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微思忖一下，我收起笑容摇摇头：
“也没什么，只是觉得存在这种可能性，一种感觉而已。不开玩笑，胡队你还是按你的思路查，我就是那么一说而已，我都没去现场，什么感觉都是想当然。不过，提供一个我的思路，死者的手机被抢走了，出于什么原因不好确定，但我想目前人与外界联系最紧密的就是手机了——所以手机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媒介。我想房东肯定有死者的手机号，不管是不是现在的，至少也是两个月前使用的，于被害时间不远，没准儿有所收获。”
老胡白了我一眼：“这还用你说，我早——”
“——已经想到了，只是没说。”我说，然后高高兴兴地看着被我打断的老胡，笑嘻嘻地继续说，“怎么？不说话了？是不是不得不承认这次我又猜对了？我早说过，我就是专探你的底的神仙！”
老胡回敬了我第三个白眼。
然后，关于这个案子我就没再操心，但大约一周后的一天，我在等电梯的时候遇到了这件案子专案组的小冯。
小冯一见我，突然问了我一句：
“郭支队，你怎么会认为我们那个案子性质是情杀？”
我走进电梯，扭头看看跟着进来的小冯：
“怎么，发现是情杀吗？”
“现在看，可能性越来越大，”小冯回答，脸上露出特别好奇的神情，“郭支队，你为什么会这么想？你根本没有去现场，而且现场也没有任何体现情杀的迹象啊？”
沉吟了片刻，我回答说：
“其实很简单，告诉你实话，虽然我不认识死者，但在一年多以前，我和死者曾有一面之缘，还且攀谈了几句。当时感觉死者似乎曾是个擅长交际某些女性的男人。再加上一些其他因素，所以就做了这个方向的推测。”
小冯一时间变得很惊喜。
“那么说郭支队你对死者有所了解了？”
“某种概念上，算是有点儿了解。”我回答，“不过小冯你别高兴，关于死者的具体生活情况我可是一点儿不清楚。”
“一点儿不清楚，可郭支队你不是当时就判断出通过小区监控录像很难确定凶手吗？现在死者的妻子就是表示录像里的任何人她都不认识。”
“并不是判断出，”我更正道，“是通过其他因素做的大概推测，并不绝对的。”
“其他因素？你指什么，郭支队？”
“我指的是现场给我们提供的除技术方面的信息之外的其他信息。”
说着，我到了，小冯也跟着我走出了电梯。
“先说先决条件，”我边走边继续解释，“小区的监控录像一般分辨率很低，尤其是院子里的，环境又大，基本就是照个人形，不是很熟的人，很难认出来，再加上案发后时间为半夜，天又黑，人穿的又厚，更不容易分辨，当然，如果特别熟悉，还是有可能认个大概的，但总而言之，能够认出的人首先局限于很少数的特定人群。现在再说个人信息，你看死者张玉宝快四十岁了，却单身租住一间小公寓，抛却法律意义上他是否有婚姻家庭，一般可以推断死者目前应该正处于单身生活状况。现在我们先假定死者是独身的情况：尽管死者不管是死亡时的衣着还是房东转达的以前的印象，都表示说比较讲究，好像很有钱似的。但你进一步想，还是那句话，死者是个快四十的男人了，按前几年人们喜欢买多处房产作为投资保值的现象，他这个年纪，不要说有钱人，甚至普通有些家资的人，常常都有不止一套房产，怎么会需要租住这样一套巴掌大的小公寓呢？那么从概率上讲，除了极特殊情况，至少说明死者多半在本市没有自己的房子，也就是说死者其实并没什么钱。而张玉宝的身份证说明他的户籍是外地的农村，如果没钱，又不在本地，那和家人一起居住的可能性就很小，如果是这样的状态，即使是父母兄弟，也不太可能了解死者近期的生活状态、交往朋友，那就是找来他们，加之是低分辨率的录像，你认为他们认出凶手的概率会高吗？”
小冯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
“是。”
“现在再看第二种情况，假定死者已婚，本市有家，那么死者的妻儿也许对他的生活状态有所了解。但他却独居，这说明什么？说明多半意味着死者和妻子处于分居或离异状态，不管哪一种，反正估计关系都够戗，甚至没准儿死者妻子就是凶手，如果是这样，那能帮你认吗？此外，即使不是凶手，但假定夫妻感情不好，可能也不关心死者的生活和交际圈，同样可能认不出来，所以我说单凭通过录像发现凶手是谁的概率会比较低。”
小冯又点了点头。
“最后来说，死者张玉宝是一个近中年的独居男子，这样的身份存在情感纠葛的可能性也很大，所以有情杀的推测。最后一点，由于被杀死的是个男性，倘若是情杀，那么女方出于体力的原因很可能会买凶杀人。如果是买凶杀人，你们提到的现场那些矛盾的现象解释起来就顺理成章了。”
“噢，”小冯发出恍然大悟的声音，“原来如此，这么说郭支队你还是从现场信息做出的判断。”
我摇摇头，打开屋门，在桌子后面坐了下来——
“不，当然不仅仅是这样。”
“哦？那还有什么原因？”
我笑了一下，然后老老实实地解释道：
“不，说起来我敢当众把这个判断说出来，还是跟我一年多以前和死者那次邂逅谈话有很大关系的。”
“真的？”这一次小冯发出了惊喜的声音，“郭支队你能不能给我讲一下？”
“没问题，”我说，“坐。”
然后略微回忆了一下，就开始给小冯讲述起我和死者张玉宝颇有意思的邂逅和谈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