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是有故事的。
过去的那个故事并不被太多人知道，尽管人们都在传说，都在猜测，可传说与猜测离真相太远。
路波用一生的岁月，瞒住了真相，裹住了事实。岁月只漏下一些碎片，那些尖利的碎片，戳痛了无数人的心。
现在，让真相出来吧。
路波唤做妈的这个老妇人，并不是路波的母亲，她叫白霓。八十多年前，白霓出生在河南一个小镇，祖上算得上是富裕人家，书香门第。后来白霓考进上海一家女子师范学校，再后来，她跟另一家学院的老师程南堰相识相爱，两颗心在那个久远的年代浪漫地结合在了一起。每每想起那段时光，白霓眼里就会泛出少女的春潮，她不止一次跟路波讲，那个年代多祥和呀，日子充满了殷实的味道，他作画，我念书。白霓上师范时念的是法语，后来又学了英语，再后来，因为革命需要，白霓自学了俄语。对那个时代的女子，一气能拿下三门外语，是多么的了不得。所以在邻居还有家人眼里，白霓算是大才女。可白霓从来不觉得，她说，要论才，我连南堰一半都不及啊，这辈子我只能当他的影子，不过我开心。“开心”两个字从白霓嘴里说出来，特别的有味道，说时她的脸一定泛着红，两只美丽的眼里涌着淡蓝色的潮水，那是幸福的另一种颜色。俊俏的脸上燃烧着对未来生活的期盼，对美好日子的期盼。是的，那时候的白霓是幸福的，浓烈而炽热的爱情，关心她疼爱她的丈夫，自己心爱的事业。后来他们有了女儿，日子一下饱满得不能再饱满了。
他们的女儿叫程雪衣。
路波认识白霓夫妇的时候，雪衣已经过了十八岁，高中毕业，袅袅婷婷的个子，一条长辫子甩在身后，见人先是笑，然后主动迎上去，张开好看的嘴巴，露出雪白的牙齿说：“我叫程雪衣，上海来的，以后不走了，就在你们龙山县工作，你欢迎不？”
路波那时二十出头，参加工作已有三年光景，平日不大爱说话的他，在程雪衣面前，竟然意外地话多起来，后来简直就变成了话痨。
“欢迎，欢迎。”他喜笑颜开地说。
“那好，告诉我你叫什么？”程雪衣歪了歪脑袋，扮出调皮的样子。路波看见了程雪衣雪白的后颈，好美丽，那里有一颗黑痣。
“我叫路波，社会主义道路的路，波浪滚滚的波。”路波回答得十分认真。
“太啰唆了，你不会是一个不懂得节俭的人吧，我给你纠正一下，你应该这么回答，我叫路波，道路的路，波涛的波。”说着话，程雪衣咯咯笑起来。她的笑，有一种山泉的味道。路波被感染，紧着就说：“对，对，还是你说的简练。”
“那好，我们以后就是朋友了。对了，我是学舞蹈的，明天要去你们歌剧团跳舞，你呢，做什么工作？”程雪衣大方地伸出手来，要跟路波握，路波没敢，手都已经伸了出来，又拘谨地缩回去。
“我是打井队的，工人。”
“工人阶级好呀，觉悟高。”正要兴奋，眉头一皱又问，“打井队是干什么工作的？”
“就是打机井，抽水。”路波比画半天，程雪衣还是不明白，一双眼睛满是好奇，“要不改天带我去看吧，我还从没见过打井呢？”
路波这次没敢痛快地答应，打井那活儿可不是乱让人看的，再说这活也实在没什么看的，况且他们有个忌讳，真要打井时，女同胞是不许到井前的。
“怎么，不乐意啊？”初次见面的程雪衣非常大方，语气更有点咄咄逼人。看着路波嗫嚅，不敢说话，她竟大声笑了起来，笑声惊动了院里的人。这些日子总有大城市的人搬进来，大家权当看新鲜，这阵见路家的小子正跟漂亮洋气穿的确良衬衫的上海女娃子大声说话，还逗女娃子笑，就有人感叹，路家这小子，平日装得文绉绉的，原来也是个胆大货啊。
路波其实很紧张，这种紧张感从那天生出，后来便跟定了他，让他一见到陌生女生头上就冒汗。不过路波那天也同时感觉到，外地人就是外地人，跟龙山小城的人完全不一样，不但洋气，而且大方得要死。路波抹了把汗，正要回答程雪衣，院里一扇门吱呀打开，探出一张美丽的脸来：“雪衣，该吃饭啦。”
