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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出路的咖啡馆》 第五章

作品:无出路的咖啡馆 作者:严歌苓 字数: 下载本书  举报本章节错误/更新太慢

    “没去过中国的人在美国占绝大多数。但他们非常为中国操心。我就非常担心中国的事,包括你们计划生育的全国大运动。了不得!我完全能够想象你父亲的热忱。”

    “我父亲没有参加计划生育。”

    “当然,当然。”

    当然什么?我父亲当然是天然的计划生育,荷尔蒙减退,尿频起来,我母亲停止了和他做爱。

    “你父亲,作为一个十六岁的年轻知识分子,会怎样醉倒在一个漂亮的主义里。”

    “等一等,我父亲不是知识分子。”

    “怎么会?!”

    “事实就这样。他在十六岁之前一个字也不识。”

    他受了挫折,愣着,两眼一片空白。脑子里是更大的空白。

    “不管怎么说,对一个十六岁的少年来说,你要他挑,他一定挑马克思主义,你说呢?”

    “可能吧。”十六岁的父亲不知道马克思是谁。不过我懒得跟你讲清楚。

    “三四十年代的美国,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同情共产主义。好莱坞的艺术家,不同情共产主义就是缺乏人性,缺乏人的根本良知、缺乏艺术独创性。中国的三十年代,你父亲至少是同情共产主义的。对吧?”

    “嗯。”是共产主义同情我父亲。不过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

    我看一眼手表,还有三十分钟到五点。不知他是不是个按时上下班的人。

    他看见我看表,脸上出现“别为我操心”的温和表情。

    “没关系,我不急着下班。”他说,他倒慷慨,“我还是第一次和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交谈。我曾经学过两个月的中文。我的中文老师三十年前从台湾来。他对中国内地的认识比较书本化。”他也意识到自己的上下文有点乱,言归正传地说:“我肯定你父亲是个浪漫的人。他浪漫吗?”他见我犹豫地点点头,劲头又大起来:“也许中文里浪漫的定义和英文不完全一样——别去管它。关键是,你父亲在十六岁这样蒙昧的年纪,很难把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区别开来。”

    “那您是怎么区别的?”

    “区别什么?”

    “您刚才说,我父亲的问题,是把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弄混了……”

    “你看,我就知道他把它们弄混了。”他的得意在大脸蛋上发着红光。“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正如美国那些跟你父亲同代的知识分子,把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混得一塌糊涂……”

    “等等,我不记得我是否对你说过,我父亲是知识分子……”

    “你听我说,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在美国大多数是知识分子”

    “不过我父亲不是……”

    “能让我把句子结束吗?”

    “对不起……”

    “没关系。”他定了定神,说,“要不你先说?”

    “您先请。”

    “还是你请。”

    “是您在审讯我呀。”

    “不不不,别叫它审讯,就是一般性地了解情况。咱们彼此了解嘛!来来来,你先请。”

    我又一次看看表。这人要是那种披星戴月的工作狂,我又得搭出去一小时工钱。

    “我的父亲十六岁参加了八路军。不久国、共就合作了,把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队伍统一整编,为了抗日救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不是以信仰划分敌、我。因此,我父亲参加共产党的队伍,不是因为他已接受了共产主义教育。我的英文,您还凑合能听懂吧?”

    “不凑合,不凑合。”

    “后来我父亲学了文化。在全中国解放的时候,他已经有高中毕业文化水平。”

    “高中毕业当部长,我料定你父亲一定是个很精彩的人!”

    “谢谢您。”

    “哪里。”

    “那个时候新的政权很缺人才,我父亲又去夜校读大学课程。两年后他调任到另一个省份,大学只好搁下了。”

    “很可惜。不过不管怎么样,你父亲都是个精彩的人。十六岁能做那样大的选择——我儿子十九岁了,连大学主修都选择不了!而且从你身上,我完全可以推断你有个多么精彩的父亲。”

    “谢谢!”

