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皇后与朱妃流露出来的支持桑充国、程颐为资善堂直讲的态度，宛如在熊熊大火上又浇上了一桶石油，在很多人看来，这更加坐实了之前有关高太后属意二人的传言。兼之皇帝的病情反复，这又加重了许多大臣的忧惧。虽然不敢宣之于口，但很多人在心里，却已经不指望皇帝能够给六哥赵佣主持冠礼了，让皇帝在健在之时，亲眼看到六哥出阁读书，便成为许多忠直的大臣的希望。从外廷到内廷，皇后、妃子、说得上话的押班、都知，还有两府学士院台谏诸部寺监，只要趁着皇帝病情稍稍好转，便催促着皇帝尽快让六哥出阁读书。为此，不少人甚至在皇帝面前痛哭流涕。
这个时候，几乎已经没有人再争议资善堂直讲的人选问题，人们仿佛已经默认桑充国与程颐便是当然的人选——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休说桑、程二人的确是各派系都可以接受的人选，单单是那个“太后属意”的传闻，在这个敏感的时刻，便更加让人无法反对——在皇帝驾崩后，高太后将对朝局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这几乎已是宋朝的传统——真宗驾崩后是刘太后听政，仁宗驾崩后，曹太后也曾经垂帘……
极为吊诡的是，这个时候，新党的官员反而远比旧党的官员要急切。原来反对桑、程二人的官员，也改变了口风。皇帝一旦驾崩，高太后倾向旧党是路人皆知的事情，若不在此之前把这事定下来，到时候新皇帝的老师，恐怕就是一个纯粹的旧党了。这显然于新党的政治利益是不合的。桑充国再怎么样也是王安石的爱婿，与新党到底有几分香火之情。这时，连之前一直不肯表态的吕惠卿，也姗姗来迟地上表，请求皇帝“为万世计”，尽早让六哥出阁读书。
到了最后，内廷中，甚至连一直服侍生病中的赵顼的王贤妃，也小心翼翼地劝谏了。
赵顼面对内外的压力与催促，再也坚持不住。
“天下之议皆许之！”在萧佑丹回国之前的最后一次召见时，赵顼忍不住在这位辽国卫王面前，无奈地发着牢骚。
萧佑丹这次使宋，在某种程度上算是空手而归。宋朝自然不会借款给辽国，而辽国也同样放不下这个面子。双方达成的惟一妥协是，宋廷谅解辽国单方面提高一些奢侈品的关税。但这只是杯水车薪。休说提高奢侈品关税会在国内造成贵族的反弹，其执行效果也无法保证——很可能只会促使走私猖獗；而且，在宋辽贸易结构中，奢侈品所占份额尚不到三成。
萧佑丹回国后，大辽迟早将面临抉择。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萧佑丹使宋，却也是满载而归。这自然不是指为了答谢大辽皇帝，彰显两国友好，由宋朝皇帝赠送给大辽皇帝的包括两头白象在内的海外奇珍。萧佑丹这次出使，对伐夏胜利后之南朝有了更直观的印象。至少，他知道宋朝现在的确是隐患重重。根据拖古烈的分析与萧佑丹的见闻，二人皆预测益州局势可能在年底左右，败坏到不可收拾的局面。而且二人皆相信，宋朝财政状况已经在恶化之中。
南朝并没有想象中的强大。
二人之前亦曾有过共识，若非南朝被困于这些窘境之中，他们是极可能对辽国进行军事冒险的。南朝人“收复”幽蓟诸州的野心，从来没有今日这么强烈过。
但是，这种危险已经被确信越来越小。
南朝皇帝染上风疾便是一个转机。若是幼主即位，高太后听政，必然重用旧党，那么在十至二十年内，南朝不太可能主动进攻辽国。他们急需休养生息的时间。而且旧党相对谨慎，更关注于国内的民生。但若万一是另立长君，情况便会大不相同，变得无法预估——若新君得位的过程过于艰难，并且极不稳固，那么他很可能为了转移矛盾，而悍然发动战争，冀望于夺取幽蓟诸州，来巩固他的皇位；若是得位过程还算平稳，那他也可能一改赵顼四处征伐进取的作风，休养生息，笼络旧党，用时间来赢得民心。
萧佑丹至少已经可以确信，是否选择战争，选择权暂时还在辽国手中。
