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2月中旬，正值旧历年关，严冬酷寒。在一个干冷的清晨，从北京城朝阳门悄悄驶出一辆带篷骡车。
车上坐着两位乘客。一位约30岁，戴一副金丝边眼镜，身材魁梧，一身皮袍，手提包里装着账本，脚穿一双黑布棉鞋，看上去很像年前赶着去收债的账房先生。另一位约40岁，中等身材，前额宽阔饱满，身着长袍马褂，看上去像个东家。
骡车穿过通州，经过廊坊，直奔天津。普通的骡车，在偏僻荒凉的土地上走着，显得那么不起眼：车里坐着的，却是中国共产党创始时期的两位重要人物——被人们称为“北李南陈，两大星辰”的李大钊和陈独秀。这是李大钊第二次为帮助陈独秀逃避北洋政府军警的搜捕，冒着生命危险护送陈独秀到天津，然后坐船奔赴上海。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成为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阵地。李大钊则成为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驱者。五四运动期间，陈独秀、李大钊都在北大，一个文科学长，一个图书馆主任，都对中华民族的命运焦虑万分，日夜思考着如何将中国引向光明的前途，摆脱黑暗的军阀统治。五四运动有力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建立一个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要求摆在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面前。作为先进知识分子主帅和旗手的陈独秀和李大钊，自然担当起了这一历史的重任。
李大钊著文公开呼吁创建工人阶级政党。他指出：“中国现在自己无一个真能表现民众势力的团体。C派（指共产主义派）朋友若能成立一个强固的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那么中国彻底的大革命，或者有所依托！”他和陈独秀相约，分别在北京和上海筹备建党。
在“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同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列宁也关注着东方。为了便于同东方各国的革命力量进行联系，帮助这些国家建立共产党，1920年3月，俄共（布）中央批准建立了“俄共（布）远东局”。随后不久，俄共（布）中央与共产国际磋商，决定由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派出一个代表团前往中国。1920年4月初，俄共（布）派出的代表团到达北京。这个代表团为首的叫格里高里·纳乌莫维·维经斯基。
维经斯基同李大钊等人的谈话，特别是关于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话题，使李大钊很兴奋。他高兴地介绍维经斯基到上海同陈独秀见面。1920年4月下旬，维经斯基一行来到上海。当陈独秀知道了维经斯基的真实身份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异常密切，开始一次次会面长谈，深入讨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对中国建党的指导，加速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