一个女人被绑在椅子上，凶手用绳索紧箍住一边乳房，用针刺进乳头。我永远忘不了她的那双眼睛，就像地狱里的两潭黑水，嘴巴则大张着尖叫着。我还看了一些录像，”我平淡地往下说，“一个女人被诱拐、捆绑、凌虐，最后被枪指着脑袋。她一直呜咽着喊她母亲，不停哀求、哭泣。那是在地下室吧，影像很暗很模糊。枪声砰地响起，然后一片死寂。”
安娜一言不发，炉火噼啪作响。
“当时屋内大约有六十名警察，我是其中唯一的女性。”我加上一句。
“而受害者又都是女性，你一定更痛苦。”安娜说。
我想起当时某些男人的态度，难抑胸中怒火。“有些人觉得性虐杀的镜头很刺激，”我说，“从他们的脸上可以看出来、感觉到。有些犯罪心理分析员也一样，包括本顿小组里的某些成员。他们喜欢叙述泰德·邦迪从背后奸杀女性的情节：受害者眼珠鼓出，舌头外吐，他则在受害者死亡的瞬间达到高潮。本顿的同事似乎乐于描述这类场景。你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吗，”我目光如刺地逼视着她，“看着照片或录像里的尸体，看着他人受折磨、被残杀、惊恐之至，同时又发现周遭的人在暗自享受，甚至觉得很受挑逗？”
“你认为本顿也这样吗？”安娜问。
“他没有。他时常得看这些东西，每周一次甚至几次。挑逗？门儿都没有。他得听那些惨叫，”我开始兜圈子，“得听他们哭喊求饶。那些可怜的人不知道。就算知道，还是会忍不住尖叫。”
“不知道？那些可怜的人不知道什么？”
“哭喊只会让凶手更兴奋，哀求、恐惧也一样。”我说。
“你觉得本顿被绑架，然后被带到那间阴暗的小杂货店后，有没有哭泣哀求？”安娜就快得分了。
“我看过验尸报告，”我躲回安全的专业领域，“基本上反映不出他死亡前的情形。他的遗体被严重焚毁，大部分组织都被烧焦，可供观察的不多，例如看不出他被割喉时是否还有血压。”
“他的头部有一处枪伤，是吗？”安娜又问。
“是的。”
“你认为哪个在先？”
我哑然望着她。我不曾思考他的死亡过程，根本做不到。
“想象一下吧，凯。”安娜说，“你心里有数，对吧？以你的经验，不可能不知道。”
我内心如同那间小杂货店般暗淡。
“他采取了某种行动，对吧？”她倾身凑向我，步步逼近，都快贴上矮凳了，“他赢了，不是吗？”
“赢？”我清清嗓子，“赢！”我大喊，“他们割下他的脸，把他烧了，而你竟然说他赢了？”
她等着我继续说下去，我却久久不吭声。她站起来，走向炉火，顺手轻触了一下我的肩膀。添了块木柴后，她转身注视着我，“凯，我问你，他们为什么要在完事后对他开枪？”
我揉揉眼睛，叹了口气。
“割下受害者的脸是一种作案模式，”她继续说，“纽顿·乔伊斯的所有受害者无一幸免。”她指的是恶魔嘉莉·格雷滕的男性犯罪同伙。和这两个变态凶手相比，邦妮和克莱德这对雌雄大盗的犯罪过程简直就成了幼年时看的卡通片。“乔伊斯习惯把受害者的脸剥下，储存在冰柜里当纪念。他本人相貌平平，一脸坑坑洼洼，”安娜又说，“因此非常忌妒他人的美貌，并以残忍方式夺取，对吧？”
“我想是吧。就我们对这类犯罪行为的研究来看，这一说法没错。”
“剥除脸部的时候必须小心谨慎，以免破坏它的完整，这也是他从来不采取枪杀的原因，再说枪杀也太轻松了。”安娜耸了耸肩，“结束得太快，或许也太过仁慈。相较而言，被割破喉咙不如挨子弹好受。既然这样，为什么纽顿·乔伊斯和嘉莉·格雷滕要枪杀本顿呢？”
安娜站在我身边，我抬头看着她。“因为他说了什么，”我终于吐出一句，“一定是这样。”
“没错。”安娜坐回去，“就是这样。”她伸出两手，像是在指挥车流过路口般鼓励我，“是什么，他说了什么？凯，告诉我。”