也有让萧佑丹感到失望的事情。从耶律萌接触到的西夏贵族来看，降宋的夏人并没有如想象中的那样怀念故国，亦没有对宋朝有明显的仇恨情绪。与奔辽的西夏贵族一样，这些人多安于现状，甚至开始死心塌地视自己为宋人。尽管他们在汴京难免受到歧视，但其中的佼佼者，却都在竭尽全力地融入这个国家。只有少数人还对秉常的夏国还怀着强烈的忠诚心，幻想有朝一日能度过贺兰山，重新回到夏国。但即使是这些人，对帮助辽国也毫无兴趣。其实这种心态是极为正常的，毕竟辽夏之间的战争可能比宋夏之间的战争还多，而若这些夏人成为辽国的俘虏，可不用指望他们还能有今日这样的生活。但萧佑丹总不免有点失望。他知道，有相当数量的夏人加入了宋朝的禁军，帮助宋军提高其马步军的战斗力。为了展示信任的姿态，赵顼甚至下令组建了一支三百人的西夏班直——全部由西夏豪强贵族子弟组成的班直侍卫，由守义侯仁多保忠亲自担任指挥使——韦州知州则特许仁多保忠的弟弟袭任。
哪怕不能收买到夏人为辽国卖命，只要能挑拨其与宋人互相猜忌，于大辽就是大功一件。
然而这个设想似乎还没有实施，便破灭了。
这便是赵时忠所听到的流言的源头。
萧佑丹与拖古烈都无法预知益州的局势究竟会败坏到哪一步，究竟会拖进多少宋朝军队……仅仅凭着对益州局势的预估与宋朝财政恶化，是不足以打败南朝的——除非在益州全境暴发大规模的叛乱，至少十万宋军精锐入蜀平叛。否则，任何南征都是冒险。毕竟，财政再怎么样败坏，也不可能比五代更差，一旦辽军南下，只怕反而是帮了南朝一把。
这一点，萧佑丹也清清楚楚。
但即使是萧佑丹与拖古烈乐观地预计益州会败坏到“不可收拾之境地”，却也不敢指望出现宋军不得不抽调十万精锐入蜀平叛的局面。
因此，说到底，机会不是没有，但是风险也同样很大。是否能利用好南朝的这些内患，这些内患能够利用到何种程度，是萧佑丹需要带回辽国的烦恼。
但表面上的告别却是友好而伤感的。
萧佑丹再三致意，吹捧了一番赵顼在位期间的丰功伟绩，动情地表示辽国上下将为赵顼祈福，盼望他早日康复，继续宋辽兄弟之谊。
只是病魔缠身的赵顼却似乎承受不了过大的压力，竟然忍不住向萧佑丹询问起为太子择师之事，并且委婉地表达着自己的不满。
然而，“天下之议皆许之”这牢骚后面，也显示了皇帝的动摇。身边亲近的人都在说这两个人的好话，赵顼自己其实也找不出他们多少毛病来，即使是意志坚定的人，也难免会动摇。况且，皇帝心里也明白，是该让六哥出阁读书的时候了。
也许，皇帝在萧佑丹面前说这句话，只是想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
而萧佑丹也的确给了他这个台阶。他以一个辽国人的直率，告诉了赵顼白水潭学院在辽国的影响。辽国当今皇帝即位后，创办的第一所学院，便是以白水潭学院为榜样设立的，连教材都一模一样。辽国的贵族士人，无人不知桑充国的大名。
萧佑丹回国后，赵顼又再次询问了两府大臣与石越等重臣的意见，在无人明确反对的情况下，赵顼的态度终于出现大转变。
他下令以安车之礼征召桑充国、程颐为资善堂直讲。
这一天，距离景城郡公赵仲璲上表被斥，只有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但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的是，对此，桑充国与程颐的态度迥异。后者欣然接受了皇帝的任命，而桑充国，却委婉地写了一封长达数千言的谢表，拒绝了皇帝的征召！
“桑充国究竟是什么意思？”桑充国的拒绝，让皇帝也感觉非常的惊讶。许是因为医疗技术无法有效的控制血压，赵顼的病情也反反复复，而头晕、头痛的时候，也越来越多了。但他依然坚持看奏折，只是批阅的时候，已无法写字，只得口述，白天还好，有知制诰与翰林学士，晚上却不得不让王贤妃代写。
