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时零十五分过去。我和里昂同时听见了一台拖拉机的声响由远而近。两分钟之后，那响动震得空气都哆嗦起来。里昂说：“来了。”在停车场进口处，一辆六十年代末的巨型凯迪拉克开了过来。它是银灰色，不像是漆，而像是原始金属就那样一丝不挂地袒露着。它气势磅礴地转了个弯，仿佛它是艘航空母舰。它的造型带有侵略性，人对宇宙和海洋的狂妄扩张，就在这形状中。车窗被摇下去，一个嗓门从里面射出来；“他妈的里昂，除了你还有谁了！”
车近了，我看见驾驶这个不可多见的怪物的是个娇小的金发女郎。她旁边坐着的是个壮硕的中国男人，操着北京口音极重的英文。
里昂说：“知道你就会迟到！你有不迟到的时候吗？”他双手拉住后车门，整个身子向后倾斜。门沉重地开了，他比划着请我上车。嘴仍然没闲着：“你恐怕参加你自己的葬礼都会迟到！”
“我们做爱总得结束吧？你打电话来的时候，我们正做到一半！”壮硕男子说。他调转过身，正面朝着我和里昂，伸出一只手过来：“海青——大海的海，青天的青。”我握了握他正方形的手掌，说了句非常高兴认识你之类的礼貌废话。
驾车的金发女郎也朝我扬扬手，然后问里昂：“收到我寄给你的生日卡了吗？”
里昂说：“收到了，谢了！”
海青后背朝着前方，两个胳膊肘平趴在前排座位的靠背上。他笑着说：“不告诉我名字没关系的。我完全理解——里昂这小漂亮哥儿常常在街上勾搭无名少女。”
里昂笑嘻嘻地说：“你闭嘴。”
海青说：“真的真的，他勾搭成功了，就领到我那里去开房。”
我说：“那你可是间接地祸害少女。”
海青洪亮地笑起来。里昂看了我一眼，像是我很给他面子，这么开得起玩笑。海青的五官相当端正，脸形也不错。他和里昂一样，梳根马尾，只是他的马尾比小手指还细，因为他的头顶彻底秃光了。
“唉，她到底是谁？我正经问你啊！”海青对里昂说，“不是你女朋友吧？”
“女朋友怎么了？女朋友未来时。”里昂说。
海青马上转身回去，拍拍金发女郎的肩膀：“嘿，听见没有，里昂今晚是什么艳福——一个过去的女朋友，一个未来的女朋友！”
金发女郎从后视镜里看看我，温柔得很。她穿一件黑色的大毛衣，很可能是海青的，领口太大，使得她一个肩头露在了外面。她的金发不像其他美国女性那样闪着清洁的光亮，它像是有些起粘。她抿嘴朝我笑一下。里昂怎么舍得这么温柔美丽的小姑娘，让她落到侉头侉脑的海青手里去了？在她的目光离开我时，我突然捕捉到了什么——同情。仿佛她的潜语是：我受完了，现在轮上你了；又仿佛是：你要好好待他。你会好好待他吗？……
里昂靠在椅背上，眼睛看着飞快刷过窗口的灯火。对于我，他似乎是说得过去了，为我找到了这一夜的避难所，并且有海青七拉八扯地和每一个人说话，他也不必再尽职地和我对话。他和我之间有了种奇怪的距离。我很快发现他和所有人之间都有这个距离，这给了他一副挑剔的，抑或是大度的神态，局外地听着看着周围的一切，似乎不懂所有人在热络地交流什么，是什么使这些蠢话变得有趣，而他对一切热络的愚蠢都可以海涵。他就这样把海青、我、金发女郎之间的蠢话听进去，含着轻蔑的微笑，允许这些蠢话进行下去。
海青要照顾前后都有听众，因此音量放得很大。他说：“里昂你知道吗？王阿花找了个工作，上星期三去面试了。你知道工作是干什么的吗？就是在台灯罩上画工笔画。画一个灯罩十二块钱。不错吧？其实画一个要不了一小时。王阿花眼睛都画成斗鸡眼了，阿花，对吧？”他拍拍金发女郎的肩。
我这才明白过来，金发女郎的名字叫王阿花。
