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以看出常梅的缜密，难怪日后她对白帆做的那个手脚，也就无人可以看透。
常梅约李琳谈话时，李琳和唐敏之不但同居已久，而且已然有了身孕。
有关唐敏之的情况和背景，李琳却是一问三不知。常梅说：“你不了解他，怎么能和他恋爱？而且这样大的事情也不向组织汇报！”
到了这种时候，李琳还振振有词：“我也不知道你的情况和背景是不是？而且不是组织派我去和他接头的吗？再说这难道不是一件非常个人的事？”
常梅没有回答李琳那个准派她去接头的问题，只说：“既然我们已经投身革命，一切行为就要对党负责。”“我没有为党的工作负责吗？”
“我们这样的人，是不能随便和组织外面的人建立这种关系的……周围不是有很多好同志吗？”
这还用说？能在如此黑暗看不到光明的时期献身革命的人，肯定都是好同志，李琳想起常梅的婚礼，到场的可能就是全体同志，而那些男人各个都可共事，却偏偏没有一个让她愿意托付终身。
李琳能与代表组织的常梅大唱反调，实在是时间的错误，也是地点的错误，哪怕在革命根据地延安，不听从组织安排婚姻人事的女人电不多见。不论胡秉宸在延安的女朋友还是顾秋水在延安的女朋友，都是由于组织的干预无法与他们缔结良缘。
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一九四一年六月五日那一天日本对重庆的大空袭？时隔六十多年，即便有些老人记得，留在心里的恐怕也只是仇恨和恐惧，谁能料想李琳在那一天经历了什么？
按照组织的交代，李琳应在傍晚某时某分到约定地点与某人接头。她走着、走着，突然就看见制高点的旗杆上，挂起了三角形的绿灯笼，知道此时空袭的敌机已经起飞，但还不太紧张，只是加快了步伐。
不一会儿警报开始拉响，旗杆上三角形的绿灯笼换成一个红灯笼，到了该进防空洞的时候。李琳途中不是没有经过防空洞，但首先得完成任务，还是勇往直前，向接头地点赶。
等她到了接头地点，汽笛同时响彻全城，制高点的旗杆上已是两个红灯笼，敌机迫近！可是接头人还没有出现。她看了看表，距离接头时间还有三分钟，她必需再坚持三分钟。
接头人按时出现，已是三个大红灯笼高高挂，汽笛忽起忽落，路上车马行人突然就了无踪迹。紧接着，三个大红灯笼鬼里鬼气悄然落下，汽笛也立时哑然无声，飞机马达轰鸣。即便如此紧迫，李琳也没有忘记按照组织事先交代的特征，将来人从头到脚一一核对，没有发现异常。又按照事先约定的暗号接对，刚接好暗号，炸弹就在很近的地方落下，随后敌机开始俯冲扫射，因接头地点距市中心十八梯附近那个防空大隧道很近，匆忙之中他们跑进大隧道躲避。想不到几小时后，大隧道就因炸弹命中，致使一万多人窒息，轰动全国。
但如果人们冷静一些，就会发现大隧道虽被炸塌却无大碍，既没有炸死也没有炸伤哪一位。
可当炸弹就在头顶开花时，谁还能保持冷静？人们像网中之鱼，拼个鱼死网破地奔向隧道出口，并在出口挤成肉团，以致隧道大门无法开启。许多人死在不断拥来的人群挤压践踏之下，据随后的新闻报道，死伤共有一万多人。李琳他们因为最后进入，地处隧道出口，空气比较充分，又被人群挤在门角之后，那一处“台风眼”反倒使他们免受挤压。更还有唐敏之，用后背和双臂奋力撑挡着汹涌而来的人群，否则像李琳那样一个袖珍女人，恐怕再也不可能从门角后走出。
事后李琳问及唐敏之为什么在那危情时刻奋力救她，他也说不出道不清缘由。
如果那一天没有日本人的空袭，按照地下党的工作原则，他们本可以在交接之后各走东西，不再相逢，也不会知道彼此姓甚名谁。
日本人的空袭把他们挤在了一起，更有唐敏之的英雄救美，他们只好有了联系。