    精彩的是我母亲,一个乡绅小妾的女儿,挎一个小包袱,里面有十块大洋和两身旗袍,赤手空拳进了城,什么本事也不凭,只凭年轻,凭她牢牢记住自己是个女人,而女人最大的成功是攻占一个本事大的男人。我的母亲脑筋清楚,每一项选择都不和小儿小女的两情相悦弄混。她轻蔑那些被你亲我爱的事弄得不可开交的少女们;那些和她同龄的女子是永远不识好歹,不识时务的混虫。母亲在我十四岁情窦初开时这样教导我:什么叫头发长、见识短?她们那些混虫就是头发长、见识短;胸无大志,百无一用。她说:“你将来要那样没抱负,我可白养了你。”于是她一撒,把我放飞了,飞到这举目无亲的陌生国度,包袱里一样是几身衣裳和一点可怜的钱。在机场海关,我回头看身姿依旧的母亲,她眼里一道狠狠的光:丫头,看你的了!

    “我敢说,我读过的有关中国的书比你还多……”

    原来这期间他一直没停嘴。我在走神的时候往往让人误认为特别专注。

    “你看上去像是对中国颇有研究的人。”

    “不是看上去,是事实上。”

    他抿嘴笑笑,自得和自负使他阔大的脸蛋孩子气起来。

    “你知道吗?”他突然放低声音说:“我也是一个严重的浪漫主义者。我在十六岁的时候,一定比你父亲浪漫得还严重。”他认为他交待了一项难以启齿的秘密。这下该我拿同样的秘密去等换。

    我不敢看他,突然的亲近让我难为情。为他难为情:一把岁数了,还要做如此表演。

    “你父亲当初参加共产党的动机,应该很明显。”

    “噢。”

    “你非常了解你的父亲吗?共产党的高级官员对我来说,很神秘。”

    “他八十年代就停止做高级官员了。”

    “那他做什么了呢?”

    我耸耸肩。他花费许多时间和我母亲吵架。剩余的时间他闭目养神,认识到我母亲当年的野心。母亲替他铺好纸,拿来笔,叫他不要空谈而是一笔一画把他的回忆录写下来。他一副绝不再上当的样子,把手拼命往身后藏。他看透了母亲,她让他写回忆录,是实现她最终对于他的野心。母亲每在此时便冷冷一笑。说:“我就知道你写不出来。什么自修大学呀,什么背了两千俄语单词啊,什么文化素养好的领导干部啊——狗屁。”这是母亲最灵验的一手,这句话一出她的口,父亲一定痛不欲生地叫喊:“老子写给你看看!”

    “你真有把握很了解你的父亲?”

    “他是一个很好的父亲。”他除了做父亲,做其它任何事都很像样。他给几家小馆子题的字,也还不丢人。

    “他和你谈到他自己吗?比如他的青年时代,比如他怎样做一个副省长?”

    “他从不谈自己。”我父亲什么都不瞒我。他需要我帮他去招架母亲。因而对我的坦诚是他惟一的出路。他说到他丢弃了一个乡下老婆。那是个一点儿都不打男人主意的老实女人,男人就是去讨饭,她也安安稳稳做他的女人;男人顶戴花翎,她还照样推磨纳鞋底,她手里拿着鞋底,把父亲送到村口,看父亲挎着盒子枪一骗腿儿上了枣红马,才说:“哟,忘嘞,给你收的烟叶子!”父亲的马已经小跑起来,她追着喊:“你等等,我回去给你拿烟叶子……”父亲头也没回。父亲两行老泪慢慢淌下来,说:“打那时候起,我头就没回过。她那时候不晓得我心里已经有另外一个女人,不是你妈,你妈那时还不知在哪里,我心里的是一个下级的老婆。我那下级牺牲了。”

    父亲对他最小的女儿彻底坦白,把一切都交给女儿去处置。正是这一点使他失败;做一个父亲,在我这儿,他是完全的失败。他不知道一个父亲是靠许多假象来建树好形象的;父亲就该是假象,而他的儿女们都要为这个假象付出她们对男性最初的敬爱。不然我们要拿我们生就的这份敬爱怎么办呢?

