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烈武被释放回家后，每日便安心地在家里享受着天伦之乐，一面设法筹集三百贯缗钱给李浑当盘缠与安家。三百贯哪怕对田烈武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数目，汴京到现在还在流传着一则笑谈——《海事商报》的主编唐坰，当年做御史准备弹劾王安石之前，便是先找人借了三百贯当作路费，才敢上章弹劾的。事实上当然很有区别，众所周知，唐坰后来是筹钱创办了《谏闻报》。但这则谈资其实离“真实的情况”相差不远，宋朝官员，无论文武，薪俸都还算优厚，但官员们不仅要养家糊口，还要承担更多的交际应酬，应付许多的往来借贷，加上当时家族观念浓厚，很多官员出身时靠着整个家族的扶持，发达之后也不免要回馈家族，比如掏出钱来在家族建立义仓，兴办学校……即使是中高级官员，若为官清廉，也会入不敷出。像田烈武这种，刚刚晋升为中级武官未久的，虽然较之当年已不可同日而语，但其实也就是堪堪能在汴京换一座大点的宅院而已。行伍多年，官做得越大，开销也是越大，既不敢克扣军饷，又不敢私自回易，吞没俘获，部属有什么困难，还要自掏腰包加以周济，虽然因此甚得军心，但钱袋子却是注定不可能太鼓的。但李浑却比他更穷——到此时，田烈武才知道李浑祖上，居然是沙陀人。李家虽历代皆为班直，但因为他为人任侠豪爽，父兄又先后都在宋夏战场牺牲，因此家里除了一座四壁光光的宅院，两个儿子三个女儿外加两个侄子、一个侄女共八个小孩要养活外，也是穷得叮当响。他转任军法官，亦是有不得已的原因——家里既然穷，升官的机会就少，而军法官俸禄较普通军官要优厚些，于他家的窘境不无小补。这番被贬，于李浑家实是一次重大打击。李浑平素在京师的朋友，这会都躲得远远的，再也不肯露面。田烈武是捕头出身，自然知道没有盘缠的被贬斥的官员，在路上会是什么样的境况。兼之李家这种境况，他更不能放任不理，没奈何下，亦只得东拼西凑，替李浑来筹集路费与安家费。他也不敢去找石越、唐康、秦观这些人，好在田家在开封府的衙役中间，还是有点名望的，田烈武虽然倒了霉，在家闲置，但毕竟大大小小还是个武官，那些衙役捕快也还不至于像李浑的朋友那么势利，一人几百文几贯的凑，竟硬生生是凑齐了这笔钱。
送走李浑之后，田烈武更加无所事事，每天除了去侍卫步军司点卯外，便是天天在汴京城里闲逛，每日里在茶馆喝茶听报。直到有一天，他在城西金梁桥街附近，发现一座规模宏大的“刘楼藏书阁”。
在此之前，田烈武并不知道，刘楼藏书阁早在熙宁十五年的时候，便已经超过白水潭图书馆，成为汴京乃至整个大宋最大的公共图书馆。
在桑充国的一力鼓吹之下，即使在战争不断的情况下，宋朝朝廷在公共教育上的开支，也是逐年上升的——虽然比起庞大的军费开支，根本不值一提；但毕竟也是在进步。早在熙宁十三年，英年早逝的欧阳发便率先提出“识字率”的概念，倡导官府应当要全力提高识字人口的比率。在欧阳发去世之后，桑充国与程颐便继承了他的遗志，桑充国在《天命有司》中，更将之视为政府当然之责任与义务，不容推卸。程颐则将这些概念，纳入他哲学体系中“道”的范畴。这些鼓吹，其实暗合了熙宁十五年后，宋廷中那股反对继续战争，主张休养生息的政治势力，亦迎合了平定西夏之后，民间生起的厌战情绪。在种种压力之下，政事堂第一次下令调查除刚收复的灵夏与海外领土以外各路府军州的识字率与男童就学率。
调查的结果显然不可能乐观。要知道，在另一个时空中，十九世纪中期，勉强可以识字的伦敦庶民阶层的小孩，不到百分之十，会写字的更低；而法国于一八八一年实施义务教育法后，实际就学率竟只有可怜的百分之一点四！托儒家一千多年来实际是以教育为立足之本的福，大宋的情况倒还不至于这么惨淡，但也足够糟糕。