那张脸就是白霓。当时路波的感觉是，他看到了两个天使。而且根本没想到，她们会是母女，简直就像是姐妹俩嘛。
“我妈叫我了，路波，改日再向你请教。”
路波终于知道，新来的这户人家姓程，男主人叫程南堰，书画家，女主人叫白霓，中学教师，他们有个漂亮的女儿，懂音乐、会跳舞、会演戏。院子里最近搬来不少外地人，不是专家就是老师，还来了一位音乐家。路波一开始对他们是不关心的，他除了打井，对外界发生的事极少关心，但这一天，路波记住了一个名字——程雪衣。
路波父亲是县水利局工程技术人员，母亲是一中老师。在县里，父母算是知识分子，但跟这些外来人比起来，就差得远了。父亲告诉他，这些人都是响应国家号召，从上海、北京等大城市来到龙山，或者更偏远的地方，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和任务，就是支援大西北。
“西北要发展了，国家政策真是好。”父亲激动不已地说。
“我们学校也来了两对夫妇，一家是上海人，一家是大连人，你说，那么好的地方，他们舍得？”母亲也显得很兴奋，不过她好像很不理解这些人，在母亲看来，这些大城市就是天堂，人怎么会跳过天堂往地狱走呢，母亲当然不明白。
“这是国家号召，你那点小农意识，看不懂的。以后啊，咱大西北会越来越好，赶上甚至超过它们。”父亲是个理想主义者，他有两个特点，一是很听党的话，更听上级的话。二是对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运动，父亲充满信心，相信明天一定会更好。
父母说话的时候，路波傻傻地站在门口，目光痴痴地望住对面。他脑子里想什么，没有人知道，反正父母所说的话，一句也没听进去。父母说了半天，忽然见儿子不搭理他们，父亲冲母亲努了下嘴，让她看自己的儿子。母亲踮着脚，悄悄来到路波身后，顺着儿子看的方向看过去，终于发现对面窗户里有个影子。母亲声音很大地问：“怎么，看上人家啦？”
路波吓了一跳，猛地转身。
“妈——”他佯装生气地喊了一声，想逃，脸却红成一片。
这一年是1964年，当年的才男俊女程南堰和白霓，已步入中年。这对中年人给路波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让路波眼前的世界一下宽广、远大，天不再是原来那个天，地不再是原来那个地。当然，心，也好像不是原来那颗心了。年轻的路波才知道，人是会改变的，一切都会改变。
路波成了程家的常客，这对来自上海的夫妇，并没嫌弃这个小城里长大的年轻人，更没嫌弃他是工人。程南堰也好，白霓也好，似乎跟路波有那种天然的亲近，每当路波去他家，白霓总是笑吟吟的，没几天，她就亲昵地唤路波“小波”。程南堰更绝，几面见下来，认定路波是个可造之才。
“这孩子就这么下去，真是可惜了，得想办法教他，让他有一颗知识的脑袋。”
“好啊，我赞成。要不你这大画家收他为徒吧。”白霓也觉得路波不能停留在目前，必须有所学，有所长。一阵鼓动之后，程南堰先是要教路波作画，煞有介事地为路波置办了笔砚，还在自己家里给路波支了一张写字画画的桌子。后来见路波缺少这方面天赋，怕耽搁，又心血来潮，让路波跟白霓学外语，找来一堆书，逼路波每天早五点起床，站在院落里背单词。折腾来折腾去，路波还在原处，并不见哪方面有他们期望的那种长劲，夫妇俩没气馁，商量一番后，道：“不折腾了，你还是老老实实学水利吧，我给你找最好的老师。”
人总是要有方向的，这方向一半来自于先天，也就是程南堰特别强调的天赋。另一半，来自于后天的发现。
