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敦谨上了密折的第十一天，曾国藩才姗姗来迟。此时已经是同治十年（1871年）的正月初十了。曾国藩一路蹉跎，等到了江宁的时候，已经对此案的断法成竹在胸。作为一个在官场沉浮起落，名利场中跌打数十年的封疆大吏；一个浑金璞玉、守拙用浑，看破天道人事的儒将。曾国藩将张之万与袁世凯的担心都想到了。
马新贻既无赫赫战功，也无特殊政绩，而四十三岁便作了浙江巡抚，四十六岁升至闽浙总督，四十七岁调任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谁都看得出，这是朝廷专门培养出来的政治新贵。慈禧之所以要培养他以及其他新锐人物，目的很简单：不能叫天下的大官都让湘淮系人马做了。同治初年，八个地方总督席位，湘淮系常占五位；十六个巡抚席位，湘淮系经常保持在十一位以上——用国藩得意幕僚王闿运的话说，湘淮两军，“偏、裨皆可督抚”。湘淮内部，固有龃龉，然自外视之，这个集团气焰嚣张；自上瞰之，更令治国者寝食不安。曾国藩何等机敏？他当然能体会到中央对以他为首的强力集团所抱有的那一份警惕之心。
不过马新贻新亡之日，形势已经大变。同治三年（1864年）攻破太平军天京之后，慈禧开始大幅裁撤湘军，培养非湘势力。经过几年的经营，靠淮军起家的李鸿章，凭楚军成名的左宗棠、从湘军中分出来的福建大帅沈葆桢、李鸿章的得意门生淮军名将刘铭传等一批人纷纷发展起来，与他分庭抗礼，而湘军在朝廷的压力下其势已微。这个时候，马新贻作为打击湘军势力的急先锋，作用已经不是很大了。而且，可以接替他的人也大有人在。所以，朝廷没有必要为了一个马新贻而作出引起政局动荡的决策。作为在短期内地位急速上升的一品大员，马新贻也没有时间在京师朝廷之中培植自己的势力。所以，如果马新贻的案子盘根错结，牵涉太广，慈禧就不会深究此案。但另一方面，如果这个案子仅仅是一小批湘军中下层势力以及哥老会的阴谋，那他曾国藩反而很愿意不遗余力的查清此事。这样一方面可以向慈禧表示自己的不贰忠心，解除朝廷对自己的猜忌之意；另一方面借着此案为朝廷去忧，提高自己在朝中的地位，讨得慈禧的欢心。
那么这个案子又将从何处下手呢？曾国藩一路上将驿站的邸报都仔细看了，江宁也有自己亲信不断传过来消息。当初不避风险，欲效皋陶的郑敦谨现在是狗咬刺猬无处下口，可能正急的团团转呢。郑敦谨的能力，他是佩服的。所以自己若还是照常升堂问案，很可能会步郑敦谨的后尘，这样审和不审没什么两样。如何才能探出实情，曾国藩与幕僚王闿运商量了好多天，最后定下审案之法：堂上审不如堂下审，众官会审不如自己单独审，明审不如暗审。
郑敦谨见了曾国藩，问他何时提审张文祥。曾国藩笑道：“不忙，先看看笔录，再查查案情。还要让彭玉麟、赵烈文、吴汝纶等人出去查访一番，知已知彼方能百战不殆。”
郑敦谨本来是要和曾国藩一起会审的，但他在江宁等了二十多天，不见动静，等的烦了，于是称病到栖霞山疗养去了。魁玉等人自然更是不愿主动参与此案。
曾国藩等众人都远离此案时，却带着几位幕僚来到江宁大狱，张文祥的牢房之中。
曾国藩隔了牢门向里看去，见一个胡子长长、头发凌乱的大汉正睡在一堆稻草之中，仔细看那张脸，并无凶恶之相，多日不见阳光，面色更显苍白，眉毛向四面乱刺着，闭着的眼睛糊着些眼屎，有些狼狈，但还能辨得出此人以前也是甚俊朗的一个人物。牢头喊道：“张文祥，快起来，总督大人来了。”
张文祥睁开眼，看了看曾国藩，坐起身来，背转过去，身上的重镣哗啦啦的响着。那牢头骂道：“你敢无礼？！”
曾国藩喝止道：“不要难为他，去将他的镣铐去掉。”张文祥听了这话，转头狐疑的看了曾国藩一眼。
曾国藩走过去坐到张文祥的对面慢慢问道：“张文祥，本督听说你孔武有力，一刀可以戮穿五张牛皮，是吗？”
张文祥点点头。
“把牛皮靶抬出来。”
两个戈什哈抬出一个靶子来，那上面蒙着五张黑黄色的水牛皮。
“把刀给他。我要看看你的本领。”
狱卒忙将一把小刀交给张文祥。张文祥接过刀，冷笑道：“把刀给我，不怕我刺死你么？”
“冤有头，债有主，想必你不会无缘无故地刺杀我。”