我回答说，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但肯定有所行动，激将某人失控而输了全局。这一枪完全出自冲动，是一种非主观的反应：他们当中的一个拿枪抵住本顿的头部扣了扳机。砰！所有乐趣就这么结束。本顿没有了知觉，再也感觉不到之后发生的事。他死了或濒临死亡，已然失去意识。他感受不到刀割的痛楚，或许连刀影都看不见。
“你非常了解本顿，”安娜说，“也了解这两个凶手，至少了解嘉莉·格雷滕，因为你们老早就认识。你认为本顿说了什么，是对谁说的，又是谁开的枪？”
“我无法——”
“你可以的。”
我望着她。
“是谁失控了？”她一步步将我逼近我一直缺乏勇气去面对的那个角落。
“她，”我从心底深处喊出，“嘉莉，因为事关私人恩怨。她认识本顿已有时日，早在匡提科工程研究处任职时就认识。”
“她和露西也是在那里认识的，只是更早，有十年了吧。”
“是的，本顿对嘉莉的了解之深，恐怕不亚于你对这类蛇蝎人物的认识。”我补充道。
“他到底对她说了什么？”安娜的目光回到我身上。
“也许和露西有关，”我说，“让她感觉受到了侮辱。他出言羞辱她，提到露西并嘲弄她。应该是这样。”这话从我的潜意识直通舌头，脱口而出。
“在匡提科时嘉莉和露西是情人，”安娜补充道，“两人都在工程研究处进行人工智能计算机系统的研究。”
“当时露西只是个实习生，还算是孩子，而嘉莉利用工作之便诱骗她。那个实习机会还是我替露西争取到的，”我难过地说，“就是我，她最尊敬最崇拜的姨妈。”
“事情的发展让你大吃一惊，对吧？”安娜意有所指。
“嘉莉利用她——”
“让露西变成同性恋者？”
“不，这么说倒夸张了，”我说，“没谁有能耐改变别人的性取向。”
“还是，害死了本顿？这么说不夸张吧？”
“我不知道，安娜。”
“也许是某段往事、某件私事——没错，本顿一定提及了跟露西相关的事，激怒嘉莉冲动地扣了扳机。”安娜总结道，“他没像他们计划的那样死去，”她都有点兴奋了，“没有。”
我静静摇着摇椅，凝望着窗外灰暗的天空^风声渐起，后院那片枯死的树枝和藤蔓摇摆着，让我想起里那株向多萝茜丢苹果的愤怒的树，安娜一声不吭地站起来，好像就诊已结束。她离开了客厅。我们谈的也够多了，于是我去了厨房。中午露西健身结束回来时，我正在开一罐番茄，一锅意大利面酱刚放在炉子上炖。
“要我帮忙吗？”她看了眼切菜板上的洋葱、甜椒和蘑菇，“单手很不方便吧。”
“找把凳子坐下，”我对她说，“我的适应能力恐怕会让你大吃一惊。”我逞能地说，打开了罐子。她笑了笑，从操作台那头拉过一张凳子坐下。她仍然穿着慢跑装，脸上多了抹神秘意味，让我想起窗外的河流映出第一道晨曦的情景。我用受伤胳膊的两根手指固定好洋葱，开始切片。
“还记得我们以前玩的游戏吧？”我把洋葱片摊平，开始切丝，“你十岁的时候？也许你不记得那么久远的事了。我是永远忘不了。”我语气夸张，刻意要她记起她曾是个多么顽劣的孩子。“我敢打赌，你一定不记得我替你请过多少次事假。”我大胆地直击要害，也许和安娜的谈话让我变得无所顾忌。经过那一席赤裸裸的交谈，我只觉沮丧、疲惫。
“我没那么差吧。”露西眼睛一亮。她最爱听我讲她的调皮捣蛋，每每都会仔细倾听。
我抓了把洋葱丝丢进锅里搅拌。“老实果汁，还记得吗？”我问她，“有时候回家，通常是下班后，看你的表情就知道你又闯祸了。我会让你坐在客厅里那把红色的大椅子上，记得吗？在温莎农庄那栋房子的火炉边？然后我会端一杯果汁给你，告诉你那是老实果汁，你喝下后便招供了。”
“有一次趁你不在家偷偷把电脑格式化了。”她大笑起来。