海青说：“怎么样？王阿花这名字棒吧？是里昂勾搭她前期为她起的。”他又说：“阿花，我沾你的光，今年冬天可以享受暖气了。唉，里昂，你上次出车祸的钱，什么时候保险公司才能赔给你？”
里昂一声不吭。
“你小子是不是已经把钱贪污了？告诉你，你不还我，我只好一直让王阿花画灯罩画下去。她毕业作品画不出来是你的罪过。阿花，你心里有数，谁是真正的吸血鬼。”
里昂说：“你们那儿有吃的没有？”
王阿花说有，海青说没有。俩人同时开口。然后海青说：“王阿花就这点没劲，除了实话，什么话都不会说。”
王阿花是个寡言的女孩，同意什么不同意什么都是笑笑。但从她的笑中你看得出她的同意和不同意都是多么肯定，多么执拗。
进了海青和王阿花的家，我发现它是个旧仓库，非常辽阔荒凉，天花板有两层楼那么高，窗子巨大，上面有无数块玻璃。一些玻璃碎了，被三合板取而代之，没碎的玻璃全成了铅色。
里昂的手忽然捏了一下我的手，对我耳语：“别露出你的恐惧。”
我对他笑笑，他也对我笑笑。在凯迪拉克车厢里，我和他中断了对话，而对话之下的却都在进行。了解在持续的无言下面飞快成熟，此刻我们相视一笑，已熟得令人怦然心动。
海青和王阿花进门之后就飞快消失了。里昂把我领到一个空荡荡的场地，一个电炉在赤裸的水泥地面上，上面坐了口不锈钢大锅。整个空间的宽阔把原本不小的物件弄得不成比例。我和里昂都显得不成比例的小。我环视周围，看见一个冰箱，一张餐桌和四把形状各异、新旧有别的椅子不着边际地搁置在空旷中。里昂招呼我坐下，交待说那把白色椅子比较牢靠，也比较舒适。他像主人一样走向冰箱，拉开门，眼睛在里面搜寻。冰箱没有启动，里昂告诉我它即便启动也不会比这房子本身的温度低多少。他在昏暗的冰箱里捣鼓了一阵，找到两捆芦笋。他走到远远的角落，消失在一块布门帘后面。我发现在这房子内，从一处到另一处必须步行颇大的距离。从冰箱到电炉至少得步行二十秒钟，而从我所坐的椅子到角落的布帘，就不能迈方步了，就得像里昂刚才那样小跑。此时从布帘后面传出哗哗的水声。声音在光秃的墙壁与地面上飞溅，回音十分喧哗。
里昂手捧着洗过的芦笋从布帘后面复出，告诉我可以进入帘内去方便。
我步行了颇长时间，才到达这个“写意”的卫生间，发现只有一个水泥砌的方形水池，和国内的公用水池近似。水池上方有个粗大的水龙头。大概在三十年代这仓库刚建成时它就在这里了。我研究着水池的多用性，判断是：只有攀到它的一掌宽的池沿上，两只脚各踩住长方形的一条边，面朝池内蹲下——一个多么不雅的、杂技般的姿势。
这时里昂遥远地指教着我：“手抓住水龙头，抓稳了再蹲下。没错，姿势很难看，不过谁也看不见你！”
我按他教的进行每一个招式，完成了动作，放出碗口粗的水流，冲洗了水池，下水道发出低回深沉的声响，如同消化力极其强大的肠道。我系着裤子，一面任水龙头宣泄。我想，清洗食物和排泄之间，只隔着这股水流。正如流浪汉们和海青、王阿花之间，仅是墙外野营和墙内野营的区别。
我对着水池上方一块镜子理头发，隔着布帘大声问里昂：洗澡也是这里吗？
里昂大声回答：“对呀。所以海青和王阿花从来不感冒。”
我走出“洗手间”，说：“冬天怎么办？也洗这么冷的水？”
“很多阔人不是自找的洗冷水澡吗？在阔佬那儿，什么自作自受都是疗法。”
我徒步走到电炉旁，大锅里发出“轰轰”的响声，如同一只锅炉。里昂揭开锅盖，把芦笋一根根掰断，舍弃尾部。我照他的样子做起来。芦笋应该在两星期前被吃掉，现在只剩前面三分之一的绿色了。我学着里昂把择出的芦笋投入沸腾的大锅中。里面是半锅气味丰富的汤，一些禽或兽的白骨沉沉浮浮。里昂告诉我，这是海青和王阿花的“天长地久汤”。不断扔生肉、鲜蔬菜进去，锅内永远不枯。
