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盯着幻灯片发呆的我，被局长的问话从沉思中拉了回来。
“不是不是，”我连忙回答，“我没去现场，什么情况都不清楚。刚才胡队分析的很有道理，酒瓶子确实是个很有意思的线索。当然，这个线索也可能指向一个非常简单的缘故，就是凶手是个严重的酒精依赖者，一个酒鬼。”
我的回答似乎提醒了正按着胡队分析方向思索的侦查员们，小冯第一个回过神儿来，然后接过我的话：
“对呀，酒瓶子是很有意思。但是，如果是仇杀，那凶手应该更了解死者的身体状况，事前凶器准备应该更加合适才对，怎么会用酒瓶子？而且，如果凶手是死者的仇人，那和死者生前就会有来往，人一旦有交往，自然会容易被死者交际圈中的朋友所了解，加上结了仇，很容易被反映出来，那么被警察排查到的机会就增大。刚才胡队你也说了，酒瓶口留有类似酒精和人唾液的混合物。这是相当确凿的物证，只要有基本的常识，凶手就应该想到应该避免在现场留下这样的物证。可事实上，这个酒瓶口就那么随随便便留在了现场，这似乎有点儿说不过去，因为当时凶手并没有处于特别紧急的逃窜状态。反过来，如果死者与凶手素不相识，属于流窜作案，这点儿就很容易解释得通了。凶手随手拿自己刚喝过的酒瓶子当凶器使用是因为不在乎，毕竟第一，他不认识死者；第二，作完案可以立刻跑掉，警察即使拿到凶手的DNA，只要确定不了嫌疑人，也没用。”
这番话引起了一些同事的频频点头，受了鼓舞的小冯显得更加自信了些，继续分析说道：
“至于凶手为什么选择了死者为作案对象，我推测有可能是死者身上的衣着引起了凶手的注意。在现场我们都看到了，相对于普通人，死者衣着相当考究，虽然不是什么超级大牌，可一身衣服加起来我算了一下至少也要有四五千块，还有，那个包也是名牌。我想，很可能是凶手由衣着判定死者有钱，又看到死者手里有包，猜测里面是否有现金，出于我们不知道的原因，总之凶手可能急于有所收获，因此就临时决定下手实施抢劫。”
会场静了片刻，不少人都点了点头，包括局长，也点点头，说：“有道理。”然后又转向我，“郭支队，你说呢？”
我笑了笑，看向老胡：
“是呀，但现在还是再请我们的胡队继续阐述他的观点吧，我相信胡队能做出仇杀的判断一定不止刚才谈到的那些疑点。”
刚才毫无表情听小冯分析案情的老胡此刻听完我的话，脸倒掉下来了，毫不掩饰地狠狠剜了我一眼。但没有人大惊小怪，因为二十多年前我们就在一起工作，虽然他比我年长六七岁，参加工作也比我早，但老胡为人豪爽，说话直率，从不摆老资格，因此从一开始我们就处得很平等，讲话也非常随意。又由于我们一直不在一个大队，经常是既合作又竞争，所以彼此间讲话常常互相调侃嘲讽，积年下来，成了习惯，在任何场合都是如此，认识我们的同事无人不知。
这次也不例外，老胡一如既往地不客气地挖苦我：
“郭小峰你又当什么神仙？既然想显得神仙，你直接替我说出来我为什么怀疑不就行了？说吧，你要能说对，这次我就真服你了！”
因为彼此成了习惯，当然我也以专能气住老胡的态度若无其事地回答：
“我就神到专能探到你底，我没说错吧？要是没说错你就别卖关子浪费时间了。”
老胡又狠狠剜了我一眼，然后恢复严肃解释道：
“小冯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但我认为还少考虑了一些方面。你们看，死者住在十八层，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没有特殊情况，住在这个楼层的人一般都会乘坐电梯上下。但当天勘察过现场，我立刻去了物业，调出了当晚的监控录像，在录像里，很清楚显示了死者当天夜间进入电梯的画面，那个时间已经比较晚了，电梯里一直只有死者一人，前后紧邻的时间段没有人使用过电梯，按道理，一个寻机作案的陌生流窜犯，作案习惯一般是先发现作案目标，然后尾随目标上楼。既然是陌生的流窜犯，那么凶手必须坐电梯跟随死者，否则凶手怎么知道被害人住在几楼呢？但事实是，录像上没有显示有人使用电梯，这就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
