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0月，查尔斯偕戴安娜前往威尔士，进行了为期3天的访问，那是戴安娜第一次以威尔士王妃的身份执行王室任务。
第一次她就表现出了非凡的才能和不同凡响之处。
面对成千上万涌上街头欢迎她的人群，戴安娜表现得那么投入，又那么自然，好像这20年来她已经做惯做熟一样。
让查尔斯惊讶的，不仅是他新婚妻子的受欢迎程度，更主要的是她与别人那么亲切地握手、交谈，却没有戴上白手套。
长长的白手套几乎是白金汉宫女性的标志。在所有的公众场合里，她们都会戴上长长的白手套，不论是冬天还是夏天。白手套是高贵，是矜持，也是距离的象征。
但是戴安娜却不管那一套，她坦然地握住无数双热情的手，渴望的手，展现迷人的微笑。她是平民的女儿，不愿与自己失去的真实生活再隔上了一层手套。那一双双手，温暖的、潮湿的、冰凉的、干燥的、柔和的、强有力的，她都坦然地握住了。
人民为之着迷，童话王妃微笑向他们走来，交谈、接触，一瞬间的微笑似乎可以抚平心中所有的沧桑。
那是他们的王妃———不戴手套的平民王妃。
戴安娜在婚姻路上坎坷10年后，重生的她又以加倍的热情投入到慈善事业。她终于明白，作为王妃，她的价值不仅在于她的花容月貌，她还可以利用自己的王妃身份，用天生的爱心抚慰那些苦恼的不幸的人们。
1988年的瑞士雪崩事故中，在竭力安慰朋友的同时，她也经历了心灵的成长。
1990年6月，王储在奇伦赛斯特打马球摔伤右臂，被送进当地一家医院。经过几周的治疗和休息，未见好转，医生建议他接受第二次手术。王储的朋友向他推荐了诺丁汉大学医院。在探望查尔斯期间，戴安娜进一步发现了自身的价值。
在看望丈夫后，她总是花些时间和其他病人在一起，特别是因车祸受伤、昏迷不醒的迪安·伍德沃德。出于天生的同情心，她曾经默默守护在他床头许久。他出院后戴安娜还去他家看望过他。
这对戴安娜来说，再自然不过了。新闻界从迪安家人手中买到这条消息后，照例大肆宣扬一番。戴安娜对新闻界的效率感到非常惊讶。
远离了那些摄像机、满面笑容的头面人物和好奇心颇强的公众，戴安娜更能自然地流露出自己的真实感情。3天前，鲍德顿村发生了一起悲剧，女主人弗雷达·希克林突发脑溢血生命垂危。在特别护理区，戴安娜从帷帐后发现，弗雷达正靠着辅助呼吸器维持生命，她的丈夫彼得焦急地紧握着妻子的手，坐在她的身旁。
从医生处得知弗雷达已处于生命中最后的时刻后，戴安娜轻声地征得彼得的同意，与他一起守护在病人旁边。她静静地也把一只手放在彼得握着他妻子的那只手上。大约两小时后，患者悄然逝去。接着戴安娜又与彼得及其继子尼尔及尼尔的未婚妻休走进一间屋子。休方才被抢救场面吓晕了，没有认出戴安娜，只是模糊地感到她像是电视上出现过的某个人。“就叫我戴安娜。”王妃说。为了缓解他们失去亲人的悲痛，戴安娜与他们聊一些日常琐事。她与休谈到日常生活、医院的规模、王储的伤势等，她还询问尼尔的林业生意。
戴安娜甚至叫贴身警卫去找一瓶杜松子酒，为彼得安心定神。彼得后来回忆道：“尽管和我们素不相识，她却能想尽办法使我们振作起来。这说明她在待人接物、处理问题方面很在行。她做了很多工作才使尼尔能冷静地对待其生母的过世。在我们要离开医院时，他和戴安娜已经像老朋友一样了。临分手时，他还上去吻了她的面颊。”
尼尔赞同他继父的观点：“她是一个非常亲切、善解人意的人，值得信赖。她理解什么是死亡，什么是悲伤。”
在尼尔和彼得准备葬礼的时刻，他们意外地收到了来自肯辛顿宫的慰问信。在这封写在专用信笺上的信中，戴安娜写道：
亲爱的彼得：
这几天，我一直想着你和尼尔。但我很难想像你们必须经历的痛苦和损失是多么巨大。
那个星期六，在医院里你们是那样的坚强。但我一直担心，你们回到家中触景伤怀之后，将会怎样去面对。
我想让你知道，我在想着你们并为你们祈祷。发生在你们身上的事，几天来一直萦绕于我的心头。但愿我能给你们一些安慰。
随信寄上我的爱和发自内心的同情!