我说：“这些芦笋可不能算鲜了。”
他说：“很新鲜啊——上礼拜才买的。”
我说：“芦笋应该这礼拜买，这礼拜吃。”
他说：“你想吃这礼拜的新鲜蔬菜？”他笑眯眯地搅动稠厚的一锅汤，接着说，“那你下礼拜再来吧。”
我说：“你常来这里？”
他“嗯”了一声。稍稍沉吟，他说和王阿花分手之后的四个月，他没来，直到他和她见了面都满不在乎了，他们才又密切走动起来。
我别有用心地说：“王阿花很好啊。”
“是很好啊。”
“她很漂亮。”我又说。
“是很漂亮。”
“也很温柔。”
“非常温柔，并且刚强。”
他这样和我看法一致，我就没法打听下去了。他用这法子截断了我对那个秘密的接近，游击也好，正面进攻也好。他态度很鲜明：你想猜疑就去猜疑吧，我绝不会帮你忙去解开你那无论多么大的疑惑。他转移话题，说这个“天长地久汤”是王阿花的伟大发明。所有朋友都认为这是王阿花了不起的地方：她从来不管任何人，其实谁都在她的照顾中。她从跳蚤市场买回过期的菜、肉、蛋，塞进冰箱，谁来了爱吃什么都有，谁都可以各取所需，在同样的汤里煮出不同的菜肴来。
里昂拿出两只青花粗瓷大碗，为我舀了一碗稀里糊涂的食物。它看上去大致可食，但闻起来十分鲜美。里昂说：“吃起来不像它看着那么可怕。”
我壮着胆子舀了一勺汤，里昂担忧地看着我，见我没有什么意外反应，才放心去吃他自己的。
我说：“这是我一生中吃过的最好的汤。”
他笑起来：“得了，别夸张！”
我说：“失去一个烧这么好的汤的女朋友，你亏了。”
他假装没听见。
我想，无论我如何穷追不舍，我都不可能从他那儿求到答案。他却突然开了口。
他说：“是她蹬了我。”
“为什么？！”
“因为海青比我好。”说着，他忧伤地发了一瞬间的愣，似乎那个分手的场面在他眼前刹那间重演，我还想问，对一个女人来说，爱和不爱一个男性，毫不取决于他好或不好；公认的好与不好，在这里是不能应用的。但我想，对里昂这样一个敏感人物，如此的泛泛劝导等于废话。
他抬起眼睛，看着我。他在这样看人的时候，目光变得极有力度。他说：“假如半年以后，你还跟我往来，你再问我王阿花和我的事。我保证那时候回答你。”
我似乎被他的模样吓着了，顺从地点了点头。
饭后已经是凌晨两点半。里昂领着我参观海青的工作室。海青正在锉一块两英寸厚的有机玻璃，头发和眉眼上一层晶莹的粉末。他看看我和里昂，说：“里昂一定讲了我作品一大堆坏话！”里昂不理会他，把我带到一面墙前，墙上是个金属架子，上面贴着各种几何形的有机玻璃，有厚有薄，高墙的距离有远有近。一些平面被刀刻出纹路，另一些透明度柔弱，是经过锉或砂纸的打磨。里昂伸出脚踏一下接线板的开关，安装在地板上和天花板上的若干盏灯便朝这些几何形状射出光来。不同的透明度对光形成了不同的反应，连同它们在墙壁上的投影，构成一个多维的、冰冷的魔幻。随着观看者的位置移动，这些晶体出现了新的、更新的角度，以及变幻不定的光影，直到我感到一点儿微微的头晕眼花。
里昂看看我，意思是问我：怎么样？喜欢吗？
我笑了一下。这样一件艺术作品离我的懂得和接受非常遥远。我心里一个词也没有，尽管我知道这样一声不吭对于海青很可能是个打击。海青此刻一动不动，手里提着锉刀，冷冷地看着我和里昂。他的样子像是在捍卫他的作品，又像是在等待我或里昂发出外行的评价时，及时给我们一些基本教育。但他还存有一丝侥幸：万一我说出一两句很到点子的赞美，或许是诋毁也没关系，只要它切中要害。而我这样一字不吐，真要他的命。