这番话使会场出现了沉思的寂静。
顿了一下，老胡继续说道：
“如果解释成凶手早已在十八层等候，那也说不过去！因为假定是流窜犯随机作案，凶手常理应该是在小区徘徊寻找作案目标，毕竟这样机会才多。万鑫小区不大，可也有三栋高层公寓，凶手为什么要单守在B座十八层呢？他怎么知道B座十八层一定有合适的作案对象？那不是太狭窄了？产生这种疑虑之后，当时我去了楼梯，在十六层与十七层之间，发现了一个酒瓶盖儿，过后和现场留下的酒瓶口对比了一下，正是现场酒瓶口的盖子。这就给我一种感觉，凶手好像早已在十八层楼梯处等着死者出现，然后实施犯罪。”
会议室里又一阵沉默，这次大家都感觉老胡说得有道理。
但是，也并不能由此确定老胡的推断，因为这些信息并不能指向唯一结果。比如，凶手本来想抢劫另外一个十八层的住户，但没有机会，正好看到受害人，于是转移了作案目标，这种可能性就解释了老胡的疑问。当然，并不是说我说的这个可能性就是真的，只是说当我们面前摆上多重的可能性后，就必须有一个判断，然后按照可能性的大小定一个破案方向。
良久的沉默思索之后，还是局长率先开口了：
“那么胡队，你认为应该以仇杀性质作为目前破案的主攻方向？”
老胡有些烦恼地搔搔头：
“也不能这么说。别看有搏斗，可根据死者颈部刀伤的深度，觉得手狠，而且利落，感觉凶手应该是有前科的，不像良民。所以关于那个酒瓶子的疑问确实像小冯说的，总觉得透出凶手不太在意的劲头儿，一般只有和死者完全陌生，感觉警察根本排查不到自己时，凶手才会这么大胆随意，虽然凶手并不都那么聪明，犯下愚蠢错误的也很多，但——”
“——你觉得还是像和死者关系很远的人作的案。”局长替老胡说完，然后追问，“那你认为目前这个案件怎么定性才好呢？”
老胡又搔了搔头，带着依然烦恼的口气回答：
“怎么定性目前我也说不好，我想稳妥起见最好两个方面同时进行：一方面调出小区院内的监控录像，凶手虽然可能白天随着人群混入小区不好判断，但作案后时间已晚，小区人很少，把案发后离开小区的人请死者生前的家人辨认也许会有收获，最好这个线索能有所突破；另一方面，只能从血足印的线索追查，这个方法辛苦难度大，但涉及面更广。”
局长想了一会儿，点点头：
“看来只能这样了，胡队考虑的还是比较全面的。郭支队，你还有什么补充吗？”
那一刻，我正仔细研究刚刚拿到手里的死者倒在血泊中的现场照片。
“郭支队，”局长又叫了一声，“你是不是有什么新的发现？”
“啊，”我回过了神儿，一抬头看到满屋全注视过来的目光，连忙解释道，“没什么，胡队考虑得很全面。要说有什么，就是觉得胡队说的两个侦破方向实施起来难度和工作量都很大。”
老胡白我一眼：
“那有什么办法？要不你这郭神探给指个光明的方向？”
“光明的方向当然还要靠你胡大队指引。”我玩笑地回答，“我顶多提个不那么亮堂的方向。”
老胡狐疑地看着我，神情恢复了严肃：
“你到底想说什么？说实在的，郭小峰，你是不是真看出点儿什么？我知道有时候你眼毒得很，不开玩笑，你也别卖关子，赶快说说有什么新发现。”
“也没什么。”我依然笑着回答，“就是觉得情杀也是一种可能。”
“情杀？”老胡吃惊地反问我一句，接着目光落在了我手中的照片上，停留片刻，又抬起眼审视着我，非常不解地问：
“你为什么想到情杀呢？现场什么让你产生了这样的联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