“十岁的小不点，居然把我的硬盘格式化，我心脏病差点发作。”我记起来了。
“嘿，我把所有文件都备份了啊，只是想吓你一跳而已。”她真的乐于此道。
“那次我都想把你送回家去。”我拿洗碗巾擦拭左手手指，以免石膏沾上洋葱味，心头掠过一丝甜蜜的忧伤。我不记得当初露西为何会搬来里士满和我住。我不是孩子王，也没带过孩子，压力极大。当时多萝茜正面临危机，似乎是逃出家再婚了，也或许是因为我抹不开情面。露西崇拜我，而我不习惯被崇拜。每次去迈阿密看她，她总是跟着我满屋子跑，像个足球似的紧黏在我脚边。
“你才不会把我送回家。”露西挑衅地说，眼里却闪过一丝怀疑。没人疼爱是她一生潜藏心底的最大恐惧。
“我若真那么做，原因肯定只有一个：怕自己无力照顾你。”我靠着操作台，回答说，“绝不会是不喜欢你，虽然你是个小害人精。”她又狂笑起来。“我无论如何都不会把你送走，那对我们俩都不好，尤其对我。”我摇摇头，“真庆幸有这个小游戏，我才得以进入你的小脑袋，知道我不在家时你又发明了什么恶作剧。所以，你是需要我去倒杯果汁或酒呢，还是愿意直接说出来——你怎么了？我不是三岁小孩，露西。你待在酒店里绝不会是贪图豪华舒适。”
“我不是第一个被他们排挤的女性。”她终于开口了。
“但你是最优秀的。”我回应道。
“记得蒂恩·麦戈文吧？”
“怎么能忘？”蒂恩·麦戈文是露西在烟酒枪械管制局费城分局的上司，—位非常杰出的女性，在本顿遇害时对我百般呵护。“可千万别告诉我她出了事。”我担忧地说。
“大约半年前她离职了，”露西说，“似乎是管制局决定委任她为洛杉矶分局的SAC。再没有比这更糟的外调职务了，谁愿意去洛杉矶啊。”
SAC即特工主管，联邦执法机构里鲜有女性能够升到此位置。露西接着说，麦戈文仔细考虑之后决定辞职，开一个类似私家侦探社的公司。“名字叫做‘终极辖区’，”她激动起来，“很酷吧？地点在纽约。蒂恩游说了火灾调查员、炸弹专家、警察、律师……所有帮得上忙的人，不到六个月就吸引了不少客户。那几乎像是个秘密社团。现在外面传言说：遇上麻烦找‘终极辖区’，求助无门时就靠它。”
我搅拌着番茄酱，尝了一口。“显然，你离开费城后一直跟蒂恩保持着联系。”我说着加了几匙橄榄油，“要命，这油原本还凑合，加在色拉酱里就不行了。”我握着油瓶皱起眉头，“压榨过程中没去核，就像橙子带皮榨汁，结果是自讨苦吃。”
“为什么我总觉得安娜不像是意大利迷？”露西干巴巴地说。
“我们可以好好训练她。购物单，”我朝电话旁的便条纸点点头，“第一项，意大利特级精纯橄榄油——先去核再榨油的。Mission牌特级橄榄油很不错，如果你能找到。一点都不苦。”
露西做着记录。“我和蒂恩一直有联系。”
“你也参与了她的事业？”我知道这是本次谈话的重点所在。
“可以这么说。”
“还有蒜末。在冷冻区，小玻璃罐装的。我只能偷懒，暂时不适合磨蒜末。”我拿起一碗去了油脂经过长时间炖煮的瘦牛肉酱，把碎牛肉倒入番茄酱，“参与到什么程度？”我说着走向冰箱，拉开果蔬箱。安娜果然没备有新鲜香草。
露西叹了口气。“说真的，姨妈，也许你不知道为好。”
这阵子我们俩一直没什么机会长谈。过去一年我们很少见面，因为她搬到了迈阿密，而本顿死后我们都给自己筑了道高墙。我试图从露西眼中获知—点端倪，同时脑子也开始飞转。我怀疑她和麦戈文的关系非比寻常，这种怀疑我去年便有。那回我们都被召集到沃伦顿的一处现场，处理一桩以火灾作为掩护的谋杀案，后来才发现那是嘉莉·格雷滕策划的连环案件的开场。
“还要牛至、罗勒和西芹，”我继续报购物单，“再加一小块帕玛森干酪。露西，说实话吧。”我翻找着调味料。麦戈文差不多和我同龄，单身，至少上回见面时如此。我关上碗橱门，转身看着她。“你和蒂恩在交往吗？”