王贤妃轻轻地给赵顼加上一件薄薄的披风。殿中除了她以外，便只有几个亲近的内侍宫女，赵顼的发问不问可知是向她提出的，但她却只是笑着抿了抿嘴，并没有回答。在这种时刻，能够经常接近皇帝的人，往往便在无形中拥有了巨大的权力。自古以来，那些权力欲望强烈的后妃与内侍，往往便是利用这样的时刻，通过自己的手腕，建立起权威。再怎么样英明的伟大人物，也始终只是人类，在其生命最后的阶段，尤其是被疾病缠身之时，他们总是会被削弱，有时候甚至会昏暗得让人不敢置信。
但王贤妃却始终非常地谨慎，她从没有利用自己的有利位置，谋求日后的地位的举动。她几乎从不干预政治，哪怕是涉及她的祖国，亦是如此。
后宫的女人与内侍们，往往费尽心机，才能博得君主的宠信，在这过程中，一定会得罪许多的人，而当大树将倾之时，不甘于一生的投资就这么白白耗掉，利用最后的机会，为自己的未来谋求一条道路，也是人之常情。毕竟，大概绝大多数能够在后宫中脱颖而出，受到皇帝赏识的人，都不会认为自己毫无才能，会甘心在皇帝死后再过平淡、不再受人重视，甚至被人报复的生活。
王贤妃并非是因为心地纯良，她也不缺少智慧与手腕。即使她的确爱着面前的这个男子，但她也不是没有想过为自己的儿子考虑。
但是她终究是什么也没有做。
她没有料到的是，因为这样，反而让她赢得了意料之外的东西。宫内的高太后，宫外的两府大臣，无一不在冷眼旁观着她的表现。这些皇帝以外最有权力的人物，自然不愿意在这个时刻，皇帝身边突然多出一个充满权力欲望的女人，这会成为本来就不稳定的政局中的一大变数。所幸的是，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作为补偿，原本在心里还存在猜忌的高太后与司马光等人，在心里的石头落下一半之后，倒也没有吝啬自己的好感。自王贤妃入宫以来第一次，高太后单独赐了她一幅亲笔画。
这几乎让王贤妃受宠若惊——她自进入这汴京的皇宫，行事不能不说不小心，处处讨好，事事忍让，好不容易才让向皇后与朱妃接纳自己，但在高太后那里，她是从来没有讨到过好的。想不到，多年想要得到的东西，竟在这个时候不经意地得到了。从此，她更加谨慎了。她知道如今宫里到处都是嫉妒自己的后妃，现时皇帝还在，自然也不用害怕，但看着皇帝的病情反复，她心里也早就有了心理准备。到那时，宫里惟一能庇护自己的，便只有高太后了。
“桑充国不是隐士……”赵顼似乎习惯了王贤妃的反应，又继续说道：“他是待价而沽？还是沽名钓誉？或是心怀怨怼？”
王贤妃愣了一下，方似玩笑地柔声道：“若是待价而沽，资善堂直讲这个价码可不低了。”桑充国到底与她还是沾亲带故的，她不能不委婉地替桑充国开脱一下。
赵顼不由点点头：“这倒是。”
“若是沽名钓誉，程颐一召而起，桑充国已经拒绝第三次了。便算是做样子，也做足了。”王贤妃又笑道，“听说桑、程二人一向交好，他若果真是沽名钓誉，可叫程颐的脸面往哪儿搁？二人弟子众多，将来白水潭岂不要内讧？”
这话引得赵顼笑了起来，的确，桑充国就算装腔作势，做到第三次时，便是摆足了姿态了，所谓“过犹不及”，他若想和石越当年相提并论，那未免也过于不知好歹了。但看他这谢表写的，却是个极聪明的人。
王贤妃又道：“只是心怀怨怼，臣妾却不知是怎么一回事了。按理这是不世之恩，感激还来不及的。”
赵顼摇摇头：“你有所不知，桑充国十余年前便成名了，朕重用石越，但以往举荐桑充国的奏折，从未准过，甚至连正式的官职都不曾赐予。心里有点想法，亦是人之常情。”
王贤妃听到这里，暗里已是为桑充国捏了一把冷汗。皇帝这么说，分明是疑他怨望了。人的偏见是如此可怕，一旦心里头有了成见，无论怎么做，都是动辄得咎。但她却也不知道要如何才能不露痕迹地替桑充国开脱了。
皇帝又淡淡说道：“朕本来也未必想让桑充国做……不过他既然拒绝了三次，这份谢表又写得如此好，朕倒想看看他究竟能给六哥教些什么东西，竟可以令得天下之人如此称许，而他竟还不稀罕朕这个资善堂直讲！明日朕便再给他下一封诏书……”