我怎么也得忍住头晕眼花，再朝这些几何晶体注目一会儿，至少再注目二十秒钟。即使我狗屁不懂但我的态度是好的，我希望理解它的诚意一目了然，这座视觉迷宫对我的吸引力，也一定足够大，因此我才如此长久地注视它。我急促地想，要不要讲实话？要不要告诉海青他的装置艺术让我头晕眼花？而头晕眼花是不是他预期的艺术感染力？是不是他存心设计的艺术效果之一？他偷眼看看里昂。里昂看这副作品的专注是真的；不管他喜不喜爱，他都有这个胸怀来接受它，都对它怀有敬意。
这时我发现王阿花不知什么时候也来了，身上罩一件满是油彩的解放军旧军装，一定也是从海青那儿继承来的。似乎里昂或我一旦讲出什么对作品不敬的话，她会帮着海青一块儿轰我们出去，或者，一旦我们的批判是在行的因而是致命的，海青受不住的话，她好上去救护他。
我“唔”了一声，呻吟和叹息都在其中。像是一本又长又沉闷但对人的智力产生巨大挑战的经典著作终于被我读完，我既虚弱又满足。
王阿花问：“怎么样？”
我又不置可否，又“唔”一声。似乎一件大师的作品用不着我来说什么。我说什么都无足轻重，我即便怀有满心的欣赏，大师也压根儿瞧不上。
“你喜欢？”王阿花硬不饶我。
我继续招架，发出更深更长的一个“唔”！。
海青笑起来，说：“怎么听上去像吃牛排？”
里昂问我：“唉，你主修什么？会计还是法律，还是企业管理？”
“去你妈的里昂！”海青说。
王阿花笑起来。我懵懂地看看海青，又看看里昂。
里昂对我说：“不喜欢海青作品的人，海青就问他们是主修会计还是企业管理。他今天对你特别客气，有次一个人看了他的作品，表现不够好，海青问那个人：‘你是不是牙医？’海青划分三教九流，牙医是顶低档的人等。”
王阿花说：“最近改了，碰到谁乏味，乱说蠢话，他就说：‘你肯定是电脑博士。’”
海青不再搭理谁，又回到他的工作台前，接着锉那块有机玻璃，一边拿口哨吹坤斯·琼斯的歌。他运锉的节奏成了这首情歌的节拍，因而它听上去一点儿也不柔肠寸断，成了列兵进行曲。
王阿花也很快回她的工作室去了。他们来地铁站接里昂和我的时候指控我们打断了他们的做爱，显然是海青胡扯。谁都看得出他俩的专注有多连贯。
我和里昂从海青的工作室退了出来。里昂告诉我，深夜两点是他们这里的最佳时刻。
他打量我一眼，问道：“你困吗？”
我已经客气不动了，但还是笑着摇摇头。我看不出哪里可以供我躺下。我问他：“你不困吗？”
里昂说：“跟我来，看你困的。”
他领着我穿过一个用巨大油画搭出的走廊。我看见上面有日期和名字：一九八二年，海青作；一九八三年，一九八四年……走廊通向一间小屋，它的墙是绷油画框用的白帆布。沿墙靠了一些画作，里昂介绍说是王阿花艺术学院时期的作品。那些画风格一致，都是浓烈的颜料、重大的笔触，颜料和笔触都发着很大的脾气；而细看进去，又发现色彩的泥泞中有朵精细的玫瑰，一只半透明的贝壳，或一片被沤烂得只剩纱网般筋络的白杨叶或枫树叶，或者，一只残缺的蜻蜒，一只垂死的蝴蝶，一枚鲜红欲滴的羊角辣椒。
我突然感到我喜欢这些毫无道理的画面。我围着这些画面转了一圈，觉得那些细小残破的生命或生命标本在这样不切题的背景中显得脆弱；广漠无情的色彩洪荒中，渺小的生命被离间得那样彻底。小而脆弱的主体在大而强暴的客观中，像是最后的伤处，最终极的不愈，大片的麻木中，它们是残剩的最后知觉。
它们似乎触到了我某个隐秘的痛点，抑或快感点。但我什么也不愿表示。秘密的感觉该永远属于秘密：秘密地发送，秘密地传达，秘密地被接收。线路都在暗里，一经译成话语，全都走样。我一旦张嘴，是不可能老老实实的。