    我第八次看手表时,已经六点过十五分。餐馆的规定是十五分钟的迟到就罚一小时工钱。一小时是五元钱。离还清房租的目标,我又增添了五元钱的渺茫。

    星期三半夜我从餐馆回到牧师家里,看见我卧室门口放着一个信封,上面是安德烈的笔迹。我抬起信封,感觉它的分量,一张机票的分量。

    星期五我上完五点的课就直接去了机场。飞机还有五个小时起飞,我早早地到这里是因为怕餐馆打烊后我必须乘计程车到地铁站,以免独自赶十五分钟夜路。那不是一般的夜路,据说那段路平均十米就站着或卧着一个醉鬼或乞丐。偶尔一次我独自走那段路去机场,一辆警车在我身后停下,邀请我坐进去,里面两个警察见了我就发脾气,说正是我这样的冒失者让他们操心过度,又说上月他们刚逮住个小子,朝女士亮两腿间的家伙,像我这样的亚洲女人也敢走如此夜路,简直是存心给他们添乱。所以我跟一个女工友调换了工时,一出学校就直奔地铁站。我有足够的时间在机场消磨。我走过一家家饭店,眼睛瞟过每个门口的菜单和价钱,心想,六块九角九一份的特价晚餐,你们去敲其他人的竹杠吧。我没有发现任何一家餐馆有我看得上的价位,于是便走进了书店。

    书店的女售货员正在打电话。我走到一个书架前,按字母顺序找到了我下堂课要用的两本书。书店一共有七个顾客,其中三个挤在新书摊子前,翻的都是同一本书:《来自火星的男人与来自金星的女人》。第八个顾客晃进来,售货员小姐把电话从下巴与肩膀间取下,请那人把手里的饮料搁在门外,再来碰她的书。我朝反光镜里看一眼,发现我不在她的视线范围内。我翻了一页书。嫌光线不对,又朝右侧挪两步,这样书架就把我完全挡严实了。我扭扭肩膀,活动一番脖颈,任何人看都会以为我读书读累了筋骨。在扭动脖颈的过程中,我看见四个角落空空荡荡,并没有摄像机监视我。书店里一般不设监视装置,大概因为美国人的阅读水平逐年下降,书店对书贼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果真有人热爱阅读而不惜冒险做三只手,他们有点儿损失也认了。这将是不小的代价:警方会拘留,会记录下一个坏名声,移民局会根据这个坏名声取消移民资格。

    我把一本书塞进羽绒服口袋。心里相当矛盾:要不要再来一本?那一本比这一本还厚,还是见好就收吧。售货员小姐已放了电话,帮一位顾客到我身后的书架上找书来了。我不再多想,把第二本书塞进另一个口袋。白色尼龙绸的滑溜程度相当帮忙,书滑进去一点儿障碍都没有。我抬起头,突然发现售货员小姐一双大黑眼珠正瞪着我,她说:“需要帮忙吗?”我想她可真够损的,什么节骨眼儿上还逗我玩儿,要捉要拿直接来嘛。她笑了说:“不懂英文?”我也笑笑。不笑怎么办?她说:“你是日本人?中国人?……越南人?”我心里说:随便吧。她再次莞尔一笑:“我们这儿只有英文书,抱歉。”她接下去又说了两句什么,这个笑容谦恭的印度姑娘。我什么也听不见了,只听得见自己的心跳。

    然后我走进厕所,进入马桶隔间,别上门。我穿着裤子坐在马桶圈上,等待心跳平息。饥饿这时猛烈地向我袭来。我得好好坐一会儿,定定神。我坐在马桶上从羽绒服口袋里掏出一本书,第二本却怎么也掏不出来。我奇怪当时是怎么把它搁进去的,搁得那么顺手。

    我乘的是一点钟的“红眼睛”班机,是机票最廉的一个航班。到达华盛顿是早晨四点半。机舱甬道口孤零零站着安德烈,他手上拿一枝孤零零的红玫瑰,是从投币售花机买的玫瑰,十元一枝。他还是刚被闹钟击醒的脸,看见从甬道走出的我猛地又清醒几分。我眼睛发红,一看就缺吃缺睡。安德烈判断着,笑嘻嘻问我:“不好玩吧?”我知道他指什么。