“官家……”王贤妃听到皇帝语气不善，欲待再劝几句，却听赵顼摆了摆手，笑道：“今日见了王厚、慕容谦。当年朕还颇忧国家无将帅之材，如今却可以放心了……”说着话，又凝神看起奏折来。她默默望着赵顼的背影，在心里轻轻叹了口气——皇帝如此，这可绝不是什么长寿之道。她迟疑了一会儿，终于还是悄悄走出殿外，唤过一个心腹的内侍，低声嘱咐了几句。
所有的人都在揣测着，不知道桑充国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善意的、恶意的，讽刺、流言，满城流传着，但桑充国却如什么事情都不曾发生一般。每天，白水潭，报社，稍有空闲，便构思他的新著《学校论》……在他看来，有很多事比“资善堂直讲”更重要。例如学院正在编撰的《博物全书》。格物院的学者们提出了一个令人心潮澎湃的设想，他们要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物种、矿产，制作标本，进行细致的观察、分类；在先期大范围考察之后，学者们已经不再信任与《博物志》，《水经注》、《地理初步》也不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准备重新认识这个世界。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桑充国与教授联席会议都没有想过能在有生之年看到它的完成，这样的事情，没有朝廷的支持是不可想象的，但到目前为止，只有《矿物卷》得到了一笔经费，数十名学者带着他们的学生、随从，已经离开汴京，去往全国各地探险，寻找、记录各地的矿产。但其他几乎所有的门类，都没能得到一文钱的资助。官府虽然也需要各种木材，但还没达到需要细分树木种类的地步；军队也大量使用牲畜，但是无论是马、牛、骡、驴，还是信鸽与战犬，都是人工驯养之物。他们不会为“无用之事”掏一文钱。惟有金、银、铜、铁、锡，才会令他们感兴趣。
而与此同时，承担东南与海外卷的西湖学院与新兴起的金陵书院，却远比白水潭更有效率。这也是出于极现实的理由——根据法律，国内的一切矿产，都属于皇帝。在国内开采矿产，不仅较难得到许可，而且税赋重、管制多。但在海外却大不相同，曾经就出现过某人在海外某岛发现大量的硫磺而一夜暴富的传奇。若能发现金、银、铜矿，无论是巧取还是豪夺，其利润简直不可想象。为了得到高额回报，商人们并不吝啬向西湖学院提供巨额资助，条件也很现实——西湖学院必须签订契约，保证勘探所发现的矿物，在规定年限内，必须得到他们同意才能上报朝廷或者公之于众。而另一方面，海商们对植物的兴趣也很大，名贵的木材，还有制造海船需要的树木，在市场上都是稀缺走俏的商品。
竞争对手的成功令得桑充国忧心忡忡，东南是人文荟萃之地，而且农、工、商业都高度发达，而在中原与北方，却只有汴京与益州比较富裕。这两所学院发展迅猛，也在意料当中。西湖学院自我标榜是石学正宗嫡系，大有与白水潭一较高下之意。而金陵书院在学术上倾向于王安石、吕惠卿的“新学”，得到了他岳父与吕惠卿的暗中支持，许多在学术上赞成“新学”或者政治上支持新党的学者云集其间，又有朝廷或明或暗的照顾，几年之间便与所谓的“六大学院”并驾齐驱了。更让白水潭学院不满的是，朝廷一向禁止私自教授、学习天文星象之学，白水潭学院拥有全国闻名的天文学家，却始终未获准设置观星台。金陵书院却不仅被获准建筑观星台，翰林院司天台还派官员进驻金陵学院，极有可能成为在太学之外，第一家获准开设天文学的学院。此事影响将极为深远——此时几乎所有的算术名家，其最终的志向，都在天文星象。若金陵书院拔到先筹，格物院就很可能会面临人才大量流失的危机。
除此之外，桑充国在几个月前探望病中的程颢之时，大程向他提出在白水潭成立“契丹、西夏研究院”，以专门研究有关辽国、西夏的一切事情，更深刻全面地了解两北长期的敌人。程颢一针见血地指出，即使汉唐强盛之时，北边的边患也始终存在。而北边胡人所以能为患一千余年，全因中原在兴盛之时，便自高自大，盲目轻视胡人，士大夫偏见极深，缺少对胡人的了解，一旦中原衰落，便易被胡人乘虚而入。而今大宋有中兴之势，刚刚恢复灵夏，上至士大夫，下至市井小民，便开始自高自大，将来即使北伐收复幽蓟，若不能居安思危，知己知彼，亦难免重蹈覆辙。