唐敏之没有什么特别引入之处，不过是那个时代读书人的样子：小分头，白衬衣，西服裤，当然，胳肢窝底下常常夹本书。唐敏之夹的那本书与进步青年常常夹的《土敏土》《铁流》什么的无关，大部分是些可读可不读的闲书，不知这是一种更为安全的保护色，还是他胸无大志。
也许李琳觉得地下党的环境太过拘谨，不希望每天二十四小时都处在监督之下，哪怕那是善意的，哪怕那是出于革命的需要。她愿意投身革命，却不打算在革命中失去自己，特别是失去自己的私人空间。像她这样一个穿着白色连衣裙，骑一辆英国风头女式自行车，在南方郁郁葱葱的树阴下如一只白蝴蝶般飞来飞去的女子，对革命和个人的位置根本不可能有一个合理的摆放。如果让她经历一下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整风或一九四九年以后的政治生活，肯定再不会强调什么私人空间。
他们的爱情模式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比起白帆和胡秉宸的同居或常梅与胥德章的婚姻，多了那么一点情调。比方相对小酌一杯，或手牵手到公园花前月下一番，或唱和几句诗赋，非常地布尔乔亚，——李琳这样的女人就喜欢小情小调，不喜欢大风大浪。
问题的严重性以后才得到暴露。常梅有一天突然对李琳说，唐敏之可能不是她该接头的那个人。李琳想：这到底是谁的错？更不解的是，即便唐敏之在轰炸中的匆忙回答被她错当暗号，为什么接头暗号以及一切细节都与组织的事先交代无异？还有，是不是应该由她来考虑、负责唐敏之根本不是来接头的人，而是紧急警报情况下，一个向大隧道寻求避难的行者？常梅切断了与李琳的单线联系，并将情况汇报胡秉宸。胡秉宸立刻做了相应部署，一旦有情况发生，不会造成更大损失。
像一切患有爱情病且病人膏盲的女人一样，直到被捕，李琳才想到唐敏之的可疑，因为除了他们两个人，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的住所。
难道他早就盯上了她，只是在紧急警报时才得到接触的机会？
可谁能肯定是唐敏之把他们的地址告诉了国民党特工？
她想起常梅在川戏馆的谈话，自己果真错了，她不太喜欢的常梅却是对的。你不喜欢一个人不等于她不正确，这就是李琳靠在牢房墙上想到的，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直到那时，李琳都相信自己不会当叛徒。
然后就是审讯，前两次审讯李琳都挺了过来，到了第三次，特务们开始踢她的肚子。
当那幼小的生命因忍受不住摧残，在她体内翻腾起来的时候，她听到了他或她的哭号。
李琳受不了了，她可以忍受酷刑，但她征得那尚未出生的生命。他或她的同意了吗？她有什么权利代替他或她做出决定，像她那样参与某种事业，为某个主义献身？她没有。
李琳只好交代。到了这个时候，她更觉得唐敏之的可疑。除了他，谁能知道她怀孕的事？
可是又有什么证据说唐敏之是个眼线？
10
李琳终于成了叛徒。
这时党的秘密工作原则起了作用。幸亏胡秉宸从未与她有过直接联系；地下党也从未交给她重要任务，她也就无从知道重要线索；更不可能知道胡秉宸所建立的地下交通网。
不过她参加过胥德章和常梅的婚礼，猜也能猜到举行婚礼的地方是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点。
那个不起眼儿的小饭馆，却是史峤领导下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秘密交通站。在胡秉宸胆大心细的操持下，从未引起国民党特工的注意。现在，胡秉宸经营多年的这个联络点就毁在李琳，实际上是史峤的手里。正在此时，联络点通知有个交通来了，并且带来重要情报。
