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二月初五日，同治帝崩于皇宫养心殿。同治皇帝驾崩后，慈禧太后指定同治皇帝的堂弟载湉继承皇位。载湉接位后，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于1875年3月27日（光绪元年二月二十日），改帝号（年号）为光绪。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到光绪元年二月，京内各部，都忙着丧事和登基，把一应事情，都搁置下来。杨昌睿总算有了一口喘息的机会。杨乃武虽然未曾受刑，但从此在杭州监中一呆就是近半年。直到第二年三月，此案才开始接着审理。
但杨昌睿仍然不愿翻案，此案又不能动刑，一审再审不能定案。京中的杨增生见时间拖延的久了，也怕生出变故，便找左都御史广寿商量。广寿也觉的此事不便过久担搁，便让都察院刑科给事中王书瑞给慈禧上了一道折子，说杨乃武案中，浙江巡抚办案居心不公，偏听偏信，接到知府陈鲁所交案后，不加根究就转呈刑部，草菅人命。去年奉旨重审此案时，又委派湖州知府锡光代理审案，意图卸责，对此重大案件，久悬不决，迄今不能查明。奏请钦派大员，秉公查办以雪奇冤而成信谳。
慈禧也觉的这个案子拖的太久了，从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月十一日案发，到光绪元年（1875年）四月，历时一年半不能审明，便于四月五日下旨：“所奏已准，浙江余杭县民妇葛毕氏毒毕其夫葛品连诬攀举人杨乃武因奸同谋一案，着派浙江提督学政胡瑞澜严讯，以期水落石出。学政胡瑞澜即刻启程专赴浙江杭州，亲审杨乃武一案，查实内中是否有冤枉之处。”
又批示刑部，在浙江遴选官员陪审。
这个胡瑞澜，正是去年十月斥革杨乃武举人功名的浙江学政。此人做官，虽然炭冰之敬来者不拒，往来馈送，一概接纳。但却是从不在官司、学政等上面作弊收钱的，所以落了个清正的名声。胡瑞澜作官向来奉的是不偏不倚，不关己事宁可糊涂，关己之事一定明白的原则。杨乃武之案中，他不经查证，一怒之下就将杨乃武的功名革去，还写下“正身洁已己，不以财色经怀；敦品励行，当以作人为先。”二十个字晓谕全省学子，也正是他不关己事，宁可糊涂的结果。
钦差胡瑞澜陛辞之后，即行就道，到杭州去。临行之时，左都御史广寿亲自叮嘱，说这个案子十有八九是冤枉的，千万要审理清楚，不能再抱官官相护宗旨。胡瑞澜一口应诺，承诺一定不负所托，方才出京。叶菊贞也知道京中派了钦差大臣去审此案，以为这一次总能昭雪杨乃武的罪名，便住在京中，等候消息。
胡瑞澜到了杭州已是五月，船还未到码头，早有人报知巡抚各官，在码头上迎接，一个个跪请了圣安，方同钦差相见。当下胡瑞澜便在巡抚择定的地点打了公馆。当日点了该案的陪审官，分别是宁波知府边葆诚，嘉兴知县罗子森，还有两个分发在浙江的候补知县，顾德恒和龚世潼。
杨昌睿听说是要派钦差审案，心中一惊，恐怕自己官位不保。后来听说了是胡瑞澜作了审案钦差，却放下心来。原来二人同在浙江作官多年，论私交是没说的。而且胡瑞澜去年革了杨乃武的功名，今年若是为杨乃武翻了案，岂不是自打嘴巴。又听说陪审官中有宁波知府边葆诚的名字，更是窃喜。原来，边葆城是杨昌睿湖南老乡，又是刘锡彤的姻亲，当然不会向着杨乃武。
除了杨昌睿外，臬台蒯贺荪不久前病死于杭州，尚未有人接任；湖州府知府锡光等人因是奉命审案，又没有收受贿赂，倒不怎么惊慌；只将杭州知府陈鲁和余杭县刘锡彤吓得手足无措。
刘锡彤单为了这个案子，已经花去了八九万两银子，虽是妻子带过来万贯家财，仍是肉疼的很。这一回听说钦差要来，只好又叫妻子拿出十万两银子，以做打点之用。陈鲁见了却道：“这位学政大人可送不得。”