识字率方面，汴京是最高的，却也仅仅刚过三成，其次是杭州、扬州与成都。在某些地区，更是只有可怜的百分之一。全国平均识字率约百分之二十。
至于男童就学率，自《兴学校诏》颁布以后，倒是大有好转。在汴京，有桑充国持续的努力，兼之又是天子脚下，就学率竟高达六成五。但让人吃惊的是，男童就学率最高的城市却是杭州——除了商业的发达，江南的学风浓郁外，也因为有种种技术学校，以及伏波学堂的存在，使得其就学率竟然达到惊人的七成。不过这只是极少数的繁华的特例，在全国范围内，平均就学率亦不足四成。
如果只是想比烂，这样的数据自然堪为骄傲。但是掩藏在那个让人难堪的平均数字后面的，是更为难堪的地区差异与身份差异。比如除了汴京以外，无论是识字率还是就学率，南方都远远高于北方。而武人更成了识字率最低的一个阶层，武官的识字率都只有可怜的一成，低于全国平均水准一半！这还是托了神卫营与卫尉寺的福，才有这样“体面”的数据。
在这样的情况下，两府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来应对清议的批评。加大对公共图书馆的投入，对在讲武学堂培训过的武官优先晋升等等措施，便是两府应付批评的产物。这的确是一次极大的转变，仅仅在十几年前，两府还有相公说：“武官要识字做甚？！”而现在，连神卫营的节级们，都得学习算术与几何。
田烈武对这些曲折自是全不知情，密院与兵部新定的磨勘与考课条例中，的确对识字的武官有所奖励，但是这些在西军中影响甚微。西军这些年来，一直在打仗，讲的是军功战绩，什么磨堪考课，根本就是微不足道。但这些年来，田烈武自觉读书对自己的帮助极大，养成了闲暇时必要读书的习惯。因此突然间见到规模宏大的刘楼藏书阁，当真有点喜出望外，从此每日总有几个时辰，要消磨在这里。
这日他从藏书阁神奇般地借到了一本西湖学院翻译的《谋略例说》——这的确是非常的神奇，这部罗马人的军事著作，在大宋受到了不公正的轻视，西湖学院翻译过来的书籍，绝大部分是自、大食文版本转译，直至熙宁十七年为止，流传的范围，也主要限于大宋的各大学院，以诸学刊的读者为主，主要受到学者与博物学家的欢迎（当时的格物学者往往身兼数门之长，极少有单纯专精某门之学者存在），而印刷之数量，一般也只是几百册，只有极少数作品才会广受欢迎，印数超过千册——而这部《谋略例说》与另一部，显然不可能受到这些学者的欢迎。得到石越巨额捐助的西湖学院塞夷译经楼，当初译介这两本书的目的，是希望能给军校当教材，不料军校的主官根本连翻都懒得翻，一句“蛮夷也会写兵书？”便将这两本书丢进了马桶。尽管也耗费了许多的资金与心血，但是最后这两本书，仅以分别出版五十本而惨淡收场。只有最好的藏书阁与专门的藏书家那里，才可能有这两本长年不见天日的泰西经典著作。刘楼藏书阁收藏这部《谋略例说》已经有一年的历史，据其记录，这是该书第一次被借阅。
田烈武因为出身卑微，从不敢轻易地看轻任何人。哪怕这是泰西夷人的作品，他也抱着开开眼界的心态，以为人家既然写得出书，那便总比自己这个大老粗要强上几分，便有可学之处。因此倒也是兴高采烈地拿在手里，准备好好读读。不料刚刚走出藏书楼，便被迎面走来的一个人叫住：“这位可是龙卫军的田将军？”
他愣了一下，打量来人半晌，却到底是认不得此人。田烈武自觉不好意思，慌忙抱拳道歉，一面问道：“恕我失礼，不知尊兄如何称呼？”
那人操着半生不熟的汴京官话笑道：“是在下冒昧才对。田将军原本便不认得我。在下赵时忠，原是灵州人氏。将军在灵州时，在下曾见过将军一面。”