即便情况危急，史峤也不能放过这个重要情报。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领导特征，那个时代的领导就是身先土卒。结果是不但史峤被捕，联络点上的同志也同时被捕，最后被特务活埋，却始终没有泄露地下党的机密。
联络点被毁，说明特务目标十分明确，胡秉宸马上想到是李琳被捕叛变！
史峤怎么样？不管胡秉宸平日对史峤多么崇尚、信赖，他也不抱任何侥幸的幻想。不要说史峤，即便死心塌地爱着他的白帆或他的亲娘老子被捕，也别想让他放弃警惕和设防。
胡秉宸意识到，整个地下情报交通系统处在严重的危急之中，立即通知所有同志并组织紧急撤退。他首先考虑的是电台，迅速将电台工作人员撤至延安。
大体安排就绪，只是还有两件事没有落实。
一个负责电台收发的牧师坚决不肯撤离，一再傻头傻脑地坚持着：“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不会出卖我的。”
这位顽固坚持“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不会出卖我的”牧师，让胡秉宸伤透了脑筋。既不能强行撤离又不能放任自流，万一牧师被捕谁敢担保他不出问题？！即使不叛变，这样的傻头傻脑怎能应付奸险狡诈的审讯？于是只好委派牧师一个无足轻重的任务，让他远离重庆，傻头傻脑的牧师才揣着那个任务高高兴兴上路了。
事后证明，牧师对“真正的共产党员”估计不错。
李琳叛变，能出卖的只是那个联络点。国民党特工捕获史峤，应该说是机会使然，如果没有那个突如其来的交通带来重要情报，史峤是不会被捕的。
掌握整个情报交通系统的史峤，显然并没出卖任何机密、任何人。因为自他被捕后，再也没有同志被捕，地下工作也没有遭到任何破坏。国民党特工掌握的线索，只好在他那里中断。
后来上级机关花钱找门路，终于将史峤具结保释。
此外就是胥德章前去执行任务尚未返回，胡秉宸担心胥德章不能及时得到紧急撤退的通知，难免不出意外。眼下情况危急，他决定亲自出马前去拦截。他神速来到另一个地下联络点，一个“鸡鸣早看天”的小旅店，有点像《沙家浜》里阿庆嫂的那个茶馆，老板也是寡妇，能力上与开茶馆的阿庆嫂不相上下。
晚上，胡秉宸刚和几个住店人在同一只巨木盆里洗过脚，就发现气氛紧张起来，说不出什么明显征候，只觉得老板娘看他的眼色有些特别。以他多年的经验来说，“危险”这两个字绝对是一种物质，一种可以嗅得出气味的物质，而不是一个苍白无力的形容词。
还发现有人在旅店门口转来转去，甚至有枪托砸地的声音……
胡秉宸反复回想自己的一举一动，最后认定自己没有暴露身份的可能，沿途也肯定没有人跟踪，当地更不可能有人发现他，于是他断定有人认错了人。这种五色杂陈的地方认错人的事经常发生，这种情况下最好装做什么都不知道，免得把与己无关的事扯上身来。于是他上了那张公用大木床，钻进…余又硬又厚木板样的公用棉被，倒头就睡。不一会儿，两个年轻汉子就睡在了他的两侧，把他紧紧地夹在了中间。这种“鸡鸣早看天”的小店，就是这么个住法。好几个人在同一只巨木盆里洗脚，在同一张大木，床上睡觉，同盖一张被……不论世家出身的胡秉宸多么不习惯这种睡法，他也不能拒绝。
两个汉子有意这里挤他一下，那里挤他一下，显然想摸一摸他身上有没有枪。
第二天早晨起床后，在旅店门口转来转去的人和身边两个壮汉却不知去向，好像与晨雾一起消散了。
按照原来计划，胥德章应该在这天早晨到达这个联络点，但他投有如期到达。加上昨夜的情况，胡秉宸紧张起来。
他决定到县城探探虚实。迎面撞上一个翻译官或叫做汉奸的那种人。就像后来在电影上常见的那样，推一辆自行车，上身一件黑色对襟短袄，里衬一件白色对襟内衣，下身是打着绑腿的黑色缅裆裤，腰里别把盒子枪。