张文祥轻轻点了点头，他右手握刀敛容吸气，随后挥刀对准牛皮靶，奋力一戮，五张牛皮一齐破了，刀尖从后边直透出来！在场之人齐声喊一声好！
曾国藩也啧啧赞叹：“明天起，去掉他的镣铐。将张文祥由江宁府监狱转移到盐巡道衙门。”又对幕僚彭玉麟道：“你派人在盐巡道衙门找一间好房子，要床柜俱全，备上干净的被褥。再叫一个剃头匠来，给他剃头刮须，让他洗个澡，拿两身干净衣服给他换。招呼厨房，从今天晚餐起，每餐给张文祥加一斤猪肉，半斤白酒！”
一行人从牢中走出来，彭玉麟担心道：“盐巡道衙门本无监狱，防守也不如重狱中严密，若是张文祥在那里逃了或被人暗害了，怎么办？”
曾国藩笑道：“没有事，我看张文祥已怀必死之心，不会逃的。至于外人干预么，我自有安排。”
张文祥被带到盐巡道衙门的一间正房里。屋内设施一应俱全，虽然外面仍有兵丁严密看守，但身着便衣，卸去了铁镣，还可以在院内走走，与当初在监狱中的待遇是大不相同。他忽的想起了八年前，马新贻也是这样被自己软禁起来，当时的情形与现在是何等的相似啊。不过，马新贻大难之后便官运亨通，青云直上，而自己却要从这里走向黄泉路。八年间自己所经历过的事一一从脑海中掠过，恍如一梦。当初跟了马新贻无非是为了功名利禄，虽然混到了正三品参将，蛤到如今马新贻与曹二虎皆赴黄泉，史金彪形同陌路，一切都已成空。想到此，张文祥一直沉静的心却莫名的烦乱起来。
过了三日，曾国藩来到张文祥被关押之处。屏退众人，只留了两个戈什哈和幕僚王闿运、彭玉麟。
曾国藩让张文祥坐下，和气地对张文祥说：“本督知你是个光明义烈的汉子，加上本领高强，哪里都可以混碗饭吃。本督想，你若无深仇大恨，必不会走此杀人毁己的道路。”
张文祥同意的点了点头道：“大人说的不错。”
“张文祥，你是一个犯了死罪的人，本该受尽折磨后再论以大辟。本督看你行刺后并不逃走，一人做事一人当，佩服你是个光明义烈汉子。以前梅藩台、魁将军、张漕帅、郑尚书多次审讯你，你都闭口不谈案情真相，本督实在是不明白。”
张文祥仍是面色平静，一言不发。曾国藩看了看他，不紧不慢的继续说下去：“谋刺朝廷大员的事，最近的一次还是在唐朝元和十年的时候（公元815年）。当时唐宪宗是中兴之主，可称得上是一代明君。宪宗为了消灭割据势力，准备征讨淮西吴元济，吴元济遣使求救于恒、郓二镇。王承宗、李师道数次上表请皇上赦免吴元济，宪宗不从，二人一愁莫展。当时宰相武元衡主掌兵权。李师道手下一位养客向李师道建议：‘天子之所以要执意诛杀吴某，是元衡极力主张的结果。请您派我密往刺之。元衡死后，其他人就不敢主张此事，你就可放心去劝天子罢兵了。’李师道深以为然，给他重金。
“当年六月，癸日卯时，天尚未明，武元衡入朝，走到靖安坊东门。有数名贼自暗中突出用强弓射之，武元衡所带从者被乱箭所趋散。一贼冲上前牵着武元衡的马走了十余步，从容将他杀掉，取其头而去，丞相裴度也被刺伤。最后查明，刺客头目竟是八十多岁的寺僧圆净。此僧勇悍过人，为史思明旧部，幕后主谋为李师道。此次刺杀虽然成功，不过并没有救了吴元济，反使宪宗坚定了平藩镇的决心，使唐朝廷认清了形势，引发了许多征讨，成就了唐宪宗一代明君的名声。而圆净与蔡元济却是遗臭万年。自此以后千年，再无刺客之事，你如今所为乃是千古第一人，必会留名于青史之中，不过，哼，这个名却是恶名。我看你决非贪利之徒，所为之事必有所为之缘由，却为何非要替他人背这个千古恶名呢？不如将缘由明白讲来，让天下人得一个明白，为自己留一个清白。”
曾国藩一番推心置腹的话打动了张文祥。张文祥知道，哥老会程速台是利用他来达到政治目的，他之所以甘心被利用，是因为自己反正也要刺杀马新贻，既然有人愿意帮忙，他自然不拒绝，但也用不着为他担什么道义，更不用替他背这千古黑锅。而王鹏豹已经改名出家，官府也绝不会找到他的。他沉默良久，最后站起来将手中茶杯捏的粉碎，说道：“好！曾大人所言即是。张某十分佩服，我这就和盘托出，都告诉你吧。”
张文祥将刺杀马新贻的前因后果，前前后后，原原本本地招供出来，但张文祥的供述，却让曾国藩心惊肉跳。