    他搂着我的双肩,眼睛机敏,向四周扫一圈。机场空旷得像个荒诞的梦境。

    我做了一路准备,本来想好一个下飞机就对安德烈讲那句话。不知怎么就错过了那股莽撞的勇敢。我知道越拖下去会越难张口,安德烈的优点会再次一一排列到我面前,我会被他的礼貌、教养、率真再次弄得溃不成军。从九月到十一月,我们见了五次面,我一次比一次清楚,安德烈的长处正在对我形成全面的包围。除了和他在“正式罗曼史”中一条道走到黑,我休想另选出路。

    早餐店刚开门,我和安德烈是第一对客人。他为我点了一盘鲜果沙拉,一份烤华夫饼加鲜奶油和枫树糖浆。他对侍应生认真交待:“鲜果里不要有不够熟的橙片,她不爱吃酸东西;咖啡稍微淡一些,她一夜没睡觉。”他稍一迟疑,改正道:“干脆,给她一杯无咖啡因的咖啡。牛奶有加乳酶的吗?……太好了,她不适应一般牛奶。”

    侍应生迅速地瞟我一眼,心想,这男人把这女人惯得够呛,惯得她讲究得不得了。安德烈为自己点了煎蛋火腿,鲜榨果汁。

    “就这些,够了吗?”侍应生问。

    “没办法呀,”安德烈对传应生微笑,耸耸肩说,“美国的早餐里面,绝大部分的花样她都不喜欢。”他笑着转向我:“我没说错吧?”他再转向侍应生:“就算她吃,也只有个小鸟胃口!”他出声地笑起来,侍应生也笑笑。他为我小心翼翼斟了杯咖啡。我突然想起餐巾,忙以优雅的手势展开它,铺在我的腿上。我心里懊恼自己的不争气:餐桌上的教养老被我忘得如此干净。

    餐布是粉红的,那种不必浆熨就一丝不苟的面料。我双手将它拎起,轻轻按了按嘴唇——这样才是和安德烈同坐一张餐桌的女子,才配这枝红玫瑰和一堆饮食上的怪癖。我在飞机上想好的与安德烈分手的话,一句一句退缩。安德烈记着我所有的饮食习惯,我的一切无道理的好恶,都被他当教条来执行。他的两只眼睛是看着他心爱的孩子的。他向外人表示他就这样娇纵这孩子的偏食、任性、无理取闹。他为他自己对这孩子无条件的娇纵而骄傲。

    安德烈合上菜单,眼睛看着我把它递还给侍应生。侍应生咕哝着“马上就好,请稍等”,人已转身走了好几步。

    我忽然说:“等一等!”

    侍应生在四五步之外站住,似乎他原本以为我不会开口却冒出一句他们的语言,他完全没料到。他说:“还要添什么别的吗?”

    我说:“把鲜果沙拉去掉,对不起。”

    安德烈问:“为什么。”

    “我想点得太多了,吃不下。”

    “你真觉得吃不下?”

    我笑着点点头。真实的原因我当然不能说,对于豪华,也容我有个适应过程。在这个季节吃南美运来的鲜果,我得调整一番肠胃。一份水果沙拉要五块钱。我一小时的劳动价值。

    我见安德烈有些怀疑,又有些扫兴,便说:“这个季节我很少吃水果。”

    “对一些水果过敏?”安德烈严肃地看着我。

    “啊,有点儿过敏。”我说。我的目光从他担忧的眼睛下溜过,和食物闹别扭是一种娇贵,我过得起敏吗?只有什么都吃得起的人才过敏。在未来的一天,安德烈和他的妻子(我,或未知的另一个女人)到朋友家做客,他立刻告诉朋友:“请别给她吃这个,她过敏;请别给她碰那个,她过敏……”实在很平常的一个女人,“过敏”使她有了特征。

    “你在笑什么?”安德烈停下优雅的刀叉姿势问我。

    我不知道我在笑。我说:“你同事的女朋友,或者他们的妻子也有对食物过敏的?”