路波跟水的结缘，就这样开始。时光飞逝，转眼两年过去，路波由当初的打井工人变为水利局干部，这得益于程南堰，他给路波找的老师是上海来的水利专家，叫王之溢，当时在谷水地区农水处支边。这人在当年的分量，完全超过一个地委书记，可以这么说，当年王之溢一句话，足以改变一个小人物的命运。路波正是因为深得他的赏识，才从一名打井队抱钻头的工人，迅速成长为懂测量会绘图能对水利工程谈出个一二三四的工程技术人员。
好景不常，“文革”开始了。
要说1966年的冬天，并不是龙山最冷的冬天，虽然运动如火如荼，革命烈火席卷了全国，但在偏远的龙山，人们依然保持安静，并没有马上投身到革命的暴风雨中。这一年路波被抽调到地区农水处，跟着王之溢完成一项水利设计。这也是王之溢有意安排的，是想让路波到身边，一则解决他知识上的许多盲点，二则让他增强实战经验。这一年程雪衣也到地区文工团排演节目，为了迎接大运动，地区文工团加班加点，要上演一场大戏《烈火中的青春》。这个时候的程雪衣已经在谷水小有名气，她参加演出的两个节目《红岩》和已经赢得人们的称赞。龙山人对这个清新脱俗的女子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对她在台上字正腔圆、饱满丰沛的唱功和柔弱有力的舞姿赞不绝口，先是把她誉为飞来的小凤凰，后来又夸她是“小雪仙”。这只小凤凰被上级文工团看中，在大剧中担任重要角色，也使得路波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冬天里能担负起接送她回住处的任务。两人终于在父母视线够不着的谷水城，能漫步街头了。
爱情可能就是那个时候萌芽的，但谁都不知，它就是爱情。等意识到时，灾难已经来临。
先被揪出来的是路波的父亲。这个一向很听党的话的人，在1967年的一天，学习会上，说了一句极为反动的话。他说，不是要搞社会主义建设吗，怎么现在看上去有点乱，到处搞斗争，反而没人抓建设了？这个乱字被人抓住，那时候谁敢说“乱”啊，路波父亲偏偏说，还对那场斗争提出质疑，他被揪出来，一点也不奇怪。当时龙山县城已经不那么平静，先是龙山一中的学生出去串联，接着外地的学生也结伴来到龙山，要刮旋风。紧跟着，驻扎在龙山的部队行动了起来，部队成立了一支工宣队，这支工宣队很有名，龙山当年的革命烈火，有工宣队很大功劳。突然有一天，工宣队冲进县一中，也就是路波母亲所在的学校，将德高望重快要退休的历史老师揪了出来，这是龙山那次运动中的第一顶高帽子。有了这顶高帽子，龙山再想平静，就不那么容易了。
路波匆匆从谷水赶回龙山，跟仍在谷水的程雪衣招呼也没来及打。他的父亲出事了，父亲是因为保护水利局长而被连带进去的。当时大修水利的口号已经提了出来，但水利局长持反对意见，几次会上都表示，水利不能搞一窝蜂，要因地制宜，要统揽全局。这些言论一旦被上纲上线，就足以置人死地。等路波从谷水赶回时，父亲已被造反派押走了。
从这一天开始，路波的人生就进入了另一个阶段。等龙凤峡水库大会战那年，路波已经取代父亲，成为龙山水利系统最大的走资派。
那年的邓家英和秦继舟们只知道，路波是被下放到水库劳动改造的，他罪行累累，头上既有右派的帽子，更有保皇派的帽子。他保的皇，就是给了他知识也教会他做人原则的王之溢。造反派要斗王之溢，路波居然冲进人群，用身体护住自己的老师，手里拿把管钳，冲早已斗红了眼的造反派们说：“哪个敢动我老师，我先砸烂他的狗头！”他把造反派的头比作狗头，这下，连柳震山也保不住他了。之前柳震山刚刚保住他父母，从牛棚里把他们放了出来，暗中送往一个叫柳树屯的村子，也就是柳震山老家去改造。这下好，他又出事了。当年在邓家英们眼里，路波就是这样一个人，更复杂的路波，他们却没有看到。