我只对王阿花说：“我很喜欢你的画，真的。”
里昂一听我这样讲，马上调开脸去。似乎他不要参与哄骗王阿花这桩勾当。
她从灯下抬起年轻纯洁的脸，看着我。王阿花的笑容好年轻，羞红的笑容。她半是惊唬、半是惊喜，马上去看里昂，看我和他有没有事先串通。我心里滚过一股温热。我已明白，她从来没听到过如我刚才的真心真意的赞扬，从没得到过像我这样的老实巴交的喜爱。她说：“谢谢、谢谢……”脸越发的红。她又一次转头去看里昂，如同一个孩子在接受别人给的糖果前，去征求长辈的意见，看看他是否允许她接受。里昂没注意她，他正将一只尼龙睡袋展开，铺在那张“皇后尺寸”的床垫上。她没有得到里昂的任何首肯，又转过脸来看我。慌张羞怯地一笑。
我说：“我不懂画。”
她说：“其实谁也不懂。”
“你这些画可以办个画展啊！”我又说。
“三年前有这个打算。”
“现在不打算了？”
“现在？”她指指手里的灯罩，“现在，总得吃饭吧。”她身边已有十多个画毕的灯罩，上面笔触细腻，构图巧妙，看得出她绝不纯粹在混饭钱。她又说：“这样，海青可以把他的作品完成。他要参加一个新办公楼大堂设计招标。如果他的作品被选上，我就可以搞我的创作了。”她又戴上眼镜，蘸了水彩，凑到灯下做她的画匠去了。对于她的画匠身份，她似乎心里没任何别扭，一开始就让自己想开了。
里昂这时说：“要是海青的作品不入选呢？”
王阿花扭脸看看他。她似乎没想过这个问题。
里昂说：“要是不入选，就让他上街画肖像，养活你搞一年创作。”
王阿花还是不吱声。
“阿花，我早就讲过，你不该浪费你的才华。”
“那我怎么办？”王阿花不紧不慢地说，“去卖一个肾？”
像冷不防挨了一个耳刮子，里昂猝然沉默了。
里昂僵了至少有十秒钟，才又恢复动作。他将另一只睡袋“刷”地一声抖开。我看见王阿花的长睫毛瑟瑟一抖。她和里昂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创伤。抑或是秘密地相互护理和共同疗养？
王阿花的舌尖微微露在嘴唇外，穿着又大又肥的衣裤，眼镜也显得沉重而老气横秋。她像个玩具成年人。我看着她每动一笔，舌头便跟着轻轻一移，她最多只有二十四岁。
里昂招呼我，指着床垫上两只睡袋，一个鲜红一个翠绿，要我选择一只。我随便指指那只红的。他立刻蹬掉靴子，钻进了绿色睡袋。
我说：“喂，等等……我睡哪里？”
里昂说：“你不是选了红的吗？”
“等等！什么意思？你睡我旁边？”我满脸的不可思议，我的表情在说：搞什么名堂？！要我和三小时前认识的人头挨头睡一张床？！难道我看上去那么放荡、颓废？！
里昂两腿已在睡袋里，他边脱外套边说：“你不是大兵吗？大兵不野营？”
我茫然地瞪着眼。我想，是我脑筋猥琐还是他存心不良？这下可是非常非常的美国。
王阿花这时说：“我们常常这样野营。等有钱了，我和海青打算去买两个蒙古包，就可以分男女宿舍了。”
里昂一下滑溜下去，只露脑门在睡袋外面。他说：“快睡吧，睡完了海青和王阿花还得睡。”
我问：“阿花，你们一夜不睡？”
她说：“我们一天睡五小时就够了。没活干的时候睡十五个小时。”她转脸看看我，下巴向里昂一指，“他常在我们这里做乞丐。”她温存地抿嘴一笑，这时又很母性了。见我开始脱皮靴，她又接着去画那只灯罩。灯罩的日本米纸在我的位置看像在溶化过程中。王阿花在绘一丛杜鹃。那样的专注也把她给溶化了。