前面说过，王鹏豹参与过湘军的“霆军哗变”。当初曾国藩用很短的时间平息了叛乱，悄悄将事情压下，但这件事情成为他一直不想再提的隐情，也是他一桩不小的“历史问题”。这事情已经过去六七年了，本来以为事情已经过去，没想到却又牵在这个案子里。如果旧事重提，不仅是给自己脸上抹黑，又可能会引出另一个大案来，到时自己决脱不了责任。另外，程速台原是湘军的一个高级将领，他亲自出面与张文祥联系，那他背后又是谁主使呢？这个人的背景又有多深？当然，此人也必是湘军首脑之一。自己是湘军的创始人，那么这个案子会不会最后又查到自己的头上呢。想到此，曾国藩的脑袋上已经冒出了一层冷汗。这个案子查来查去，原来是在查他曾国藩自己啊。
曾国藩强自镇定，带人回到行辕。路上他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快刀斩乱麻，急速结案，再不能拖了，再拖必生事端。
曾国藩立刻派人告知正在栖霞山的郑敦谨，说案已查清，请他速来结案。
郑敦谨匆匆赶回来，两人心照不宣，商量一番，定下了张文祥的供词。案情为：张文祥，河南河阳（今孟县）人。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贩卖毡帽至宁波，结识同乡罗法善，取其女为妻，咸丰十一年（1861年），太平军席卷江浙，乃参军入李世贤部，转战东南数省，一度官居叛军副将。同治三年（1864年），李部败走，张逃回宁波。张无以为生，由做过海盗的程速台资助开了个小押当，隐姓埋名，勉强度日。当时马新贻调任浙江巡抚，海盗为患，派兵剿治。在浙江象山、宁海有一处禁地，名叫南田，向来为海盗所盘踞，马新贻捉住了其中的头目邱财青，处以死刑，另外又杀了海盗五十余名，其中颇多程速台的朋友和同伙，因此程速台对马新贻恨之入骨。
这以后又有一连串的怨恨。张文祥开小押当，而马新贻因为押当重利盘剥小民，出告示查禁，张文祥生计顿绝。同年，张文祥的妻子罗氏，被吴炳燮诱拐潜逃，让张文祥追了回来，但人虽未失，卷逃的衣物为奸夫带走了，一状告到巡抚那里，马新贻认为此是小事，不应烦渎大宪，不准其告。不久，罗氏复又潜逃，张文祥追着了，逼她自尽。至此人财两空，认为马新贻不替他追赃，以致他的妻子轻视他，又断了他的生意，于是便起了报复的心。同治五年正月，浙江巡抚马新贻至宁波，张递状控告吴炳燮霸占其妻，逼妻丧命，马又不准其状。张告知程速台，程速台因自己做海盗时曾遭马剿杀，故怂恿张刺杀马。同治八年，马升任两江总督，张同至南京，寻机刺杀，直至混进校场而得手。
二人又拟好奏结：“凶犯张文详曾从发捻，复通海盗，因马新贻前在浙抚任内，剿办南田海盗，戮伊伙党甚多。又因伊妻罗氏为吴炳燮诱逃，曾于马新贻阅边至宁波时，拦舆呈控，未准审理，该犯心怀忿恨。适在逃海盗程速台等复指使张文详为同伙报仇，即为自己泄恨，张文祥被激允许。该犯旋至新市镇私开小押，适当马新贻出示禁止之时，遂本利俱亏。迫念前仇，杀机愈决。同治七、八等年，屡至杭州、江宁，欲乘机行刺，未能下手。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随从混进督署，突出行凶，再三质讯，矢口不移其供，无另有主使各情，尚属可信。审明谋杀制使匪犯，情节较重，请比照大逆向拟，并将在案人犯分别定拟罪名。”
曾国藩召齐会审诸官，征求各位意见。魁玉、梅启照等人自然无话，但袁保庆、孙衣言等人坚决不同意。拒绝在问供和奏结上“书诺”（签字）。曾国藩一脸庄重，将张之万与郑敦谨所担心之事一一举出，又道：“这样做也是为马制军洗刷清誉。难道非要查出是堂堂一品大员，诱奸下属老婆，终于恶有恶报，被本夫杀死么？这个说法，只能让马家家属更加悲愤，马氏的亲朋故旧无法接受，让朝廷担上用人失当的名声，让公忠体国的马新贻，在九泉之下不安。此前我朝苦心营造的上下无猜、和衷共济的局面，岂不又有变数？”
袁保庆义正辞言道：“我相信马制军的为人，决不至于做下如此之事。二位大人精心炮制的口供，漏洞百出。恐怕也过不了朝廷这一关。还望曾大人召齐会审诸官，重新审理，查明真相。”
曾国藩暗叹袁保庆之迂：若真查明真相，你袁保庆恐怕是最后悔的一个。知道和他们争也无用，当下无话。第二天，只将魁玉、梅启照还有新上任不久的江宁知府蒯德模等人召来阅供具名，在奏结中根本不提孙衣言、袁保庆参加会审一事，自然也就不需要他们书诺具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