五十多岁的大程因操劳过度，落下一身的疾病。眼见活得过今年，也未必活得过明年。桑充国早就下定决心要让程颢亲眼看到此事成功，但事涉契丹、西夏，国子监接到申请，便拖了半年，然后回复要上报政事堂，便没了下文。为了促成此事，桑充国已是心力交瘁。
他并非对“资善堂直讲”的职位毫不动心——对所有的儒生来说，这都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但是人总是在不同的诱惑间做选择的。他知道自己无法兼得鱼与熊掌，因此冷静地按照自己的能力做出了选择。
但是，人并非总能依照自己的意愿行事。
见过急急忙忙赶来传话的金兰后，王昉坐不住了。金兰说得非常委婉，但敏感的王昉马上意识到了其中的危险。她再三犹豫之后，终于走进了桑充国的书房。
“桑郎。”王昉极少如此直接干预桑充国的决定，虽然她内心是非常渴望桑充国出任资善堂直讲的——她毕竟是宰相的女儿，这是一个能让她从心底里感到荣耀，并且有可能在将来发挥巨大影响的职位。但在桑充国真正决定拒绝之后，她也保持了沉默。她不想让自己的丈夫有一种误会，以为她需要他获得一官半职。当她开口的时候，她依然有几分迟疑。
“娘子有事吗？”桑充国搁下了手中的毛笔，他正在给国子监的祭酒写信。
“嗯。”王昉微微点头，轻声道，“朝廷可能再次征召桑郎……”
桑充国笑着摇了摇头，“是讹传吧。”他还没把自己看得那么了不起。
王昉默然摇头，神色严肃。
桑充国感觉到了她神情的异常，笑容僵在了脸上：“是真的？”
“嗯。”王昉郑重地点了点头。
桑充国不自觉地站起身来，与王昉这么多年的夫妻，他们彼此早已熟知对方的脾气，王昉如此郑重其事来找自己说这件事，那么这件事不仅是真的，而且只怕也不会是什么好消息。果然，便听王昉轻声道：“这次征召，桑郎万不可再拒绝。”
桑充国没有询问原因，只是背着手默默地踱着步。
夫妻二人沉默了好久，桑充国才似自言自语地低声说道：“你知道我的性子其实不适合当官的。”
“只是给太子当老师，算是经筵官。”王昉劝道。
“都一样。”桑充国涩声笑起来，“那里和白水潭可不一样。伴君如伴虎，资善堂直讲，也不是个好差遣。”
“桑郎这么大的学校都管得过来……”王昉柔声道。
桑充国感激地看了她一眼，低声道：“我原只想做个白衣御史，想不到这点心愿都不能满足。”他缓缓走到王昉身边，轻轻地抚摸着她的肩膀，自嘲地笑道，“太子师，人人羡慕，我却避之惟恐不急。不晓得多少人要骂我假清高。”
“别人要怎么想，可理会不过来。”
“我也是这么想法。”桑充国笑道，“其实我不过是有自知之明罢了。当官这码事，子明做得，我却未必做得。只怕碰个头破血流，也未可知。但看来也不能拒绝了……”
“从长远来看是有好处的。”王昉抬头注视着桑充国，低声道，“桑郎要想扩大白水潭的影响力，要想提高识字率，这是天赐良机。把希望寄托在十年之后……”
“不过我还是舍不得……”
“舍不得？”王昉奇怪地望着桑充国。
桑充国看着她的眼睛，淡淡笑道：“无论是白水潭学院的山长，还是《汴京新闻》的社长，都不应当有官职在身。尤其是报社之职，否则我当年所说，便成天下之笑柄。”
王昉呆住了。
“若然要做资善堂直讲，我便理当要辞掉学院、报社之职务。”桑充国无限眷恋地说道。说罢，他忽然笑了笑，道：“我当山长的确太久了，或许也该换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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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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