田烈武这才恍然，笑道：“原来如此。尊兄怎么来了汴京？”
赵时忠笑道：“朝廷收复灵武后，在下便举家迁到了祥符县。这番是想潜心读书，但求考个功名，亦可光宗耀祖。”
田烈武知道但凡举家被迁往东、西两京居住的，在西夏必定是一时之豪强。这人姓赵，只怕还是赐姓也未可知。当时西夏贵族离开故土者，极为显贵者除外，普通贵族中除了部分人依然投身军中，改替宋朝卖命外，有相当一部分意志消沉，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有些人甚至不到三两年间，便家道败落。此人竟然有此雄心壮志，欲要在汴京考个功名出来，倒也让人钦佩。因赞道：“尊兄倒不愧是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
“将军谬赞了。”赵时忠连忙谦道，心里却是极高兴。这些西夏旧人，无论是党项还是汉人，在汴京多多少少都不免受到歧视，这还是头一次有人如此诚恳地鼓励他——从田烈武的脸上，看不出任何怜悯之意。他看了看田烈武手里的书，有点拘谨地笑道：“想不到将军原来文武双全。”
田烈武已是不知多少次听人用各种各样的语气说出“文武双全”这四字评语了，倒难得有一次像赵时忠这般的诚恳，甚至还有点崇拜的味道。他腼腆地一笑，看见赵时忠手里抱着的书，最上面一本，赫然便是《天命有司》！
他其实是不善交际的。这时候没话找话地笑道：“这是桑公子的书吗？”
“正是。”赵时忠以为田烈武也看过这本书，越发的佩服，用力点点头，一面道：“桑山长真天人也。听说朝廷要征召桑山长与程先生为资善堂直讲，圣人还专门派了内侍出来寻两位先生的书，有人说圣人看了后，甚是称许……若果真如此，还真是名至实归……”
向皇后派遣内侍，在坊间到处搜索桑、程的著作，这事田烈武也早就听说了。他当然不明白这是向皇后给朝廷公卿的一个公然的暗示——桑、程二人的书籍，汴京任何一家书店都可以买全，用得着这些内侍东问西问吗？不过，在田烈武心中感情的天秤上，自然也是倾向于桑、程一方的。这时候听赵时忠兴致勃勃地说着他对桑充国与程颐的钦佩与崇敬，他既不好意思打断他的兴致，便只好耐心地在藏书阁外面静静地聆听着。
汴京西角楼大街。此时，时间已是熙宁十七年的八月下旬。田烈武如往常一样，约了几个朋友，在清风楼吃着酒。虽然又变成了翊麾副尉，但宋朝禁军将士待遇一向优厚，翊麾副尉到底还是个从七品的武官，即使新官制规定，没有了实际的差遣后，薪俸便几乎要锐减一半，可只要不过奢侈的生活，在汴京悠闲度日，依然不成问题。更何况，即使在田烈武“发迹”之后，田家的女人们也还是保持着劳动的习惯，从家里的女主人到使唤婢女，都会接一些从大商人那里层层分包下来的针线活，以贴补家用。像这样的家庭，只要国家不发生大的动荡，是断不至于受穷的。只不过，对于戎马生涯，田烈武似乎有一种天生的向往与喜爱，虽然刚开始闲下来时，感觉是好久没有过的轻松与安定，但时间一长，心里便没来由地发起慌来。而这个时候，凡是与前线有关的消息，便格外能打动他的神经。
“田兄可曾听说了？小阎王与慕容将军昨天下午到京师了。”赵时忠一面告着罪，一面迫不及待地说道。两人自从在刘楼邂逅相识，没几日间，便已称兄道弟。
“看来西南夷能平定了。”一旁的开封府巡检温大有一面吃着酒，一面笑道。温大有是个粗壮的西北汉子，穿着黑色绸缎做的袍子，看起来仪表堂堂、威风凛凛；而坐在他旁边默默吃酒的马绍，却是又矮又胖，长相十分猥琐，其穿着打扮，便是做温大有的跟班，都有点提携不上的意思。但田烈武却知道二人家世大不一样，温大有是客户出身，斗大的字不认得几个，而马绍家却是当地的名门望族，也曾读过十几年的书。只是他颇吃了相貌的亏——宋朝在不成文的惯例上，依然保持着唐代的一些遗风，像马绍这样相貌有点影响市容的人，既考不上举子，想另谋出身，自“流外”做起，也不免受到歧视，只得被迫弃文学武。