刘锡彤奇道：“千里做官只为钱，只要有钱哪怕他不动心，怎么送不得呢？”
陈鲁道：“这收钱也分明收和暗收两种。明收就是逢着佳节寿日，恭贺拜见，光明正大的送过去，别人也说不得，也算不得受贿；暗收则是并没有名目，只在私底下收了为人办事，虽然并非没有人知道，却也不能让人拿住证据。
“收钱还分着长收和短收两种。长收就是放长线钓大鱼，平日里就把他喂饱了，关键时不用送礼也使的上力；短收就是临有事时，着急抱佛脚，烧供香，给钱办事，公平交易。
“胡学台向来喜欢明收和长收两种。所以官场上倒认为这人做事光明磊落，因此得了不少清名。你现在临时送银子过去，恐怕不妥。说不定还会把事情办糟。好在嘉兴知县罗子森是他的学生，与胡学台明送和长送了不少东西。只要打通了这个关节，或许能有些作用。”
两人商量了半天，最后定下由陈鲁出面替刘锡彤送给罗子森五万两银子。虽然罗子森作官的嘉兴县是个富县，平时捞的油水也不少，但仍是挡不作五万两银子的诱惑，当下便收了。又去找了两个候补知县顾德恒、龚世潼，许下了二万两银子一个。凡是候补官儿，大都是穷官，哪一个不爱银子，何况是两万两，喜的眉开眼笑。最后到宁波去见了知府边葆诚，也花了四万两银子说妥。这中间托门子找路子又花了近万两银子。一切就绪，仍回到杭州，只待提审杨乃武。
但胡瑞澜自来到杭州之后，却以案情复杂为由，奏请缓审，直到六月初仍不过堂审讯。一时间众议纷纷，传言纷起。胡瑞澜这么做，其实正是他作为官场老手，手段阴险圆滑的一面。
胡瑞澜到浙江审案，先来个“只拉弓，不放箭”。一方面让别人看一看自己对此案十分慎重，绝不枉法贪脏，不收一两银子；另一方面却让自己提拨起来的几个陪审官狠狠的捞上一把。以后也不怕这些下属们不吐出一些来孝敬自己。这是其一，其二是这个案子的主犯和关键证人都已反口。若是直接去审，恐怕要重蹈杨昌睿的覆辙，必须想一个稳妥的方法，一下子将此案钉的死死的，钉成铁案如山才算永无后患。
六月十一，胡瑞澜将浙江巡抚杨昌睿请到自己的行辕。杨昌睿见了胡瑞澜笑道：“胡大人做了钦差，兄弟连面都难见上一次。总算今天把我叫过来了，不知有什么事？”
胡瑞澜让了座，皱了眉头道：“杨大人，这个案子可是难办的很。我实在很难为你圆场啊。”
杨昌睿听他话不对，急忙道：“胡大人，此案两审一议，已经定案。复审之时犯人翻案亦在常理之中，如何难办？”
胡瑞澜斜眼看看杨昌睿道：“你呀，还和我在这里装糊涂。杨乃武之案漏洞百出，证据不足，怎么不难办？和你说句实话，别的漏洞老哥我尚能补救，但这个案子的关键证人钱宝生手里拿着刘锡彤给他写的‘无干谕帖’，谕帖中保证钱宝生不用到堂对质，仅写一封供状即可。这种伪证本就不堪一击，钱宝生又反悔翻供，若是再把那个‘无干谕帖’拿出来，笑话可就大了。”
这个钱宝生当初是刘锡彤强拉来的证人，如今却成了杨昌睿眼中的一根刺，肉中的一根钉，实在麻烦的很。原来钱宝生被提到杭州后，不许回家。在这里多住一天，便多花一天浇裹，仓前镇的药铺也不得不关门，不能做生意。两头赔钱，而且一拖就是几个月。钱宝生又急又悔，逢着人就诉苦，总要将做伪证的前情讲说一遍，又说今后再不敢冤枉好人了，弄的杨昌睿等人十分尴尬，又一时拿他没有办法。杨昌睿听胡瑞澜提到钱宝生，也无奈道：“刘锡彤做事实在不缜密，如何找了这么一个活宝做证。如今他上堂便讲自己做的是伪证，情愿受罚；下堂就讲自己有谕帖在手，知县说话不算数。这个人在杭州不仅与事无补，反而于案情不利。”
“既然知道留在杭州不利，为何不让他早些回去？”
“可是，钱宝生乃重要人证，如何能不传到案？”
“他若是生了重病或有其他事体不能到案，不就……”胡瑞澜说了一半停住了话。
杨昌睿恍然大悟道：“我明白了。果然是好计。”
“一定要把‘无干谕帖’先拿到手，决不能让这个东西流到别人手中。”
“兄弟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