    “当然,”他说,“我有一个女同事,我们背后叫她波拉克公主,①(即美国人对波兰人的俚称,有不敬之意。)她对绝大部分食品都过敏,一块儿出去吃饭,她就点个蔬菜沙拉。她父母阔得要死,为她从小各种过敏付很高的医疗保险。有几次她过敏过得要叫救护车!所以你要对什么过敏,千万别强迫自己吃。”

    我心想:我大概只对价钱昂贵的东西过敏。

    我心里有些愧:安德烈多么把我的一切当回事。我伸过手去,握住他搁在桌面上的手。他的夹克搭在我俩之间的一把椅子上,口袋里插着今天的报纸。他一份报通常读三部分:时事头版,运动版和幽默漫画。他读到精彩的幽默故事,会打长途电话讲给我听。我想我和他已如此知己知彼。他的手反扑了,手指用力握住我的手;我们的手指编织在一起,越编越密。所有的麻烦——便衣福茨给我的麻烦,都很值得。在这一刻,一切都很值。

    “你在想什么?”他问。

    “没在想什么。”我笑一下。

    “那你没在想什么?”他笑起来真明亮,“把你没想的告诉我吧。”

    我笑着避开他。

    “你肯定想告诉我什么事。”他说。

    “没事。”

    “我就喜欢听你的‘没事’,快把你的‘没事’讲给我听。”

    我看着他。他善良的用心我全懂。他不想把我们的见面一开头就弄得沉重。我缩回手,用餐刀削下一层雕塑般精美的奶油,涂在华夫饼上。它的表层有一个个方形的小孔,我尽量让每个小小凹处都填上奶油。烤出一层焦黄的饼一接触奶油便立刻发出折磨人的香气。奶油在迅速溶化,我却仍不慌着下刀。熬得滚热的枫树糖浆从容器里浇出一根棕色透明的线,线的一端坠入华夫饼的方形凹处。棕红和奶白渐渐溶为一体。对一个饥饿的人来说,没有比这奶油和糖浆的颜色更赏心悦目的东西了。我尽量矜持,尽量不露痕迹地咽下一大口一大口的涎水。从昨天中午到现在,我是第一次进食,似乎咀嚼和吞咽这套动作都已生疏,第一口吞咽在我食道划下伤口般清晰的轨迹。过分的饥饿使丰富的早餐不那么美味,有些残酷。丰富而残酷的早餐划开一条界线,一边是我清贫的留学生日子,另一边是未来外交官妻子的丰足。

    安德烈说:“我订了星期日晚上的芭蕾票。劳拉和我们一块儿去。她主动提出陪你去买衣服。”

    “买衣服?”

    “我想你肯定没带着看芭蕾的衣服。”

    “劳拉是谁?”

    “就是我刚才说的‘波拉克公主’。她人不错,志愿陪任何女朋友买衣服,志愿为你设计。”

    我想,两种日子的悬殊就是我食道里这条微痛,创伤如此新鲜。

    他说:“你好像不饿?”

    “还好。”

    “我记得你最爱吃华夫饼!”他说。

    优秀的未婚夫总是必须替他们心爱的女人记住她们的最爱和过敏,安德烈是个没得挑的未婚夫。

    “我不能和你们一块儿看芭蕾。”

    “你不是星期一没课吗?”

    “理查·福茨跟我约了星期一上午十点谈话。”

    “取消它。在他办公室的留言机上留言,让他改个时间跟你谈话。”

    “是审讯,安德烈。”

    “取消它,管它是什么。难道正常生活要给非正常事务让位?”

    “正常生活什么时候敢不给非正常事务让位?”我说。

    他考虑了一瞬,说:“嗯,你是对的。这些人很烦,怪不得好莱坞的电影都把他们当反派。我发现他们很乐意当反派。”

    侍应生过来为我添水,兑热咖啡。我们的话马上停住。侍应生意识到插在了我们一句私房话中间,手脚立刻加快,嘴里低声说着“对不起”。我看着侍应生的背影说:“别那么大声地讲FBI的坏话。”

    “他不懂中文。不过你刚才说的FBI,他肯定懂。”

    “你又把FBI重复了一遍。”

    安德烈和我一块儿笑出声来,那传应生猛地回过头,一见他回头,我俩更笑得响亮。我百分之九十的时间传应别人,好不容易同这墨西哥愣小子调个位置。

    跟安德烈在一块儿多好!好得让我想到那句咒语——“好景不长”。

    安德烈用叉子的齿刺破了他盘子里的煎蛋。让蛋黄流出来。他绝不用蛋黄这类益处不大的东西塞满他的胃。他甚至把火腿上的脂肪一刀一刀割下来。假如换一个人像他这么干,我一定请他把蛋黄留给我。假如把安德烈换成里昂的话。可里昂大概不舍得丢弃一只煎蛋的一半。

    “假如理查·福茨问我是什么原因要取消约会呢?”