复杂来自于爱情，来自于程雪衣的怕。
去水库之前，路波挨斗基本是有规律的，白天拉出去，戴上高帽子，脖子里挂上纸牌，陪斗。不管是地区还是县里，每天总有新的走资派和反动分子被拉出来，游斗是当年最最流行的形式，路波这种已经被揪出来还未关进牛棚的五类分子，就是专门陪斗的。到了晚上，造反派们要开会，要分享革命果实，路波他们就被送回家，老老实实在家里写“认罪书”。这天晚上，大约十点，路波写完了“认罪书”，正要用药水擦洗打坏了的身子，门突然被推开。路波以为是造反派夜里找上了门，吓得一把将写好的“认罪书”撕了并丢掉。路波有两种“认罪书”，一种是真正的认罪书，写了交给造反组织，一种，是他对这场运动的认识与思考，绝不能让外人看的。谁知那天来的不是造反派，暗夜里很快响出他熟悉的声音：“路波哥，快救我爸，我爸不行了。”
谁能想得到，跑来支边的一批知识分子能在那一年统统被打成右派，有的被冠以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有的被冠以臭老九。程南堰自然难以幸免，他是龙山文化系统最大的毒草，后来又说他是台湾派遣过来的特务。反正那个年代帽子是满天飞的，罪名随手可来。扣在白霓头上的帽子更可笑，说她生活糜烂，原因是院里有人揭发，这个上海来的女人天天夜里洗澡，白天还要涂个红嘴唇。揭发她的是院里四十岁的老光棍，曾因强奸妇女差点坐了牢的打井队工人陈怀发。运动开始不久，这个在打井队最让人嫌的老光棍摇身一变，成了龙山第二支造反力量“二炮司令部”的总指挥。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程南堰被造反派打坏了，打得要死了。听程雪衣说，陈怀发用脚狠踹她父亲的裆部，还用管钳猛击程南堰的头部。程南堰奄奄一息，这是路波那晚跑进程南堰家后看到的真实一幕，程南堰双手捂着裆，使劲在床上打滚，疼痛让他失去了喊叫的能力，只能用止不住的汗水回答路波。他的头上起了好几个包，左边额头仍在出血。白霓打得也不轻，竟然倒在床下，没有力气给丈夫包扎伤口……
那晚路波没将程南堰送往医院，医院那一年是不收反革命不收黑五类的，他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拿着管钳冲进陈怀发家，一管钳下去，陈怀发就发不出声了。奇怪的是，这事并没加重路波的罪行，已经自封为“二炮司令部”总司令的陈怀发，竟然对路波的“谋害”行为不敢声张，将疼痛咽到了肚里。直到若干年后，人们才知道，那天夜里路波冲陈怀发下手时，说过一句话：“敢再为非作歹，我把你打井时做的烂事坏事全揭发出来，别忘了忘水村小寡妇是怎么死的！”
那一夜路波还做了一件了不得的事，简单用土办法给程南堰包扎伤口后，将这对来支边的夫妇照顾着睡下，他将程雪衣揽在了怀里，不停地说：“不怕，有我呢，我路波这辈子只要有一口气，就不会让他们欺负你家。”
路波没做到。
路波所以在水库工地上整日阴着脸不说话，是他没做到。邓家英们以为，那年的路波，是被自己的境遇压垮了，其实不，他自己的境遇算什么呢，真正压垮他的，是这家上海人的境遇啊……
再后来，程南堰和白霓不见了。有传言说，这对夫妇被遣送回了上海。也有传言说，他们因不服改造，被另一支造反派接管了。路波当时并不知道这对夫妇到底去了哪。唯一跟他保持联系的程雪衣某个夜晚之后，也被造反派抓了起来。抓她的不是陈怀发的二炮，是另一支，这支造反派的后面站着县革委会主任马永前。他们还给程雪衣定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