那人一眼看到胡秉宸这张陌生的脸，马上将他拦住，盘问有无“良民证”。
胡秉宸说：“有。”
就在胡秉宸慢慢吞吞往外掏“良民证”的时候，突然看到胥德章沿着县城那条街，从对面晃晃悠悠走来。
原来胥德章返回时途经一座历史名城，想着任务已经完成不妨凭吊一番，所以没有按时到达联络点，当然也没想到胡秉宸会前来拦截。
胡秉宸反应异常之快地摸着自己的衣襟，高声说道：“不好了，不好了，我的金砖丢了，那可是我跑生意的本钱！”希望就此引起胥德章的注意，抓紧机会赶快离开。
胥德章听到了胡秉宸的吵闹，一看形势，立刻明白胡秉宸为什么高腔大嗓，但怎么也想不出胡秉宸到这里干什么，又怎么被汉奸抓住。面对此情此景，胥德章判断眼下没有可行的营救办法，痛心自己什么也不能做，只能装做不相干的样子绕道而去。
胡秉宸回转身去朝来路张望，…副寻找失物的模样，又拔腿向来路跑去，将汉奸的注意力引向自己。见胡秉宸要跑，汉奸喊道：“站住，不然我要开枪啦！”
原本可能是例行公事的盘查，不一定要采取什么行动，但胡秉宸这通不知真假的金砖丢失案以及逃跑企图，让汉奸非常恼怒，果然没有发现背后的胥德章，对胡秉宸吼道：“跟我走一趟厂当胡秉宸被关进牢房时，他想的最多的是胥德章是否安全到达联络点并离开了此地，相信他的情况胥德章会迅速通知组织……然后开始考虑对策，门却砰的一声开了。
先进来一伙密侦队的汉奸特务，劈头盖脸给他一顿乱揍，然后就是搜身。他身上那些蒋管区新发行的，一元等于法币二十元的保值钞票“关金券”，着实让汉奸特务们欢喜了一阵。
随后不了个日本军曹，开始对胡秉宸进行审讯。日本军曹并不坐在桌子后面，而是一边审讯一边绕着他转，出其不意就掀起胡秉宸的长袍下摆，妄图从他的立姿上寻出军人的蛛丝马迹，幸亏他的两腿自由散漫地叉着而不像军人那样绷得笔直；或骤然掀掉他的礼帽，查看他的额头有无戴过军帽的痕迹；或喝令他伸出手来，查看他的手指、手掌，有否使用武器或劳动过的迹象……凡此种种，白脸书生胡秉宸一概全无，始终咬定自己是商人。日本军曹一禾所获，便叫人把他押到牢房关了起来。一直隐蔽在后的寡妇此时只好出面。这女人非但谈不上俊俏，甚至可以说是非常丑陋，按照二十世纪末的说法还非常骨感，可在那时骨感还，末走进时尚，所以没有任何女人的武器可以凭仗，居然在封锁线上开店、跑生意，而且干得不比男人差，该是何等功夫！说到营救胡秉宸，花钱就是，上上下下打点一番于她该是驾轻就熟。特务汉奸们在日本人面前给胡秉宸来了个形式上的过堂，就“取保释放，随传随到”了。
她亲自来接胡秉宸。胡秉宸刚跨过牢门她便就地烧了一堆纸，又让胡秉宸从火堆上跨过，一直前行不准回头，说是这样才不冲犯狱神，不会再坐牢。胡秉宸一一照办，没有敷衍，诚心诚意。
胥德章还在“鸡鸣早看天”等他，他们一同回到重庆，一同隐蔽下来。
胥德章从未对胡秉宸说过因凭吊历史名城，不能按时到达联络点惹下的祸。
幸亏胡秉宸被营救出来，如果救不出来呢？想想都后怕。越是后怕，他越不敢对胡秉宸说出实情。
很长一段时间内，胥德章对这位老同学充满感激、感动和敬仰，甚至胡秉宸迟迟未能发展他人党，他也没有心生芥蒂。死亡、艰难险阻算得了什么？难的是每分每秒都得提着一口气的日子。这种日子一过就是十几年，什么时候才能松口气？谁也无法回答。
那时连胥德章的梦都是黑的。
楚霸王只不过遭遇一次“四面楚歌”就拔剑自刎，而他们则是长年累月的“四面楚歌”，长年累月地住在无墙的牢房里，且没有一毫屏障可以间隔，一不公心就会赔进他人或自己的生命，或党的事业！这个分量不好掂量啊。
那时候革命前景并不十分看好，也没有必然成功的保证，为革命作出的任何牺牲都不具有“投资”性质，绝对没有打下江山、“股份”升值的指望。