我磨磨蹭蹭，一只靴脱了有半分钟。王阿花再次回头，对我笑了一下。她似乎看出我的不自在，并马上开始同情我。她的眼睛向已经睡熟的里昂瞟了一下，说：“要杯咖啡吗？”
我说：“谢谢，不了。”
她说：“别客气。”
我脱下了第二只靴子。她站起身，伸个懒腰，轻声说：“我去煮点儿咖啡。你真不要？”
我说：“真不要，非常谢谢。”
她说：“不用谢。”
说着她走出去，把一块布帘轻轻放下。她的意思是替我和里昂掩上门，我明白她并没有去煮咖啡，她误会了我的不自在，把地方腾出来，让我和里昂好有些私下的活动。我顿时觉得受了重大误解。就算我和里昂今天投靠到这里不够妥当，尤其是我，相当不稳重，但我不至于那么颓废那么放荡吧？我心里一阵猛烈地反感，想立刻冲出去，同王阿花解释。走到门口，我想，解释什么呢？话如何去说？说：嗨，王阿花，我们没有私下活动，我不是里昂的未来女友，我有未婚夫，你们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他们到底把我当什么人？！里昂到底把我当什么人？我得让这三个胡闹惯了的男女明白，我绝不是胡闹的女人。我正在一场正式恋爱里，那样的正式恋爱是有正经后果的。我可不是随便的女人——是，或者不是，对于王阿花和海青来说一点儿区别也没有。他们不会认为这桩事里有任何是非，需要我急赤白脸地拉着他们来澄清。假如我冲出去喊冤：你们瞎了眼，看错人了——我和里昂根本不想做爱！他们会眨巴着眼，莫名其妙地回我：那就不做好了，不做爱又不会在我们这里讨到表扬。
那将是很蠢很蠢的一个场面。他们只会觉得我这人很费事、很莫名其妙甚至很虚伪。
我慢慢走回床边。动手去解外衣的纽扣，眼睛瞄一下里昂。他眉头轻微锁着，一缕长头发披挂在面颊上，他醒着时显得宁静——一种对什么都不抱希望的宁静，而他熟睡时却像对什么都有轻微的不满。他嘴唇抿得很紧，嘴角用着一股力，我觉得他在紧咬牙关，在忍受一丝不碍事却也不消散的疼痛。我浑身一哆嗦，猛地抽回目光：怎么会这样有兴致地去看一个睡熟的男性？这样长时间地观察他是因为他的睡相特有魅力？
我轻手轻脚进入睡袋，还是惊动了他。他翻了个身，给了我一个后脑勺。他的头发真好，可惜不属于一个女孩。而他是有那么一点儿像女孩的……我再次一哆嗦：怎么又琢磨起他来了？难道一个后脑勺也惹出我这般抒情这般感叹？原本没有特殊意义的睡觉，我却凭空找出特殊意义来了。我还喊冤？！
里昂在翻身时，右边的肩头露在了外面。是个单薄却形状不错的肩膀，王阿花曾在那上面依偎过，伏在那上面流过泪，说过山盟海誓的话。然后，她把自己从这单薄的肩头撕扯开来，让它此刻孤单单地耸在这里。我及时逮住自己伸出的手，那手正伸出去要替他把被子掩严实。我向自己讨饶：没别的意思啊，就是怕他着凉，我是替王阿花做这个动作。这个温情似水的动作属于王阿花纤细、洁白的手。即便我替他掩了掩被子，又有什么了不得？我年长于他，他在睡熟时显得格外年轻。
我发现自己将右手搁在面颊上，指尖蹭到了他的体温，他的体嗅，他那非物质的一部分。我突然感到惊惧：我的心真的很不老实，它那么渴望去闯祸。这个男性在四小时之前还不存在，而现在我在他的呼吸里，在他的体温旁想入非非。
是因为我喜欢上了王阿花的缘故吗？是我借喜爱王阿花来喜爱他吗？还是我通过他去喜爱王阿花？他和王阿花接吻时一定是美丽的，花儿与少年般的美丽。王阿花和他做爱的时候会怎样？一定也很美，非常的鸳鸯蝴蝶。他和王阿花非常相配，不是吗？有相似的单薄和清俊。
我心里的不好受不知是羡慕还是妒忌。
他们中间谁闯了祸，中断了一场优美的爱情?