“已经不了。”
“已经不了？”
“你没资格说我，”露西不温不火地说，“你跟杰伊又是怎么回事？”
“他不是我的下属，”我回答，“当然也不是我的上司，而且我也不想谈他。我们谈的是你。”
“讨厌，你总是敷衍我，姨妈。”她轻声说。
“我没有敷衍你，”我略带歉意地，“只是觉得共事的人不该太亲密，得把握分寸。”
“你跟本顿不也共事。”这是我的又一个违背原则的例外。
我拿汤匙敲着锅沿。“我劝你别做的事情，很多我确实都做过。我受过教训，所以不希望你步我后尘。”
“你兼过差吗？”露西活动着腰背及肩部。
我眉头一皱。“兼差？应该没有。”
“好吧，老实果汁时间。我四处兼差，而且还是蒂恩的最大赞助人——‘终极辖区’的大股东，就是这样。你马上就会知道全部真相了。”
“咱们坐着说。”我领着她走向餐桌，拉了把椅子坐下。
“一切纯属偶然。”露西说，“几年前我设计了一套搜索引擎供自己用，后来听说了很多利用网络科技赚钱的事例，于是豁出去把那套搜索引擎卖了，赚了七十五万。”
我并不惊讶，露西的赚钱渠道一向只限于她的本行。
“在一次搜捕行动中，我又有了个想法。”她继续说，“我们查没了几台电脑，我协助局里恢复一些被删除的电子邮件，发现人们实在太脆弱，有那么多‘幽灵’可以轻而易举地入侵他们的电子通讯。于是我想出一个揽乱电邮的方法，说明白了就是绞碎它。现在类似的软件包越来越多，我借此赚了一大笔钱。”
我直率地提出了下一个疑问：烟酒枪械管制局是否知道她的软件足以阻挠执法机构恢复罪犯的电邮。露西回答说，这种技术迟早会有人研发出来，况且公民的隐私也应该受到保护。总之对于她的商业行为或网络投资持股，管制局并不知情。直到现在，也只有她的理财顾问和蒂恩·麦戈文知晓她是个已订购一架私人直升机的百万富妞。
“所以蒂恩才能在纽约这个高投资成本的城市开创事业。”我推测道。
“就是这样，”露西说，“也因此——虽然未必是唯一原因——我不打算和管制局抗争。要是抗争到底，我的所有业余活动都可能会曝光。到时候内务部、检察长办公室都会来查探清楚，然后把我钉在陈腐的官僚十字架上并让我臭名昭著。我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呢？”
“你屈服于不公不义，就会有人遭其祸害，露西。这些人很可能不是腰缠万贯，没有直升机，也没法靠一家纽约的公司开创新生活。”
“这便是‘终极辖区’存在的意义，”她回答说，“对抗不公不义。我会用自己的方式去抗争。”
“从法律层面来看，管制局将你革职的理由并不包括你兼差这件事，露西。”我从律师的角度说。
“可这也无法证明我的清白，对吧？”她从反面思考。
“管制局指控你渎职了？指控你不清白了？”
“没有，他们不会明明白白列出这一项。可是姨妈，我坏了规矩，这是事实。一旦供职于烟酒枪械管制局、调查局这类联邦执法机构，就不能再觊觎其他生财之道。我不赞成这项禁令，因为太不公平。凭什么警察可以，我们却不行？也许我早就意识到自己在联邦机构不会待太久，”她从餐桌边站起身，“所以未雨绸缪。也许我只是不想一辈子听人指使，对这工作烦了腻了。”
“是否离开管制局，应该由你自己决定，而不是他们。”
“是我自己决定的啊。”她带着一丝怒火，“我该去买东西了。”
我挽着她的手臂，陪她走到门口。“谢谢你，”我对她说，“真的很高兴你告诉我这些。”
“我会教你开直升机。”她边说边穿外套。
“也好，”我说，“今天我闯入了好几个陌生领域，再多一个也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