“党员”两个字是高度浓缩、高度凝结的崇高誓言。除了更多的负担、更危险的工作、更五条件的服从……什么也不意味。
胡秉宸不发展胥德章入党，只能说他胥德章付出的还不够，除了继续奋斗、努力争取，没有什么可说的。
直到一九四九年后，“党员”这个称号才渐渐“增容”，它不仅仅是高度浓缩、高度凝结的崇高誓言，更是信任的基石，由信任而任用，由任用而地位，而待遇，而级别……实非他们当初的想像。那么人不入党、党龄长短，也就凸现出特别的意义。胡秉宸为什么压了多年不批准胥德章入党？胥德章有什么突出的缺陷吗？
按照胡秉宸的说法，一九四二年后中央有个暂停发展党员的政策。
可是这粒不经意掉下、被他们暂时忽略不计的种子，却在当初无法想像的情况下发了芽。不过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冰冻几千年、毫无生命迹象的种子，在适当培育下都能发芽，何况这样一粒种子？
胡秉宸险些为胥德章丢了性命的往事，自然也就随风而去。
胥德章不但没有心生芥蒂，还一厢情愿地以胡秉宸为知己。哪怕当时常梅的兴趣在胡秉宸身上，胥德章也没有嫉恨于心。直到胡秉宸选定白帆，并在同居当天晚上，从他们房间传出那一声巨响之后，胥德章才作为胡秉宸的递补，被常梅接受。
胥德章甚至感谢那声巨响，为他炸开了常梅紧闭的门。
而那一声巨响，却把常梅的心不是炸开一条日后可以弥补的裂缝，而是炸为再也不能补缀的碎片，就像无法修复的粉碎性骨折。那天晚上，常梅一直在等着一个她也说不清楚的验证。她不死心地站在院子里，等待着，辨听着，可没想到等来的是这样一声巨响。常梅恨恨地想：白帆，你是不是太过分了？你怎么能把床都折腾塌了？你在向谁显摆你的得意、你被操的快活？
无人可以想像，胡秉宸和白帆将床板折腾塌了的后果；无人能够知晓，那声巨响对常梅的伤害。只能从几十年后，有关白帆的一次政治审查中猜到一些什么。
“审干”运动中，白帆当年的台湾之行无人证明。由于地下工作单线联系，派遣白帆前去台湾执行任务的领导人又在解放战争中牺牲，这个问题只好“说不清楚”。彼时担任会计工作的常梅，完全可以从领取差旅费这一线索帮助白帆说清楚。可是已经牺牲的领导人既然不能证明他曾派遣白帆去台湾执行任务，也就不能证明他让常梅支付过白帆的差旅费，是真正的死无对证。这个问题只好“挂”了起来。因为这个“说不清楚”，出生人死的革命老干部白帆，直到寓休前才得到一个区区行政十四级的“照顾”。比起这个副局级待遇。白帆更心疼的是她政治上的清白，可是死无对证的她只好继续“挂”着。
不能说常梅的牺牲不大，她为心里那个一藏几十年的爱情牺牲了她的良知。她为此哭泣过，痛苦过，犹豫过……特别像她这样一个不论与谁共事，都会赢得“你办事我放心”这种评价的人，她那一颗颗眼泪，是无法用正常的戥子来称量的。
她只能这样振作自己：“挂”起来算不得什么处分，与叛徒、奸细之类的敌我矛盾毫不沾边，顶多影响使用、提级。“挂”起来有点像在银行挂失，一旦存款折子失而复得，本息照付，所不同的是，白帆的存款折子永远找不到了。
白帆更不知道，如果几十年前的那个晚上她和胡秉宸不那么折腾，以至把床都折腾塌了，并在砸向地面时发出那声巨响，也不会落下一个“挂”的结果。
爱，是不能忘记的。国民党特工很快释放了李琳。
人们有理由猜想，国民党特工这样快就释放李琳，最大的可能是希望她再次混入革命队伍，继续为他们提供情报。