    “很简单,你和我去看芭蕾。”

    “那不就暴露了?我们俩见了面……”

    “是见了面,不见面怎么进行正式罗曼史?”安德烈一乐。

    这时餐厅里已有了几位顾客。一个黑姑娘夹着她的孩子走到我们旁边的一桌,她抱孩子的抱法很轻松也很随便,让孩子面孔朝外地坐在她稍稍斜伸出去的胯上,她只需一条胳膊提在他腋下。她对我们笑笑,问了早安,然后坐下来。

    我说:“他们会以为我们攻守同盟。”

    “我们不见面就不能攻守同盟了?”他一手持刀一手持叉向两边一摊。

    黑姑娘这时说:“嘿,对不起,我想问问,你们讲的是哪国话。”她眼睛又大又清亮,白眼球是浅蓝色。

    “中国话。”安德烈回答她。

    “谢谢。”她说。

    “别客气。”我说。

    她有些吃惊地向我看过来。她心里奇怪,既然我会讲她的语言,何苦要把餐馆其余的人封锁在我们的对话之外?但她马上理解地一笑,我们是热恋中的男女,无时无刻地絮叨着甜蜜的废话。

    她问我:“你从中国来?”

    我说:“是啊。”

    她脸上有怜惜的神情。她心目中,中国意味着永久性的缺吃缺喝,于是我的苗条不是苗条,是骨瘦如柴,一个地道的灾民形象。她说:“欢迎你来美国。”

    我说:“谢谢。”

    她又说:“多多享受你的早餐。”

    我笑一笑:“我会的。”

    我懂她的意思。她是为我好,劝我抓紧时机,吃一顿是一顿。

    在我和她这段对话的进行过程中,她一次又一次躬下身,去捡她孩子落在地上的胶皮奶嘴,然后将它在自己的前襟上用力擦一擦,再还到孩子手里。孩子再把它扔到地上,她再去捡。

    安德烈用中国话对我悄语:“快夸夸她的孩子。”

    我马上说:“你的孩子真可爱。”

    她说:“谢谢。”

    她再次捡起奶嘴,说:“没想到我会这么近地和一个中国人坐在一块儿吃早餐。”她脸上是经历奇遇的表情。

    我笑笑:“你的孩子真可爱,简直是个天使。”

    安德烈说:“你不会别的词儿?”

    她说:“谢谢,谢谢。”她把胶皮奶嘴在衣服上蹭一蹭,塞进孩子嘴里。

    “欢迎你来华盛顿。”她说。

    “谢谢你。”我说。

    她从侍应生手里接过菜单,眼睛却仍看着我。她说:“你喜欢美国早餐吗?”

    “很喜欢。”我说。

    安德烈对她说:“对不起。”他脸转回来对着我,说:“他要问你取消谈话的原因,你就告诉他,这毫不关他的事。你来这儿看我,纯属私人的事。你是来和我约会的,约会是该反犯罪最高机构过问的吗?”

    “就说这和他无关?”

    “本来也和他无关。”

    “可是这样回答是不是故弄玄虚?”我和安德烈讨论着。黑姑娘明澈的大圆眼一会儿看我,一会儿又看安德烈,我们笑,她稍稍迟疑,马上就跟上来,笑得远比我们好。

    “什么叫故弄玄虚?”安德烈碰到中文中的成语偶尔会有点儿问题。

    我解释说:“故弄玄虚就是吊人胃口。”

    他说:“噢。”他在把这个成语仔细储藏到记忆中,“吊胃口有什么不好?我不反对人家吊我胃口。”

    我觉得他对某些中文词汇的理解还是有微妙的偏差。

    黑姑娘一直目送我们,直到我和安德烈走出她的视野,我知道她至少比我年轻十岁,但她看我的目光是长辈式的,就像年轻的牧师太太,时常对我冒出一句:“你昨夜工作到两点——喔,小可怜儿。”

