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1974年夏大的骄阳，天上那一轮火球，不仅给自然界的万物以生机，还给了我生命的原色。那一年的春天，我的脸上还留有青一块、紫一块的烧伤烙痕；夏日的炎阳一照，我的面部完全恢复了原来的肤色。眉毛长出来了，头上又是一头黑白间杂的头发了。在春天参加劳动时，化工车间的同号，还常拿我取笑：和尚，尼姑，修女……不一而足，到了盛夏，我又是一个男子汉了。
截止到该年，我在劳改生涯中，已经经受过四次生死大劫：在北京郊区开山时，我差一点儿成为独眼龙；在矿山并下挖煤时，一次透水事故和另一次的煤块塌落事，都因我命大而幸免；最后一次就是被烈火包围，我又从死神的怀抱中逃了出来。好友姜葆琛学过，他说人的一生，都有两次以上的劫难；能大难三次而不倒者，当真会有后福。你算是受过四次大劫了，当然晚年福缘更厚。”
我笑笑说：“这么说，你也该属于有后福之人，你受得折磨也不少。比如在云南……” “所谓劫难者，是指外力而言。”他打断了我的话说，“我的出逃差点送命，是咎由自取；这与外力形成的灾难，不能同日而语。”
“你可以当个算命先生了。”我开他的玩笑说，“我想听听你对你自己的命相分析。”
“不，还是先谈你。”他煞有其事他说，“比如，你最近接到山西文联的来信，把内容跟我说说。”
“你的戏法漏了馅了。你所以知道山西给我来了信，我听张沪说过了，那信寄到了化工车间，是你收转给她的。”尽管我知道，葆琛君是凭借着他的聪明，在我的所谓命相问题上胡说八道；但是我还是把两封来信的内容，一块儿告诉了他——他是我可以信赖的朋友。
他听得十分认真，并时不时提出他没听懂的问题。之后，他沉默了好半天，对我表示祝贺道：“你我可能要分手了，信不信由你。你的事情惊动了山西文艺界元老的夫人，文曲星归位当不会久远。”
我俩当天是在他的设计室聊天的，室内只有他和我两个人，因而说起话来百无禁忌。我笑笑说：“行，假的我也当真的听。那么你说说你自己的命相，让我长点见识。”
他的脸色顿时沉郁下来。本来他的脸就瘦削，再消失了刚才的欢快神色，病态的苍白立刻爬满了他的整个面部。我甚至于有点后悔跟他开这样的玩笑，但是话已出口，此时已无法收回。在他没有做出反应之际，我站起身来说：“葆琛，我回去还要擀面条儿去呢，咱俩改日再聊吧！”
他也匆匆站了起来，拦着我说：“你别走，我谈谈我。人总有一天要死的，我的命相中劫难还没有到头。说了你别害怕，我有着血光之灾。被杀头？看起来是不会了！我的风湿性心脏病，早早晚晚是会开膛破肚动大手术的——怕是我难过那一关。”
我忙安慰他说：“西双版纳你都闯荡过来了，上帝还能把你怎么样？”
“上帝分配健康与死亡是不公平的，反正我会走在你的前边。”他说，“你记住，要是那一天到来的时候，看在我们患难之交的份上，你到我的坟头前常来转转。还记得茶淀的坟场吗，埋死人的地方是大芦花荡；这儿也不会比那儿强到哪儿去。要是坟前的木牌牌倒了，你把它扶扶正；要是看着黄土少了，你给上边加点土——省得黄鼠狼之类的野物，把我的尸骨给吃了……”
他说得很认真，虽然我想冲淡一下这种忧伤的气氛，但是硬是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我之所以把葆琛的话，记得如此清楚，实因后来他对他自己的命运分析，大体贴近事实——当然，他没有死在劳改队，而是活到了平反之后。说来也巧，他在平反之后的80年代，就与我在北京的团结湖为邻，他的工作单位在轻工业部设计院，我工作在北京作协和全国作协；由于昔日患难的友情极为深厚，往来颇多。在1993年的夏天，他终于因心脏病两次开膛破腹，病故于协和医院。当年他仅仅58岁。十分巧合的是，他与我的母亲葬于同一公墓之内，因而每年清明，我去为母亲扫墓时，必去葆琛的墓前献花——这是他在劳改队时就说过了的事，我牢牢记于心扉。
此外，另一件被他预卜到了的事情，就是在他那天倾吐忧伤之情不久，山西作协的杏绵大姐，便又有书信飞来。她说，作协评论家李国涛，与劳改局的头面人物有些往来，近几天内将去询及有关这方面的政策问题。信中叫我不要怀有希望，但他们是会为此事尽力的—— 因为各地文联，都需要有创作实力的人才云云。当时，全场全力以赴地筹办化工生产的机器设备，我每天加班加点地干着除锈工作（因其设备大都是从其他化工厂运来的陈旧机器），化工车间的未来人员，每人手持一把铁锤，击落着管道上的斑斑锈迹，因而叮叮当当震耳欲聋的声响，从早上响到大黑。那是一件十分招人心烦的活儿，只是我在那一段日子里，由于在绝望中看到一点渺茫的希望，常常置耳旁的“杂音交响乐”于不闻。