如果这样设计，未免太愚蠢了，他们也不想想，李琳还能再次混进革命队伍吗？但有一点毫无疑问，国民党特工无时不在监视着释放后的李琳。地下组织也在寻找机会，准备除掉这个叛徒。在严酷的革命时期，为保证革命工作的顺利进行以及同志们的生命安全，他们不得不以这样的形式书写一份革命教科书，以惩戒那些叛变的人，警戒那些可能叛变的人。在国民党特工部门和地下组织的双重监视下，出狱不久的李琳像从地球上蒸发了，不但国民党特工部门找不到她，连想要灭掉她的地下组织也找不到她了。她为什么蒸发？是不愿再与国民党遭遇，还是知道地下组织准备除掉她？或是她看透了什么，或是她觉得再也没脸见人？……
这个自由散漫、奇笨无比的李琳，又怎样在双重监视下消失得无影无踪；她生没生下那个孩子2如果她还活在世上，又怎样逃脱一九四九年以后篦虱子一样的户口制度和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2也许她没有活到那个时候就因病或因天灾而亡？
她毕竟为共产党工作过，接受过应该如何面对敌人酷刑的革命教育，她在余生会不会不断反思：如果没有肚子里的孩子，她会不会坚挺到底？如她这样一只白蝴蝶，未必敢下那个保证。
她当然不知道后来有人写了一本小说叫做《红岩》，电不知道里面有个原版原型叫做江竹筠的革命者江姐，那江姐一定如斯大林所说是由特殊材料制造的。像她这样一个仅仅有着正常生理极限的人，是不可能忍受那种酷刑的。她可能非常感谢肚子里的孩子，为她的叛变提供了一个比较人道的理由……
她何必参加革命？即便在家里当小姐，也比当叛徒对革命的损害少。
在几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叛徒李琳无处可寻，而那个相信“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不会出卖我的”牧师，却成为那一叛变事件的主角李琳的替身，惨死在革命小将红卫兵的手中。毕竟牧师过自从事的地下工作与电有苯，也算让他专业对口，革命小将们耐心地在他身上一圈圈缠满电线，看起来很像一个人形变电线圈。整个缠绕过程中，牧师一直不停地说：“真正的共产党是不会迫害无辜的！”不知道在接通电源那一霎，牧师是否意识到自己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
自从李琳被捕后，唐敏之也无踪无影。
或许他担心李琳出卖？
按照当时地下党单线联系的工作原则，他会不会是另一条线上的人物？就连国民党特工还有“中统”、“军统”之分，何况比国民党特工不知高明多少的共产党？
他到底是谁？
对于和李琳那段短暂的爱情，他怎么想？
也许当国民党特工冲上楼的时候，李琳和唐敏之从那脚步声就听出非同寻常，知道大难临头。他们也许打开窗子，窗下就是低矮的屋脊，认为那是一条逃生之路。当他们决定从那里出逃时，李琳却突然将唐敏之推出窗外，随即锁闭了窗户。自由主义者李琳突然决定留下自己作为路障，当她周旋于国民党特工的时候，唐敏之就可能有充分的时间脱身。
要不要责怪唐敏之为什么不回转身来与李琳有难同当？任何人在那种情况下都知道不能作无谓的牺牲，或许他也想着，只有他逃脱才有可能营救李琳。
也许他们后来互相找到？谁知道李琳将唐敏之推出窗外之时，是否与他约定有朝一日到什么地点会合？那么李琳的叛变不仅仅是为了肚子里的生命，还有对唐敏之的爱情，而后他们逃离了中国？在一九四九年以前，这一点不难做到。
至于释放李琳，究竟是国民党特工的一个阴谋，还是唐敏之通过什么手段所做的营救？
或许一切都是动荡年代才会发生的错节？
也许唐敏之跳出窗户逃走的假说根本不能成立……
也许……
随着他们的消失，所有的“也许”都成了永久的秘密。
11
自史峤离开重庆后，这是他和胡秉宸的第一次重逢。
如果军分区没有派史峤到这个团来检查工作，胡秉宸送来的那份情报还不知会撂到什么时候。
史峤说：“我们那里有电台，可以发送你带来的情报，然后再把你送到大军区。”