戴安娜
这件事成了戴安娜人生中又一次成长的阶梯。长期以来，她认为自己毫无价值，除长相不错之外，对世界毫无用处。而现在她知道她可以对别人有所帮助。当人们从她的帮助中得到莫大的鼓励和安慰时，戴安娜也看到了一个新的戴安娜在向她微笑。
她发现自我价值了。她恢复了自信，勇敢地承担起一些具有挑战性的艰苦工作。她的兴趣转向卫生事业，如关心艾滋病患者等。
她不再是温莎王室中一个挂着“威尔士王妃殿下”头衔的偶像，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感情的生命，她不再是除了穿衣吃饭时尚的生活品味外，什么都不懂的无用之人，而是一个从自身痛苦经验中成长，又为其他痛苦的生命送去快乐的有用的人。
随着她兴趣的改变，她花在其他一些部门的时间减少了。在一次芭蕾舞团的执委会上，芭蕾舞团董事会责怪这位名誉团长花在芭蕾舞上的时间变少了。戴安娜镇静而坚决地回答：“生活中有些事比芭蕾舞更重要，有人正在街头死去。”
1992年1月，在伦敦寒冷的冬天里，她同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罗马天主教红衣主教巴兹尔·休姆一起，7次微服探视流浪汉收容所。巴兹尔·休姆是援助无家可归者基金会的一位赞助人。一个周末，她在该红衣主教的陪同下探访了泰晤士河南岸的一家收容所。那里都是一些无家可归的青少年，不少是因为酗酒、吸毒而被收容。他们对威尔士王妃在这样寒冷的周末晚上来访感到惊讶，有些人则提出一些挑衅性的问题。
当戴安娜与他们交谈的时候，一个酒鬼撞了进来，呆了一呆之后，嘴里嘟囔着“你好!美人儿!”这令红衣主教极为尴尬。有人让他闭嘴，但是，那酒鬼根本不愿听任何人的劝阻，反而加了一句：“我不知道她是谁，反正是个漂亮妞!”
戴安娜却没有放在心上，仍旧与那些年轻人谈天说笑。这些人尽管举止粗鲁，缺乏教养，但却给她一种比与王室人员和朝臣们在一起更自在的感觉。他们是真诚的，没有被规章制度束缚过。
她的兴趣改变了。在她还是英国王妃的时候，她和所有的王室人员一样，喜欢观看一年一度的身着盛装的骑士与那些雄健漂亮的马匹行进的壮观场面。但当她成为了戴安娜自己时，她发现那些场面何等的无聊。
1991年的皇家阿斯科特赛马会期间，5天之中她只有2天到场，其他时间则用于参加别的公益活动。她对朋友说：“我不再喜欢那些宏大的场面了，因为我感到很别扭。我更愿意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
她放下了自己的身份，毫无顾忌地投身到慈善事业中。几年以前，她总是对于自己所受到的种种赞美有种负疚感，那时她只是一个时装明星。而今日，每一句友善的话，每一个友好的举止，都会让她得到莫大的满足。在拯救别人的同时，她也拯救了自己。每次为别人做点什么，自己的生命也因此而充实丰富。
对于那些病患者和生命垂危的人，她的内心深处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帮助欲和献身精神。戴安娜曾经与一些宗教领袖，包括坎特伯雷大主教和其他牧师，讨论她内心的感受。她说：“哪里有痛苦，哪里就是我想去的地方，哪里就是我要尽全力的地方。”去医院探望病患者，对她来说，不是一种公务，而是一种满足。
1991年7月的一天，当时的美国总统夫人芭芭拉·布什与戴安娜一同探访一家医院的艾滋病病房。
在与一位病得已经起不来的患者聊天时，戴安娜给了他一个深深的拥抱，患者禁不住流下热泪，总统夫人和其他在场的人都被深深地打动。
艾滋病至今仍是绝症，其患者在现实生活中会遇到许多歧视。所有接近艾滋病患者的人，除了要克服自身对于疾病的恐惧外，还要面对旁观者的指点、艾滋病人的不信任和拒绝。关照艾滋病患者是一个极需勇气的工作。另外，必要的接触技巧也是同情心外的一大关键点。
戴安娜不是没考虑这些。但她按捺不住自己的真诚与同情，总想替这帮社会角落里的人做些什么。她期望以自己的努力去解决由艾滋病引起的种种难题。爱、同情、勇气是戴安娜努力奔走的力量之源。
她深深懂得，一旦她对一项真正艰难的事业注入热情，她便只有风雨无阻。一般的慈善工作谁都可以做，但要真正去帮助人的灵魂，为改善别人的处境作些切实的努力，去触及别人竭力避开的问题，就必须要有真诚而持之以恒的人道主义精神，甚至自我牺牲精神。
关照艾滋病人只是她工作的一方面，事实上，她对于沉沦于苦病中的毒瘾者、麻风病人、无家可归的人、受虐待的儿童，都倾注了自己的深切的同情和爱心。她为艾滋病人做那么多的工作，是因为她发现人们为艾滋病患者所做的少之又少。
她的确适合这个工作，因为她不仅有献身的勇气，也有关心体贴他人的善心。她的爱心总是能够轻轻抚摸到患者的病苦之处，哪怕是小小的不安。
对于这点，她的弟弟查理更是深刻地体会到了。
他曾经请他的一位美国朋友做刚出生的女儿凯蒂的教父，他是一位艾滋病晚期患者。从纽约到伦敦的长期飞行让他疲惫不堪，而有王室人员在场更让他局促不安。
戴安娜马上体察到他的心情，她走近他，以一种真正基督徒的方式同他攀谈。她询问他的身体状况，使他相信他可以坚持到底。她的关心无疑对他是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
她所选择的路，绝不平坦，路上多的是濒临垂危和受苦受难的人。她所要做的就是通过心与心之间的交流去抚慰受过重创的人的灵魂。她懂得他们，因为她自己也曾有过一长段灰暗的日子，经历过最痛苦的时刻。那种曾支持过自己的精神力量，现在又推动着她向前进，让她和受难的人处于同一平台上交流。
“要拯救他人，先得自己受苦。”特蕾莎修女的这句话，她越来越深刻地领会到了。经历过生命中的痛苦，她已经重生为美丽的凤凰，为每位经历着苦难的人带来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