我浸沉在我反刍生活的快乐之中——十几年内多少生活场景，像画面一样从我眼前流过。当然其中多是悲怆的乐章，但是回忆悲怆既是一种精神折磨，也是一种精神享受；因为它可以化眼前的喧嚣世界于一片肃穆之中。我想的问题很多很多，从自身的囚徒生涯联想到中国历朝历代，对于文人的流放——历史还是进步了不少，当今的劳役犯脸上不再刺字，虽然还有历史遗留下来的株连，但没有昔日的满门抄斩，如果像古代帝王那般，这个大辛庄农场的生灵，则不会存在至今——那么，谁去大轮窑烧砖？谁去张家口学习化工？谁去生产机器零件？谁去设计化工车间的厂房？在叮叮当当的击打声中，我的思绪又从中国飞出了国界，想那沙俄时期的大文豪陀斯妥耶夫斯基，不是被拉到刑场上之后，才被沙皇赦免一死的吗……我自知这是一种阿Q式的自我平衡，因为只有找到这个法宝，才能有一点点自我安慰。
但是，我的阿Q平衡法，也有出现失灵的时候。那就是当我的思想坐标，移位到当今世界。比如，突然想起了美国的阿波罗号宇宙飞船，已经飞上了月球（偶然在报纸上见到），便立刻觉得眼前的一切都失去了颜色——始自建国后的五七年人斗人的开始，已经有十几个年头了；“文革”后停产闹革命，全国都进入人斗人的黑网之中。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开始了探索宇宙，我们却津津有味，没完没了地斗来斗去，不知何时何日方能休止。我们的中华民族，将来在地球上将如何生存？
不管想东想西，都是逃避震耳欲聋的除锈锤声之故；但是那种喧嚣的音乐，没有能听多久，不知从哪儿又吹来一股风，我们这些“双料货”，奉命迁移新的巢穴。昔日我去张家口学习化工，烧焦了头发和眉毛，等于是玩闹一场——我们带家属的全部调往晋南的伍姓湖劳改农场。这是一次十分蹊跷的调动，可能农场出于甩包袱之故（带家属的有的生了第二代，生活上难于管理），我们于七五年早春，从长治登上火车，绕道河南郑州；途经陕西跨过黄河，拐到晋南。记得那是一次非常有趣的跋涉，所以说其有趣，实因其没有任何一个劳改干部押送。我们身着厚厚的冬装，背着沉沉的行囊，像是一群盲流，自由自在地在中途换车，与乘车的公民第一次享受同等的待遇。
由于对我们的调动十分突然，我们又都住在场外的小村里，因而无法与众多友好话别。但是临上火车的前夕，姜葆琛还是跑到我和张沪住的小屋中来。他说，人挪窝活，树挪窝死。我们离开这青烟缭绕的化工厂是个喜事，他恨不得跟着我们一块儿走呢！但是人的命，天注定，他想走没有路条，人家不放他走。奈何？
我们与他也很惜别。来大辛庄后，他是与我们来往最多的朋友。
“这回，你们也可以见到黄河了。”他说，“我往南逃的时候，过的是郑州黄河桥，你们要过的是山西与陕西交界的风陵渡黄河桥。好好看上两眼中国的祖母河吧，她会赐给你们好运气的。”
我心里挺难过的。姜葆琛之所以不忘黄河，还是在清华大学水利系时的幽灵没死。逃跑时他看见黄河就落泪，此时此刻我们即将分手的前夜，他心中没有死的幽灵，又出来显圣了 ——因而我对他的生命独自，无言以答。张沪忙着收拾杂什，顾不上跟他多说什么“黄河” 之类的话；她只是祝愿他身体一天比一天好，当这个历史的黑夜破晓时，他的身体也像东升的太阳——在曲沃的那场生死之劫，使张沪的身体大不如前，所以这可以算是病号对病号的祝福。
我没有美好的语言与他话别，便把在煤矿翻黑了一本杰克·伦敦的，赠给了他。我说：“小说中的那只狗，在生活中磨练成了狼群的首领。你没那两下子，但是自强不息的精神，对你这个病号，比我更为重要。”
他并没有翻动我赠他的那本书，却石破天惊他说道，“维熙，我没有什么可赠你留念的，有一句话，就算是代替礼物的圣经吧：你有责任和义务，写下这一段中国知识分子的底层生活记录。在我接触的同类中，你是最有条件留下这一宝贵档案的人。你们忙着收拾行装，我就不打搅了。”
他很感伤地匆匆离开小屋，我想他是流出了眼泪。
我送他出了村日。在村口他再次停下脚步，一字一板地对我说：
“还有两句必须说的话，如果你一旦调离劳改单位。记住，不要讲条件，在哪儿工作，都比当劳改犯强。”他说，“当然能去文联工作最好，到了那儿你有可能实现你的最大愿望。”
我说：“就目前的气氛看，要表现我们这一段生活历程，怕是还有八千里路云和月， ‘八个样板’一浩然，不知要延续到哪个时辰呢！”
“你可以先写一些应时小卖的东西，这只是一个过程，但是你不要忘记最终的极致，是表现真实的历史。鲁迅先生怎么说的：‘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
我们在村口的一棵大树下握别。他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是：“维熙，我坚信天快亮了！”
至今我还记得那是个墨染的夜晚，天上没有月亮，也没有一颗星斗——第二天我们就登上没有送行者的火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