于是胡秉宸就跟着史峤到军分区去，不再受制于劳力者赵大锤，生活上也舒服多了，不但有了筷子也有了碗，还吃了两次鸡。
一同吃饭的还有一位随同史峤前来检查工作的政治委员，山西人，延安时期中央党校的总务科长，一路上不停地向胡秉宸吹嘘他在中央党校的岁月，学员们如何认真读革命的书……胡秉宸任他胡吹一气，懒得向他说明自己就是从延安出来的优秀分子。
那盆鸡就放在小桌中间，吃完饭警卫员收走碗筷，鸡骨头就无遮无拦地暴露在桌面上，整只鸡的骨头似乎都集中在前中央党校总务科长、现政治委员的面前。
胡秉宸不客气地说：“你看，鸡全被你一个人吃光了。”
面对鸡骨战场，前中央党校总务科长、现政治委员什么也不好说。
第二只鸡的情况有些不同，前中央党校总务科长、现政治委员改变了战术，饭后，桌面上一块鸡骨头也没有。待警卫员擦完小饭桌又将小饭桌搬走后才发现，原来鸡骨头都堆在了前中央党校总务科长、现政治委员的脚下。
胡秉宸又说：“看看，地道战也隐蔽不了。”
史峤就看了胡秉宸一眼，觉得胡秉宸比从前话多了。
在路上又转了一个星期，那份情报前前后后就耽误了二十多天，胡秉宸说：“什么情报都过时啦！”
史峤显然比重庆时期老练许多，只是苦笑一下，什么都没有说。
转来转去，胡秉宸再次跟着史峤转到了叶家集。他们到叶家集的澡堂子洗了澡，区委书记和区长牺牲在澡堂子里的事，就是史峤告诉他的；至于区长所讲的荤段子，则由前中央党校总务科长、现政委转述。
到达军分区的前一天，他们必须穿过一条大路，侦察员报告说，国民党至少有一个师开了过来，而史峤所带兵力顶多一个连。
幸亏他们还没通过大路，就在附近的山丘后埋伏下来。国民党那支队伍不知怎么走得那么慢，直到天黑才走完，他们这才赶快通过大路。
过了大路就是一个河谷，越过河谷才能到山里，虽然天很黑了，参谋还是说，“快走，不能在这里住下，敌人离得太近，也许后面还有。”
可是史峤说：“你们走吧，我不能走。我要等我的一个侦察员，他是我最好的侦察员。刚才过了一个师的国民党，而且说不定后面还有，我特别不放心。”
看来一个人的脾性是很难改变的，‘即便经过常梅和胥德章的婚礼、李琳的叛变和史峤本人的，被捕。
参谋命令一些战士留下，史峤不同意。他说：“这里听我的，走吧，你们快走吧。”
有必要这样做吗？！
不是胡秉宸残酷，不讲同志情谊、不关心下级，史峤的任务是掌握大局，怎能这样事必躬亲？！
战争期间没有什么理由多说，再说胡秉宸不过是个外来人，既然史峤有命令，他也不便再说什么。
只见史峤将腰上的手枪取下，握在手里，就势在河谷伏下身来，再也没有回过头。
作为一个资深地下工作者，胡秉宸在调头前行的最后一瞥中，不仅将四周环境一一刻进脑海，还看到史峤那支手枪玲珑得像个弱不禁风的女人。这让胡秉宸生出莫名其妙的联想。
没想到就此一别，他们还要等上三十年才能再次相逢。
胡秉宸一路顺利到达军分区，明知已经没有意义，还是将情报尽快发迭出去。春节也就随之来临，政治部主任还把他找去吃了顿饺子。之后他被送到大军区。早在胡秉宸出发时军区就已接到电报，没想到几个月后才见到这个送情报的人。至于他从军分区发送来的情报，也因为时过境迁，没有什么意义了。
他将一路隋况作了汇报，对几次惊险只字未提，只将没有电台的尴尬和被当做特务全身扒光的情况说了一说，大家哈哈一笑。这就是胡秉宸在大别山区前前后后走了大约半年的结果。
不过胡秉宸总算没有虚此一行，离开大军区时，他将部队南下时从陕甘宁带出的特殊物品携至上海售出。售后所得，不但为抗日活动解决了部分补给、经费，又为没有冬衣的部队筹办了部分棉布和棉花。
12
单枪匹马的史峤不但没有牺牲，而且等到了他那个最好的侦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