“优美”，这个词的选用很令我满意。世上的确有不多的优美事物。同这个里昂恋爱，一定是桩优美的事。
我闭上眼，睡意却已云消雾散。我感到王阿花悄没声地撩开门帘，迟疑地走进来，走到灯前，悄没声地继续画她的灯罩。我甚至感到她朝床这边转过脸，长久地凝视并排躺着的里昂和这个中国女子，她对王阿花来说，暂时还相当神秘。我感到她叹了口气，早熟的一个长叹，同时悲悯地看着这对中国男女，毕竟是一对黄孩子啊——她希望他们俩好好做伴，长远也好，短暂也好。
我感到王阿花的目光照着昏暗中躺着的中国女人。她躺在里昂身边，像沤烂得仅剩细腻的神经网络的两片白杨叶。她会好好做里昂的伴吗？这个中国女人，她的亚洲黑发千篇一律地披在背后，她细弱的亚洲脖子，基本没有弧度的亚洲胸部，都罢了，只要她能好好做里昂的伴。
我最后的感觉，是王阿花用一块深色的毛巾围住台灯，把光聚成一小团，让光之外的亚洲男女睡得更踏实些。
“你的父亲，是个老资格共产党员？”
“是的。”我答得这么痛快，你的揭露完全失去了意义。
我面前的脑袋埋下来，又去阅读那份表格。我看出他其实早已不在读了，或者早已停止读进任何词句。我一礼拜前填写的这份表格，那上面项目琐细，包括在世的九族不在世的三代。
“他是一九三八年加入共产党的，是吗？”
“是的。”
“动机？”
“抗日。”还有其它动机，比如马克思主义，我跟你讲这些不是瞎耽误工夫。
脑袋秃到最狼狈的时候，索性剃光，或大大方方地随它去——别这样一丝一缕，从右边牵拉到左边，像捉襟见肘盖的草屋顶——会气派大些。不然尽管他庞大，仍是个小公务员。
脑袋慢慢变换角度，最终，那块由稀疏的浅黄头发遮盖的朦胧秃顶退出了画面。取而代之的，是张粉红的、慈眉善目的大脸。我按和理查·福茨约好的时间来到第四号审讯室，这张面积可观的新面孔已等在这里，只告诉我理查临时有急事，和我的交谈便由他来继续。他说他对这个案情不熟，只好和我从头来。我问从什么头来，他说就是把理查·福茨问的再问一遍。他有一种能力不够的样子，反应也跟不上，因而他每问一句话都留给自己相当长的时间去反应。
“对不起，我不会中文，只能劳你驾讲英文了。你介意吗？”
“不介意。”我有什么选择。
“你的英文不错。”
“哪里。”
“比我的中文好多了，哈哈哈！”
“哈哈哈！”一点儿也不可乐。你误认为自己是个幽默的人，这点比较惨。
他和理查太不一回事了。理查英俊、干练，打起人来肯定特别酷，特别干净漂亮。理查可以去电影里做007，而我面前这个面积、体积都可观的人可以去做许多其他角色，比如传达室的看门老头，办公室主任，退休活动中心的管理人员，宠物商店的售货员，嘴不停地对猫、狗或鸟、鱼说：“你可真淘。”
“你父亲为什么——在什么动机下，参加共产党的？”
“……动机？你刚才问过这个问题吗？”
“你看，我原来是驾驶飞机的。十五年前，美国的犯罪率上升。我的表弟在大街上挨了枪弹。他刚刚大学毕业，全人类都轮下来也该是最后一个轮到他去挨枪弹。我想，时候到了，是站出来保护无辜公民的时候了。我就放弃了我最热爱的行当——飞行。你看我的动机明确单纯，是不是？”