这两人原本都是泾原人氏，石越在渭州受袭后，二人皆应募为石越帅府的亲兵。其后往来传递军情，护卫帅司安全，还参加了庆州之战，熙宁西讨末期，平定仁多澣之变，他二人也有点微功。虽然比不上战功累累的将士，但到底是所谓“宰相门前七品官”，兼之办事还算小心，又有点才能，石越拜为枢副之前，便以军功保荐他们转任为地方武职。几年之间，竟齐齐做到开封府巡检。
“我看未必。”马绍手里的筷子一面急速地夹起一块大肥肉，放到口咀嚼着，一面含混不清地说道。众人皆是望着他，等他继续说理由，但马绍却吞了这口肥肉后，端起杯子来又喝了口酒，眼珠子朝着桌上的菜肴溜了一遍，筷子又伸向一块野猪肉。竟是再也不提了。
三人见他这样，不由相顾一笑。赵时忠不再去理会马绍，只把目光投向田烈武，关切地问道：“田兄以为这回能定了吗？”
田烈武笑着摇了摇头，只道：“小王将军是我在讲武学堂时的教官，带兵打仗都没得说。”
“那就好，那就好。”赵时忠连连说道，仿佛是放下一块大石头来。
田烈武与温大有见他这模样，都觉得好笑，温大有玩笑道：“赵兄怎的如此担心？莫不是有相好的在益州？”
“固所愿也。”赵时忠也开玩笑地掉了句书袋，旋即正容道，“许兄有所不知，这一个月来，我们那边有不少流言，说什么西南夷终不能平，益州要出大乱子。还有人说，契丹人要乘虚而入，便是在等这个时机……”
“辽狗也配？！”温大有啐了一口，打断了赵时忠，大声道，“他们不来，俺们还要北伐呢。休说幽州、大同，便是临潢府，拿下来也不过是举手之劳。西南夷能兴什么风浪，西军精锐一到，若非是太祖皇帝玉斧划界，便是将大理段氏擒来汴京，也非难事……”
赵时忠听他口沫横飞地说着大话，尴尬地望着田烈武。田烈武笑笑，给赵时忠满上酒，示意他喝酒吃菜。马绍见二人也开始下筷，一面更加飞快地往嘴里送着各类食物，一面含混不清地对赵时忠笑道：“温大有的话，便好比说媒人夸好女儿、和尚不吃酒肉……”
赵时忠方举箸，闻言不由一怔，问道：“此话怎讲？”
马绍却忙着吃喝，又没空理他了。
田烈武知赵时忠到汴京不久，不知道这些市井俚语也不足为怪，笑着解释道：“这是东京俗话，媒人夸好女儿、和尚不吃酒肉、醉汉隔宿请客，皆未得便信。若是轻信了他，难免吃亏上当。”
赵时忠听得明白，不由莞尔，笑道：“果真是未得便信。”
田烈武却还是记着流言之事，又问道：“这流言大伙信还是不信？”
“自是有信的，也有不信的，也有将信将疑的。”赵时忠道，“依我所知，到底还是不信的多。便是信的，也多是忧惧北人趁机南下，于大宋不利。”他说的却是实情，在汴京定居下来的西夏人，多数都不希望战争。那些习惯于战斗的人，还怀有建功立业的野心的人，十之八九，早已经加入到宋军当中，而留在汴京的，有很大一部分是他们的家属——没有人希望自己的亲人在一场残酷的战争中丧命。
田烈武稍稍放心点头。却听赵时忠又笑道：“如今人人只关心两件事，一是早点平定西南夷，汴京物价能降下来——再这样乱下去，过日子可越发不易了。还好如今两位名将来了，大伙的心便放下了一半。另一件，便是看桑山长到底肯不肯受诏了……”
田烈武与温、马无言地对视一眼，没有人肯接赵时忠的话。三人都与石府渊源匪浅，对石越极是敬重，桑充国是石夫人的亲哥哥，他们自是不肯随便议论的。但是，三人也知道，这件事情，他们也只能管得住自己的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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