    早晨我醒来,发现外面下了场大雪。一场新雪,就像早春的新绿一样好。

    安德烈还睡得很沉。我看见自己的手指轻轻触碰他曲蜷的黑发;那些弯曲都相当犟,刚弄直它,我手一松,它马上卷回去,还原它本来的模样。我看着我的手指心事重重,欲说还休。气氛如此太平温馨,谁忍心来破坏它。我想告诉他的话会血淋淋地撕坏这好气氛。从昨天早上到这时,整整二十六个钟头,我一直想告诉安德烈:别为我断送前程,这可不值。这年头的爱情该是件方便的事,而便衣福茨踌躇满志,要把它弄得极其重大,何苦陪他玩下去?对,我正是这意思,我看见福茨来劲儿就吃不消,我更吃不消你为我将付出的代价,何苦?美国是样样方便的国家,我们干嘛要找顶不方便的这桩事来做,这桩被称做“正式罗曼史”的事?是的,我就是这意思:我们拉倒吧,就此分手。这样一来、大家都松一口气,你、我,还有福茨。

    我发现自己在心里口若悬河,对着睡得踏踏实实的安德烈,满心的道理。他现在只要一睁眼,我立刻把这些话讲给他听,他一定承认我有道理,他会在我的劝导下想开,可是他就是不肯醒来。

    我翻个身,面朝窗子。外面雪停了好一阵了,沉淀的雪使四野白亮。阳光照在这个初冬的早晨,被雪多倍扩张了亮度。亮度饱胀得厉害,从卧室拉得严丝合缝的窗帘上溢出来;不是从缝隙,而是渗透密度极高的经纬,使这乳白窗帘成了白亮冬天的一部分。卧室的一切都有了柔软的白亮轮廓,像是刚刚从埃及沙漠出土、被考古者的刷子刚刚刷去最后一层细沙的物件,西班牙式的五斗橱上有一层硬币——安德烈一进卧室习惯先把口袋里的硬币掏出,扔到橱上。一把圆形沙发是供人坐在落地窗前读书的。另外一个英国式的秘书写字台,上面的花瓶和写字台一样保守。花瓶里的花是我十月底来的时候安德烈买给我的,这时全干了,是普希金讲到的那种样子:在多年后令人想到一个不完整的浪漫往事的那种样子。

    但愿一切都在眨眼间过去,一步跨入未来。从未来回头,来看这个初雪的早晨,这束干花,是不是像此刻这样事关重大?这个无从说起,辗转反侧的时刻还会显得折磨人吗?可能不会,可能像是任何时刻一样,无足轻重,可以被错过去,过度到普希金所隐喻的那种晚年:意外地在一本书里发现一些干花,淡淡地回想起它是一个浪漫事件留下来的,那事件究竟是怎么个前前后后,全不清楚了,隐约记得它在当时显得致命。然而普希金对晚年有什么发言权呢?他又没等得及晚年,就让致命的致了命。

    我看见乳汁一样的光线中,安德烈沉睡的面容。他这些天一定没睡好。其实他相当紧张,对于FBI搅进我的生活,他表现出的嘻哈态度,是为了宽我的心,实质上他非常不安;我和他出门散步,吃馆子,游荡各个博物馆,他一刻不停地在注意身前身后。他对我究竟是谁没有完全的把握。对于我的父亲到底干过什么,他也觉得心里无底。他没有彻底信赖我。因为假如我像我自述得那样简单,FBI真的会吃饱了撑的,如此兴师动众?

    我轻手轻脚地起床,走到楼下。打开客厅的百叶窗,外面果然白亮得让我睁不开眼。四周一点儿声音也没有,一切都还在星期日的大懒觉里。我在壁炉前的沙发上坐下来,无所事事原来很舒服。安德烈·戴维斯的妻子会在这样的早晨坐在长沙发上看报或看账单,或者全心全意地无所事事,就坐在我现在的位置上,那是个感到幸运、惜福、感恩的女子,为此刻能在窗内而不是在窗外而感恩。那个安详的、穿着厚实柔软的洁白毛巾浴袍的主妇会是谁?

    会是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