“是的。”你这张大脸五十来岁了仍看上去单纯无比。
“所以，你认为是什么给了你父亲一下子，把他推进了共产党？”
“他也有个表弟挨了枪弹，是日本人的枪弹。”没办法，我只能给你一个你能接受的逻辑。
“噢，我说呢。”他的理解能力一下子就大大增强，“我原先以为是洗脑的结果。一些漂亮的主义很容易给年轻人洗脑。你父亲参加共产党的时候，共产党在美国也正是时髦的时候。”
“我父亲不爱赶时髦。”我父亲一生中赶的惟一一次时髦就是娶了我的母亲。那时候老革命们遗弃乡下老婆，娶城市女学生是个大时髦。
“你父亲是一九三七年参加共产党的，没错吧？”
“正确。”你果然迟钝，记性也差劲。
“那个时期，共产主义在美国、加拿大非常时髦！”
“噢。”在美国时髦就能证明它在中国也时髦吗？就能证明你逮着了我父亲赶时髦的把柄？
“时髦的主义都显得漂亮，而漂亮的思潮容易成为时髦！”
“噢。”你瞎激动什么？
“你看！”
“嗯？”看什么？
我们的交流没有完全畅通，这主要是他不好。他很想证实他知识面不窄，思辨性不差，因此就使我们的沟通出了毛病。毛病究竟出在哪里，他无望弄清。我呢，我脑筋比他好些，但我看到我们跑题已跑得太远，一时也扭转不回来，只好随它去。跑题对我没什么不利。
他却微微一笑，他没觉得跑题。他的微笑是认为我终于露出了狐狸尾巴，终于中了他的暗算。我想他的智力真该大大加强。他笑着，得意扬扬地轻轻点头，认为一切都在很好的进展中。他和我这段东拉西扯给录在磁带上，让理查一听，准会骂起来：操！这俩人胡扯到哪儿去了?而他却认为自己又博学又机智，句句提问都得到最理想的收效。对话的错位让我伤脑筋地对他一笑。我怀疑特务福茨此刻也发出一模一样的伤脑筋的笑容。他很可能在四号审讯室附近的某处，监听我们正在进行的胡扯。
“你父亲当时十六岁。让我们来看看——对，十六岁。十六岁的一个孩子，常是漂亮的主义的牺牲品。比如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维特式的漂亮的忧郁，让日本一大批青年自杀。一些漂亮而新颖的思潮，像弗洛伊德在二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三四十年代，萨特存在主义在六七十年代，哇！纽约大街上，咖啡馆，好莱坞的大小聚会上，年轻人醉倒在这些思潮里！芝加哥在六七十年代，有十来家咖啡馆叫‘无出路咖啡馆’。正像你们中国，三代人醉倒在你们的红色梦想里！”
“你去过中国吗？”你肯定没去过。
“啊，我几次想去……”
“结果呢？”结果一打听飞机票价，算了。你们这些高尚的特务们据说薪水不怎么样，让你们舍生忘死的是你们高尚的动机。就像你刚才说的：无辜的表弟中弹倒下。全人类都轮下来也轮不上没招谁没惹谁的表弟，全人类无辜者的表弟。
“种种原因吧。不过我相信我肯定会去中国的。”
“我也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